与电影一起私奔-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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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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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在《寻找格林先生》的开头，引用了一句话：“凡你应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这句话取自《圣经》的“传道书”，跟下来的话是：“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贝娄没有引用后面的话，我想他是不愿将结果表明，“做事”的过程当然是寻找结果的过程。《寻找格林先生》中的主人公最终也没找到格林先生，在犹豫和无奈下他将本该交给格林先生的救济支票塞到了一个醉酒女人的手里，最后，他有点自嘲和自慰地说：“毕竟，他是可以找到的！”
看到姜文在《寻枪》结尾灵魂出窍似的灿烂笑容，我想到《寻找格林先生》最后的自嘲与自慰，当然，两者的故事和主题并无直接的联系，但其中所诠释的深意还是有共同点的。
《寻枪》对悬疑的破解是很冒险的，它与希区柯克的悬疑不同，希氏的寻找是让观众处在全知的地位，凶手的每一个举动都只是向“好人”逐渐暴露的过程，所有的细节都是在给凶手增加犯罪的根据。而《寻枪》却是让观众和片中的主人公完全一样，谁也不知枪在哪里、谁是凶手，这就在观众的心中构成了强烈的期待。一旦凶手暴露，就必须既出人意料又完全在情理之中。《寻枪》最后悬疑大白，杀人凶手竟是卖羊肉粉的小贩，尽管有必要的铺垫，也有直接的道白表明杀人的动机，但看到这里，我还是觉得很遗憾，作品的张力一下被削弱了。在采访姜文时我曾就这个问题求证，方知当初凶手的设置并非如此，但凶手设置最是敏感，主创人员为此勉为其难，谁是凶手都不好通过，最后只好让最底层的小人物去充当。整个影片拍摄中，主创者要修改剧本一个字都要得到上边批准。导演陆川和主演姜文都在访谈中谈到，他们不想回避，不想去走地下电影的路子，他们寻求一种互相谅解、理解、共同接受的可能。事实上他们的确做到了，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讲到这点，我丝毫不想去批评和抱怨陆川和姜文，相反，对他们在寻找中必要的妥协表示理解。
和寻找相近的词语是探询、搜索，在试探了众多的路径而难以走通之后，陆川和姜文找到了现在的路，虽然不是最好，但总算是可以走的，想让路变得更宽阔的方法就是不断地走。“寻枪”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寻找一条路。
思考寻找的意义，不禁想到我们的邻国伊朗。这个国家的电影和电影人杰出得有些匪夷所思，他们是在几乎雷同的极其有限的题材中去结构影片，竟能制作出缤纷灿烂的作品。几乎看他们的每一部影片我都有深深的感动，我注意到，在他们感人的作品中常常有和寻找有关的话题，实质上，他们是以极小的角度，极其简约的故事不断寻找人性中的善与真。因为这种关乎人本质意义上的最高寻求，而激起了全世界人的关注、共鸣和深深的感动。近些年，伊朗在国际影坛大放光彩的电影几乎都是关于寻找的小制作，比如《樱桃的滋味》、《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后父》、《小鞋子》和最近的《坎大哈》等等。伊朗众多杰出的电影人不仅深刻地诠释了寻找的意义，更成功地寻找到了立足本土拍出电影杰作的途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人因丢失与匮乏而去寻找，当年顾城、北岛、舒婷们的影响其实正是寻找的影响。由此观之，《寻枪》的意义不只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好看的电影，也不只是唤起了我们心灵的追问，它成功的经验和难以避免的遗憾都在提示我们，在寻找的路上如何学会妥协，并在妥协中怎样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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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微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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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的微笑》剧照
