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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阳光西海岸-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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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听,无时无刻不戴着耳机听广播和英语磁带。一天,唐太太对我说:“刘先生,
我看见你走路时也戴着耳机,很危险。汽车拐弯时你注意力不在街道上容易出车祸。”
她告诉我,住在我对门那间屋里的关先生以前在成人夜校学英语。我心想我哪有多
余的钱付学费,嘴里却说:“成人学校学英语一个月交多少学费?”唐太太说:“
听关先生说是免费的。”我不相信,追问道:“学校哪有不要钱的,你听错了吧?
学校在哪儿?”唐太太摇摇头:“我不知道那么多,你去问问关先生。”

    搬来快一个月了,我还没与关先生打过照面,只是常常晚上很晚听到洗手间放
水洗澡的声音。听说他以前在国内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到美国来开公司,不到半
年钱都赔进去了,只好把公司关了,去餐馆打工。那天晚上我等到半夜,等关先生
从餐馆收工回来,我向他问了成人英语学校的事。第二天晚上我便乘车去了阿尔罕
布拉市高中校园报名。

    进了成人学校英文班,我的生活节律完全变了。每天下午下班后,我改乘途经
缅因街的巴士到阿尔罕布拉市图书馆下车,步行几分钟去高中成人学校。三个半小
时的课程完了,再到大西洋路搭乘巴士回到蒙特利公园市的住处。每天到家时已经
是晚上十一点多钟,做好晚饭,已是关先生回家的时候。偶尔他驻足在厨房片刻与
我聊上几句,他问我:“找到成人学校没有?”我说:“已经上课几天了。等巴士
的时间太长,晚上巴士班次少,一小时才有一趟。碰上巴士刚走,在停车站等的时
间比走路回来还长,昨晚我走回来只花了四十多分钟。”关先生说:“走路危险,
带二十块钱放包里,流浪汉找你讨钱时,把钱给他。”我开玩笑说:“二十块钱不
够怎么办?”他认真地说:“把手表给他,再问你要,你就把上衣脱给他,保条命。”
我说:“给二十块钱加上手表足够我买一辆自行车啦!”他说:“你是应该去买部
自行车,安全也节省时间。”

    我真的下狠心买了一部旧自行车。最初我考虑骑自行车去上班,一个月可以省
下二十多块车票钱,两个月时间就可以把买车的钱挣回来。但我只骑车上了一天班
便放弃了。从住地骑到总医院,路上需要一个多小时,下班后赶不上英语课。于是
我改变了主意,自行车成了我每周往返成人学校的交通工具。

    一天晚上,我下完课,骑上自行车朝着家的方向骑去。昏黄的路灯下人影憧憧,
我沿着高中院墙外的人行道骑着车,这个区域是阿尔罕布拉市最安全的地方。高中
对面是市政府和警察局,过了街口那幢高大的深色建筑是法院,法院后面有一个很
大的停车场。我脑子里转着:如此大的法院和停车场不知每天有多少人因为鸡毛蒜
皮的小事在这里耗上半天时间。我正想加快速度骑过交通路口骑往人迹稀少的对街,
忽然一阵刺耳的警车鸣笛声从不远的地方响起。在第二大街上慢慢移动的小汽车都
纷纷停了下来,腾出道让警车通过。警车突然鸣笛一定有紧急事件,我也踩住刹车
跨在自行车上等待警车笛声由远而近从身旁经过。

    警车驶进了前面路口,在附近放慢车速。警笛鬼哭狼嚎般响着,撕破了平静的
夜空。一道强光从警车顶部射出来,把我周围的街道和高中院墙照得惨白。警车顶
部一排红黄蓝三色灯光随着警笛嘶鸣声疯狂而有节奏地来回串动着。我愣在路口,
不知周围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看见一个黑人警察从摇下的车窗口拿着喊话器对着我
这边叫唤。我听不清楚他在叫喊什么,我转过头看看周围,附近除了一两个下课后
走路回家的年轻人外,没有其他人。我恐惧起来:这个警察究竟在对谁嚷呢?或许
他们在追捕躲在附近的杀人犯?罪犯狗急跳墙时会不会猛地从我身旁的某个地方闪
出来,用枪顶着我的脑袋抓我当人质?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想到这,
我骑上车准备离开。突然,那位黑人警察从车子里钻了出来,对着我大吼:“站住!”
他身材高大,穿着绷得紧紧的藏青色的警服,剃着短平头,样子很凶。他腰间配戴
着手枪、警棍、对讲机,与他身后两头乌黑发亮中间雪白的警车,让人感到威严不
可侵犯且极具攻击性。我呆住了:难道他是来抓我的?我犯了什么罪?

