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2期-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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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拉阿姨伟大的计划中，小约瑟夫、卡尔文和苏菲要把她当作他们的妈妈。“叫我妈妈，”她对他们说，“妈妈。”他们都叫道。
好，下面来看看其他家庭成员，他们很轻易就组合好了，就像从百货商店里选购东西一样简单。法妮是我们雇来的厨师和管家。按照妈妈的计划，她不会说英语，但却完全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事。她跟妈妈一样体格健壮，干起活来挺卖力。除了经常在谷仓和篱笆中躲躲藏藏、假装干活的班特，我们还有一位真正干农活的农夫，他帮我们耕作那块玉米地。每周有两个早晨，一位退休的乡村女教师会来教孩子们读书、算术。
一天晚上，妈妈对我说：“我们是在经营一项诚实而美好的事业，我们的家庭也比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家庭过得更加富裕，可是，现在我们开始面临负债了。如果冬天以前，我们手头上还没有钱，唯一能用的钱就是押在孩子们身上的保险金了。”
她点亮了客厅桌子上的煤油灯，写了一张个人广告，然后读给我听：“本人寡居，希望与可靠男性共同经营一座富饶的农场，需要您的一份微薄投资。”“你觉得怎么样，厄尔？”
“挺好啊。”
她又给自己读了一遍，说道：“不行，还不够好。你得让人家听到后马上站起来，走出家门，径直去银行取钱，然后，立马搭上来伊利诺伊州拉维勒镇的火车。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几句话得好好修改一下。这样改怎么样？‘急需您！’这样好，可以显出紧迫性。难道世界上还有人不愿意自己被别人需要吗？”
“急需您——近期，一寡居女士，在上帝荫庇下的乡村里，拥有一座富饶农场。现急需一位有雄厚实力的斯堪的纳维亚男士，以相同股份，共同投资经营。”
“为什么要斯堪的纳维亚人？”
“我的绝妙计策就在这里，厄尔，因为瑞典人和挪威人刚刚移民到这里，他们在各个州最想得到的正是像我们这样的农场。但我也是想让他们了解一位女士的喜好。”
“这很好，但你提到‘有雄厚实力’是什么意思？刚移民来的挪威人怎么会明白你指的是什么呢？”
我的话让她愣了一下：“这一点提得好，厄尔，有时候，你真令我吃惊啊！”她舔了一下笔尖，“那我们就改成‘携有现金’。”
我们把这则个人广告依次登在明尼苏达州和南达科他州各个城镇的报纸上。不久，带着求婚口吻的回信开始源源不断地飞来。妈妈按回信人的姓名和收信日期分了类，确保给每位候选人充足的时间。我们总是建议他们搭乘早班列车，那时，镇上的人还没起床走动。除了干日常的活，我还得负责家庭接待工作。来访男士会被迎进客厅，妈妈会从圆盘碟中端上咖啡，约瑟夫、卡尔文、苏菲和我会坐在沙发上，听她讲述我们的家庭史，而故事结尾往往被描述成像现在这样的大团圆结局。每当此时，妈妈变得如此能言善辩，以至我和这些可怜的外国人一样，被她的谦逊所征服，而她却表现得对自己的伟大善举不以为然。他们中大部分人也没有看出她是在自我颂扬。当然，她看上去是个健壮的女人。最初的几次会面，她装扮朴素，穿一件灰色带普通褶皱的全棉连衣裙，配一条白色的腰带；她不佩戴任何首饰，只在胸前挂一条带金十字架的链子；她把头发往上梳，随意地盘在头顶。
“我是他们在人间通往天堂的梦想，”当谈到第三、第四候选人时她对我说，“看，他们站在我跟前，眺望眼前这片新土地时，眼睛里都在闪闪发亮。他们边抽着烟斗，边望着我，想象着能和我结婚的情景——谁能说我不会给他们回报呢？”
“但这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我说。
“别自命不凡了，厄尔，你没有资格说话。你能告诉我，除了在人间积极寻找通往天堂之路，还有什么通往天堂的捷径吗？我是不知道的。”
之后不久，我们在拉维勒银行的储蓄额开始令人欣喜地与日俱增。夏末的雨水正好促进了谷物的茂密生长，在我看来，这就像在我们的大丰收上，又格外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要是有什么烦心事的话，那都是因为班特这个笨蛋。愚蠢使他变得危险。最初，妈妈纵容他的嫉妒心；我能够听见他们在楼上的争吵，一边是班特暴跳如雷地嚷嚷，一边是妈妈轻声细语地宽慰，她声音轻得几乎让我听不见。但妈妈的包容并不奏效。当有一个挪威佬到达时，班特恰巧在庭院里，那儿正方便他对周围瞧个够。当他那张丑陋的脸出现在门廊的窗户旁，试图朝里面窥视时，妈妈轻晃了一下头，给了我个暗示，我立刻会意，赶紧上前拉上了遮光屏。