20世纪的80年代，有一首名叫《龙的传人》的歌曲曾风靡中国。据说，歌词中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凝聚了所有华人的心。稍后，有学者对此歌词提出质疑，认为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之嫌。但因曲调上口，且有“振兴中华”之功效，很少有人再去深究。但若从更广泛的角度观察，歌曲的内容却有些匪夷所思。试想，这类歌词如果让西方列强以雄赳赳、气昂昂的进行曲速度唱出来“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永永远远是上帝的传人”，中国人肯定觉得不舒服，甚至会产生“新纳粹”要卷土重来“亡我之心不死”的警觉。
民族性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让自己见红的同时也往往让他人见红。对某种宗教或国家的极端忠诚也意味着对他种宗教或国家的背叛。在人类的普遍情感中总有一些追求是共通的或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对平等、自由、博爱等等。现在我想说的是关于爱情的忠贞，这是可以跨越国界、种族、时空和语言的宝贵情感，令人回肠荡气，刻骨铭心。中国和奥地利合拍的影片《芬妮的微笑》无疑是想讴歌这种宝贵情感。
该片取材于真人真事，瓦格纳夫人18岁时追随丈夫来到中国，与她的祖国奥地利阔别长达67年之久。为了一种深挚的爱，她舍弃了祖国，舍弃了舒适富裕的生活，在贫穷落后的中国饱经战乱、饥荒和各种运动之苦，但却无怨无悔地扎根在中国。这当然是一个关于爱情与忠贞的感人故事，由此而拍成的影片也不乏煽情亮点。但这种题材的火候很难把握，搞不好就是一柄“双刃剑”，即沦入“老外热爱中国”的俗套。老外热爱中国没错，但如果非要以舍弃自己的祖国、家人等为高昂代价，那么，他或她的热爱就要承受对另一方的背叛之名。《芬妮的微笑》的主旨当然是想超越，似乎欲以爱情至上，因此，起初的剧本也得到了奥地利方面的认可，但也许是改来改去的原因，我们看到的中文影片，仍觉难逃窠臼，不尽如人意。
在影片最后，善良而朴实的老芬妮道出了她对爱和根的理解：“人是要落叶归根的，我终于知道了落叶归根不是为一个地方，而是为了一个人。”对于生命和爱情来说，把“根”寄予在一个自己最爱的人身上，无疑是一种情感的高境界，这成为这部影片最难得的声音，然而，这个声音在片中太虚太弱了。《芬妮的微笑》留给我们的思考，是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如何可信地统一。鲁迅曾在他惟一的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伤逝》中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作为一部将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它最大的缺失是将“附丽”在爱上的前提—严峻的生活大大淡化了。因为男女主角产生爱情的过程缺乏必要的细节描绘，两人的情感根基无所“附丽”，使芬妮几十年的含辛茹苦而痴心不改让人觉得不够信服。一个在家像公主一样的奥地利姑娘，只因那中国学生留着根可笑的小辫子就对他一见钟情，进而痴迷到去国离家，到遥远而陌生的落后国度去受苦吗？我相信，爱情当然是最难以理喻的事情，也毫不怀疑青年男女中的一见钟情也常常是没什么理由的。但你必须要把那“没什么理由”中的“理由”揭示出来，那超越一切的支撑点是什么揭示出来，哪怕是癫狂的、变态的、匪夷所思的。我的同事告诉我，他看过报道瓦格纳夫人和她中国丈夫真实生活的纪录片，非常感人，但看电影《芬妮的微笑》就觉得特别假。当生活的真实转化成艺术的真实时，足够的铺垫和铺排是必需的，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影片对异国情侣几十年间的相濡以沫缺少浓墨重彩的表现，把最应展开的因共度苦难而铸就的情感依恋严重轻描淡写，因为过于写意，把本来十分感人的真实故事，拍成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温馨小品。
瓦格纳夫人与中国丈夫的故事本是一个大时代中的爱情史诗，竟没有拍出史诗般的气势和令人泣下的感人效果。想想令人欷。
我们并不缺少真实的故事，缺少的是直面真实人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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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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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悲哀往往不是因它的行为有什么错误，而是它别无选择的身份。即使终日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摇尾乞怜，仍无法避免被人呵斥唾骂。好在狗不过是一个没心没肺的畜生，因此它的悲哀自己不知，因为不知即可乐在其中。有思想的人有时也会羡慕狗的这份不知的“自得”。大约在二十年前，我读到诗人郭路生的《疯狗》，那“希望成条疯狗”的呐喊，令人心潮难平。诗中写道：“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尽管人生多艰难，但当面对做人还是做狗的选择时，我们仍会选择做人，毕竟，人还是不甘于做行尸走肉，想有尊严有思想地生活，而做人的辛酸确实是狗所不知的。比如在路学长的新片《卡拉是条狗》中，“卡拉”无论如何体会不到为了这个小畜生的“生存权”，葛优、丁嘉莉们是如何地费尽心机、脸面丢尽的。片中葛优扮演的“老二”说：“我在所有人面前都觉得自己不是人，我哄着大家笑，只有卡拉哄着我笑，只有在卡拉面前我才能找到自己的尊严。”这堪称一语道破了影片的“天机”，也道出了底层小人物的悲凉。