    警察向我走过来,朝我喊道:“下车!原地不动把手放在头上,背朝向我。”
面对突如其来的喝叫,我吓懵了,一松手,没有支脚的自行车“咚”的一声倒在地
上。此刻我无法设想发生了什么事,脑袋里完全是一片空白,空白得像一幅放完影
片后被电影放映机聚光镜的强光照射得通白的屏幕一样。我本能地转过背,举起双
手抱住头,毫无反抗地顺从警察的命令站在原地,犹如一个待毙的囚犯等待着背后
“叭”地一声枪响。

    警察走近我,嘴里叽里呱拉吐出一大堆话来,紧张之际我居然没有听懂他在讲
什么。他大声喝令道:“坐下!”我在街边的路基石上坐下来,他继续对我讲了一
些话,我还是一句也没听懂。无可奈何中他只好拿出对讲机讲了一大通。放学路过
的人顿住脚在不远的地方注目观望,又有几个人围过来看热闹。刚才在校门口分手
的张剑也走了过来,我一脸苦笑,他小声地对我说:“老兄你犯法了,加州法律规
定学校附近不可以骑自行车。”听他一说我反而镇静了下来,悬着的心落定了。那
黑人警察还在讲话,我趁机问张剑:“他会怎样处置我?”他瞅了一眼警察说:“
吃罚单,或者上法庭听讯。”警察听到我在讲话,对我大声叫唤道:“不要说话!”
我闭上嘴,警察也不再说话,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没有多久另一辆警车驶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华裔警察,他与黑人警察交头
接耳了一番后走到我面前,用中文对我说:“你知道在这儿骑车是违法的吗?”我
满脸歉疚地说:“我刚来美国一个多月,不知道这儿不可以骑车。”我像遇到救星
般,从钱包里拿出工作证递给他,“我在南加州大学做研究,刚下课赶回去吃晚饭。”
他听说我还没有吃晚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面色顿时温和了不少,他
对我说:“你触犯了法律,我们应该处罚你。要遵守法律,下次再碰上同样的事我
们一定要处罚你。”他把证件退还给我,与黑人警察交谈了几句,随后两人回到各
自的警车里,看样子他们会放过一马,这让我庆幸不已。我有一种化险为夷的轻松,
但在原地却不敢乱动,惟恐那位牛高马壮的黑人警察又重新回来。



    警车终于开走了,围观的人群也散去了,当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才如噩梦初
醒,从地上扶起自行车。我不敢再跨上自行车,推着它往对街的法院大楼方向走。
过了法院大楼,过了大楼后面的大停车坪,我继续推着车走。看热闹的张剑也从这
条路走回家,他在我不远的地方走着,当他走近我时开口对我说:“你现在可以骑
车了。”我点点头却没有上车,对这一幕有惊无险的插曲,心有余悸。那一天晚上
我是一直推着车走回家的,想着:如果我听懂了那个黑人警察的话,他就不会呼叫
华裔警察过来,罚款几十块钱是跑不掉的。尽管历经劫难,却多少让我有一点情不
自禁的喜悦。