也许我对妈妈的恭维有些言过其实了。但她确实有能耐一面在这个男人面前卖弄风情，一面又在另一个面前装出一副寡妇的虔诚。这都取决于她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对男人独特性格的洞察力。因此，她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让男人们相信她的话。如果让我给他们一个总体的评价，我得说他们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但也算不上真正的愚蠢，只是缺少对我们语言的理解力，也没有什么鬼心眼儿。不管是动用情感手段还是正式签名，或两种手段并用，妈妈从未为自己打算过。她只考虑手边的“生意”，考虑如何通过一步步的“鼓励”，让现金一点点地流入我们的银行账户中。
班特，这个蠢家伙，居然真的以为妈妈会从这帮男人中挑选一个丈夫。他那拥有妈妈的骄傲被冒犯了。每天早上来干活时，他总是气鼓鼓的。要是妈妈碰巧忘了邀请他下午到楼上午休，那他回家时就会是这副德行了：在迈着蜷伏似的步子前往镇上之前，他准会挥舞着拳头，朝着我们的窗口大嚷大叫。
有一次，妈妈对我说：“这该死的傻瓜挺敏感，挺容易受伤的。”
也许是吧，但当妈妈跟我认真地提到这点时，我却没有相同的感受。可能那时候，我对这个零杂工的认识提升到了另外一个程度。他绝对不是个安全的家伙。显然，他从来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在于不断地改善你的现状，他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在他看来，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你将来就一直是这样的。所以，他把这些操着蹩脚英语的外国人看成篡权者，看成使他变得相形见绌的参照物。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以这些移民为榜样，考虑怎么做才能积累一定的钱，买一座属于自己的农场。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这么做的，他却偏偏不会。唯一能穿透他笨重头颅的想法就是：他缺乏连最低贱的外国佬都怀有的希望。一次，我驾着轻便马车从车站接来一个来访的外国佬。当那人走下马车时，他的方格呢西装、驷马车和赛马都表明，他是一位有着雄厚实力的人。他的到来就像突然从乌云后面降下的一道阴影，吹来的一股冷风，笼罩在可怜的班特身上，他终于明白了对他来说太晚了——一切，我的意思是说，一切都晚了。
直到最后，他一直没意识到，对其他人来说，一切也都太晚了。这再一次证明，他愚蠢得无药可救了。
现在，随着夏末雨季的结束，一切绿油油的东西都变成金灿灿的了。从草原吹来的风把土壤表面那层干枯的浮灰吹成一股股的漩涡，起起伏伏的，好似泥土海洋上的波浪。到了夜里，窗户被风吹得咯吱作响。当下第一场霜冻的时候，两个小男孩都得了哮喘。
妈妈把登在其他州报纸上的广告撤了回来，她说想喘口气，歇一歇。我不清楚我们的账目情况，但妈妈那么说，表明我们的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了。现在，我和农场上其他家庭成员都认为，这个冬天，我们大家都能好好地休息了。
不要以为我迫切期待到冬天好好休息。我现在已经因无所事事而无聊了，怎么还会期待一个更加无聊的冬天呢？
我给在芝加哥的朋友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写了一封信。我一直都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让自己感到孤独。我对她说很想她，希望不久就能回到城市生活。当我写信的时候，一股自我怜悯的情绪涌上心头，我几乎因浮现在头脑中往日生活的画面而轻声啜泣。我仿佛又看到了埃利维特呼啸的火车，剧场帐篷里炫目的灯光，听到想象中的有轨电车的声响，还有我以前工作过的屠宰场里牲畜的哞哞声。可是现在，我只想说，真希望她能给我回信啊。