在饱受了伪真诚的《和你在一起》、极度矫揉造作的《周渔的火车》等所谓“优秀影片”的磨难之后，我们终于盼来了一部直面惨淡人生的用心之作。
《卡拉是条狗》讲的是一家人与狗的关系，一个底层小家庭为寻回一条没有取得生存资格的小狗的努力过程。看似寻常的故事，却有着真实的近于残酷的内涵：在有钱有权的人眼中“芝麻”点大的事情，对无钱无权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天大的，甚至是无法逾越的。养狗与禁止养狗之间的冲突只是故事的一个壳，影片要揭示的是为什么养不养狗竟然给这个底层小家庭带来如此巨大的人际与经济的压力？它在引发思考的同时，让观众见识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压力。路学长的聪明之处是将人们共同感受的这种普遍压力进行了提纯，并将其赋予了典型性和难得的生动性。
影片以平实而戏剧化的寻狗，通过无权无钱的工人“老二”的眼睛，描绘了当下的真实社会情形。在剧中，那些有一搭无一搭给老二提供帮助的人，俨然一副自以为是的社会主宰者，其实他们和老二一样，遇到即使像“能不能养狗”这样的小难题也会束手无策，被人推来搡去，他们的悲哀除了无奈就是麻木，所谓社会的中坚，只是自我膨胀的虚幻。老二和他的家人在找狗，也是在苦涩无奈中固执地寻找卑微的理想。因为太卑微，就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想拉开了距离，说是一种起码的生活似乎更确切，他要找回的实质是正在失去的一点做人的乐趣。
影片没有简单地批判现实，对底层挣扎中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的同情。片中通过老二与儿子的冲突，让老二因社会地位的低下无能而丧失了作为父亲的起码权威，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隐含的双重批判让影片避免了平面，而具有了立体感。影片中有对现实的冷静观察，更有对人性的热切思考。难得的是，这一切在影片中被处理得不动声色，颇具大家风范。
影片结尾，像一张漂亮的脸上贴了一张大膏药，几行字幕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这当然是导演的无奈之举，我们理解其中的苦衷，正像我们理解“老二”的苦衷一样，它虽然多少破坏了片中所表达的真实氛围，却并不足以粉饰现实，更不能改变生活本身的严酷。
从《长大成人》到《非常夏日》，路学长都是在极度痛苦和无奈中几经修改，由于种种原因，“卡拉”在结构上也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当下状态下，它已经做得不能再好了。我想我们不要再去苛求，而应如高尔基所说“把好的方面估计得高些，帮助它生存和发展”吧！
无论如何看待影片中的人与事，也无论观感如何，我们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是“老二”甚至都是“卡拉”，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小人物永远是这个社会中最大多数的群体，忽视这个群体的所谓“关注平民”多是矫情和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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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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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宽阔的白墙，或是一张简单悬挂的大白布，因为有放映机，它们便成了银幕，便有了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最参差不齐的是观众，高高低低的椅子、板凳，使观众成了无规则的波浪，还有席地而坐或干脆站着的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露天电影场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象。在对露天电影的记忆中，不只是电影的内容，更多的是观众们在明明暗暗的光影里痴迷的面容。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十岁时在一个部队大操场上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