 
                                 第四章

    很快到了六月下旬,洛杉矶的白天变得灼热。雷玛去夏威夷度假了。这一头的
实验间只有我一个人,空间忽然像大了许多。几个月来在雷玛眼皮底下小心翼翼做
媳妇般浑身不自在的感觉一下子没了,我有一种挣脱了压抑后的轻松感。一天,斯
达出乎意料地到实验室找我,他肥硕的身体在我面前站定后,温和地问我:“实验
做得怎样?”我说:“我正在做雷玛安排的实验,测定临床研究中心送来的血样本。”
他又问:“你提纯的G 酶还保留着吗?”我说:“还放在冷冻箱里。”他向我要了
一张纸和笔,坐到实验台前的椅子上,一反常态用很慢的速度边写边讲起来:“G 
酶的生物活性没有了,但它的免疫活性和结构没有变,我们仍然可以用它做些别的
实验。”他讲完后面带疑虑地问我:“你确信你已经明白了我讲的意思?”我确定
自己看了他在纸上画的图和写的字已经搞清楚他要我做什么,于是重复了一遍实验
梗要。他很高兴,连连点头赞扬道:“你说得对,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微笑
地望着我,说:“你的英语有了不小的进步。”我受宠若惊,他平素不喜欢夸奖人
的,受到他的赞扬,让我很久没有真正快乐过的心境一下开朗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简单。在一块蛋白质胶上同时电泳出变性和不
变性的同一种蛋白质来并不是一件易事,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我问过珍妮和飞利
浦,他们从未做过类似的实验。飞利浦告诉我,以前雷玛做过几次,没有结果便放
弃了。我晚上和周末几乎全泡在实验室里,几天下来,头脑紧绷绷的。我想来想去
也想不出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半夜醒来脑子里还来回折腾着。拿不出实验结果的
那种烦躁,外行人是无法体会到的,那是精神上无法摆脱的困惑与焦虑的折磨。再
做不出来,我怎么向斯达交差呢?我不敢想像。一天,我到总医院对面的医学院图
书馆查阅参考书,想借几本蛋白质化学书籍。在大厅的柜台前排队等候办借书手续
时,忽然看见柜台前面有一个人的背影很眼熟。他借好书转身离开时,我看清了他
的面孔,是成人学校常见面的张剑。“他也在南加大医学院工作?”我一阵惊喜,
正想叫住他,他也看见了我,扬起手与我打招呼并走了过来。我说:“好巧,在这
儿碰上你。”他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说:“我在霍夫曼研究楼上班。以前没见
到你嘛。”“我在总医院十九楼,很少跑到医学院这边来,今天是第一次。咱们同
学了一个多月,居然不知道在同一个大学工作。这段时间的实验搞得头大,跑来查
资料。”我坦诚地说。接着又问他:“你做过蛋白质方面的实验没有?”他摇摇头
说:“没有。据我所知,很少有实验室做蛋白质研究。罗雷斯楼有一个叫赵曼莉的,
以前在东部工作时做过蛋白质研究,现在改做分子生物学了,你可以问问她。”有
了救星,我迫不及待了,我说:“你等我一会儿,我现在就跟你去,实验出不了东
西太烦人了。”

    我随着张剑去了罗雷斯楼。张剑领我找到了赵曼莉,没想到我与她也有几分熟。
最初每天在公共汽车上碰面,我与她在同一个车站下车,知道她也在南加大工作,
却从来只是点个头报个微笑,不知她尊姓大名。赵曼莉算是个有男孩子脾性的人,
在车上碰面次数多了总有个笑脸。洛杉矶华人太多,南加大医学院内各研究楼里中
国大陆来的也不计其数,虽然在斯达的实验室里只有我与飞利浦是华人。可在医学
院这块地方,满眼都是中国人,互相碰面很少打招呼,不相识的人那张脸冷冰冰的,
像一块铁一样没有表情,所以对赵曼莉我印象很深。没多久不再见她乘公共汽车,
也就没再碰到过她。我猜想她可能买了车或者是转到其它大学工作了。山不转水转,
居然在此见到她,这巧合让我惊叹世界真的太小了。

    赵曼莉很热情地叫我们到她的实验台前,一口气讲了一大套可能采用的方法。
她建议的非变性胶实验要点,使我焦虑不安的心开始平静了下来。

    我的试验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同一块胶上电泳出漂亮的变性和不变
性的蛋白质带,染了色的蓝蓝的蛋白质胶带在透明锃亮的胶上面十分清晰,对此斯
达既意外,也十分高兴。斯达告诉我这个实验不必再重复了,他将把这个结果放到
已经写好的论文里面去,很快投到杂志上发表。斯达还说他会把我的名字列在雷玛
的后面。这一消息让我很开心,这是我来美国后的第一篇论文,斯达仅使用了我的
一个实验结果便把我列入作者之一,这实在是不小的恩泽。雷玛没有做出来的实验
让我做成了,飞利浦和珍妮也为我高兴。

    几天以后,雷玛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她蹬蹬的脚步声又开始在走廊里响起。斯
达给我安排实验,我脸上带着一种谦卑的微笑,以恭维的语气说:“雷玛的实验做
得非常漂亮。我以前的功底较差,希望雷玛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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