我想，对这种冷清的乡村生活，孩子们跟我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们被带到这里，远离了那座比芝加哥还大的城市。看他们蜷缩在炉灶旁，把毯子拉到下巴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们以前准没经历过这么寒冷的天气。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彼此。尽管自己没得哮喘，苏菲也待在两个男孩的卧室里，在他们哮喘发作时照顾他们。夜里，她就睡在他们床旁边的扶手椅上。法妮做了麦片当早餐，还准备了正餐喝的汤。我用碟子亲自端上楼去，想和他们多说说话。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紧密相连，他们还以为，我和他们一样是被领养的、年龄较长的孤儿。但他们不怎么说话，对我出于友好的问话，他们只是简单地轻声答是或不是。答话时，他们总是用凝重的眼神盯着我看。我可不喜欢这样。我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也都是些精明的小家伙，比如说，他们知道在班特喝酒时，离他远远的；但在他头脑清醒时，他们又像小尾巴似的，跟在他屁股后面。一天，我去马厩拴马时，发现他们在那里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看来，他们也有不健康的好奇心啊。两个男孩中那个矮点、黑点的叫约瑟夫，关于他，可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一次，他在庭院里发现一块男式怀表和表链。我对他说那是我的，可他说不是。“不是我的，是谁的？”“反正我知道，那肯定不是你的。”他说。最后，他还是把那块怀表和表链交给了我。把事情搞大了可不是件明智的事，所以我当时就没跟他计较。但我可忘不了这事儿。
再也找不到像妈妈和我这么精明审慎、考虑周全、尽可能全方面地考虑别人感受的人了。但我相信，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能使他们洞察一些事情，即使他们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小时候，我肯定也有这种感受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便离我而去了。这也许是孩子们独有的特点，一直陪伴到他们逐渐长大成人。
但我可不想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我思量着那种感受也许是我在遥远的街角，与充斥其中的陌生人发生着某种宿命关联时，是我在平坦宽广的田野里，当空旷感足以在任何人心中引发对大自然洁身自好、漠视一切的体认时，曾经重重放下的。否则，我现在肯定会表现得跟孩子们一样了。
十二月里寒冷刺骨的一天，我到镇上的邮局取包裹。我们不得不写信到芝加哥订购一些从本地商人那儿买不到的东西。包裹是到了，还有一封写给我的信，是我的朋友温妮弗雷德？泽文斯卡写来的。
温妮弗雷德的信让我不禁微笑起来。她的字写得又瘦又小，皮包骨头似的，字母也没有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向下面倾斜的方向，上下来回跳动着，似乎她的一些形体特点也在这张信纸上表达出来了。我猜她肯定是在面包房里写的信，因为信的褶皱处有一些糖沫。
收到我的信，知道了我现在在何处，她很兴奋。她本来以为我已经把她忘了。她说很想念我，现在的工作让她觉得枯燥无味。她已经攒了钱，并暗示我，她想把钱花在一些有趣的事上，比如说，买一张火车票。我头脑中又浮现出了温妮弗雷德斜着眼看我的神情，几乎感受到她把手伸进我的衬衫，以她喜欢的方式，感受我的心跳。
但在信的第二页上，她说，我也许会对以前邻居的消息感兴趣。据她说，将会有另外一番调查，或许，对同一个人要重新开棺验尸。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指的是医生，妈妈在芝加哥的丈夫。医生的亲戚要求重新开棺验尸。警察挨家挨户地调查，当调查到她家时，她从警察那儿了解到这些。警察正试图查出妈妈和我的去向。
“我当时还没接到你的信，”温妮弗雷德说，“所以我也不用撒谎说不知道你的行踪。”
我赶紧飞奔回家。为什么温妮弗雷德觉得，要是她当时知道我们的行踪，就不得不撒谎？难道她也相信那些关于我们的不好的传言？难道她也和其他人一样？我本以为她会与众不同呢！我对她很失望，甚至突然有些恼火。
看了温妮弗雷德的信，妈妈的看法有些不同。“厄尔，你的泽文斯卡小姐是我们的朋友。她为你做的，远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