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实用的纵横术奇书:帝王学的智慧-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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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建立过伪政权，改国号为‘新’的王莽，起初谦恭礼让，难道不是曾被称作一代名士吗？等到他当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为什么他前后会判若两人呢？”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权力搞到手之后，称能倨傲，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终还是成为历史的垃圾，让汉光武帝刘秀一下给扫清了。”
班固说：“王莽出身国舅，最初纡尊降贵，凡事必身体力行，企图沽名钓誉。当他在汉成帝、汉哀帝在位辅政的时候，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说的‘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吗？然而，王莽本质上是一个邪恶不仁却有谄媚取悦、虚伪奸诈之术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凤、王商等都是世代权臣，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可以长期作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诈权术，最终酿成了夺位篡权的灾祸。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单凭个人奸诈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夺了政权，南面称帝之后，居于不该他占据的地位，在其所面临的局势比夏桀、商纣王还要险恶时，王莽却居然能若无其事地自命为黄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势和诡诈，无法无天，荼毒生灵，因此全国哗然，百姓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朝野怨恨，众叛亲离。不久，人民四处举事，各地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致使全国的城镇变成了废墟。有史以来，乱臣贼子所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得上王莽的了。很多人都说王莽属于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他就是那种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当垃圾来扫清的人。”
第27节：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8）
孙权在谈到吕蒙时说：“吕蒙年轻的时候，我说他只不过是不辞繁难，果敢有为罢了。长大以后他有了学问，长了智慧，谋略奇至，仅次于周瑜，他策划了彻底打败关羽的麦城之战，胜过鲁肃。鲁子敬在给我的奏章里说：‘帝王兴起之际，都要有所驱除，除去关羽无需顾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鲁肃对内不能办事、对外说大话的表现罢了。但我也原谅了他，没有随意责怪他。”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蓄。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有名的七律，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给一个人盖棺论定，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作谦恭的正人君子了。
相传，刘邦斩白蛇时，蛇曾对刘邦说：“你将广有天下，贵为天子。但我决心跟你作对。你斩我头，我闹你头；你斩我尾，我闹你尾。”刘邦想了想，就把它拦腰斩断。结果，大汉帝国的江山一头一尾都没有出乱子，而从中间横插进一个为期十七年的新朝。传说这个短命王朝的在位者王莽，就是那条白蛇转世。
王莽长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两眼血红，声音粗大沙哑。他虽身高马大，却爱穿高屐（就是高跟的鞋子），戴高帽子，挺胸昂首，远远地向下看左右两边。当时有个会相面的宦官说王莽“眼睛像猫头鹰，嘴巴像老虎，所以能吃人，但将来也要被人吃掉”。王莽听到后，杀了这个人，以后经常用云母屏风遮掩自己，不是亲近的人不让人看见他。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致君的侄子。他父亲王曼死得早，未能封候，而他祖父、伯父、叔父八人都是列侯。因此，他的堂兄弟都依仗父辈的权势，过着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整天只知道夸官斗胜，而他却孤苦伶仃，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他并来因此而垂头丧气，相反从小养成了折节求名、匿情钓誉的本事。长大后，为了让伯父大将军王凤提拔自己，王凤病重时，他主动悉心照料，亲自尝药，故意弄得一连几个月蓬头垢面，衣不解带。王凤果然被他的孝心打动，临死时请太后和成帝关照他，使他当上了黄门郎、射声校尉。
他对其他叔父也很孝顺，同时百般殷勤地结交当世英豪，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他的官也越做越大。然而他官越大，地位越高，做事就越谨慎，待人也越谦虚。他还把皇帝赏赐的车马衣物都送给宾客，甚至卖掉自己的财产赈济穷人，家中一件多余的东西都不要，以至不少名士投奔他，朝中权臣都愿意和他交往。当权的人称赞他，说客游士们也到处宣传他，此时，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他的几个叔父。
王莽善于脸不红心不跳地弄虚作假。公元前8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在重病中推荐王莽代替自己做大司马。成帝接受了王根的意见。此后他更加克已奉公，以身作则，提倡俭朴，反对高官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常常把自己封邑里的租税收入全部分给下层官吏和穷苦的读书人。他母亲患病，公卿列侯的夫人前来探视，王莽的夫人到大门外迎接，客人们看她穿得那么寒酸，还以为是王莽家的粗使女仆，后来得知其是王夫人时，贵妇们一个个惊得发呆，都夸王莽是个清正廉洁的人。
就在王莽为自己精心包装的时候，汉成帝却正在温柔乡中与飞燕姐姐和合德妹妹恣意纵欲，全部朝政几乎都落入了王莽手中。成帝得意地说：“武帝好神仙，求白云乡；我终老在这‘温柔乡’足矣。”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他就丧命于这‘温柔乡’了。哀帝即位后，外戚丁、傅两家的势力潮水般涌入朝廷，王莽的仕途出现了波折，这时他采取韬晦之术，上书辞职，退居新野，闭门读书，伺机东山再起。
有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名家奴，王莽大发雷霆，要他儿子自杀偿命。在那混乱的世道，人们对王莽的举动充满好感，奉为楷模。王莽在新野韬光养晦的三年里，上书为他鸣不平、要他重返朝纲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在舆论的压力下，他又回到了京城。这时，荒淫无度的哀帝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王莽又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人。他利用阴谋手段一一清除政敌，满朝文武大臣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外表道貌岸然，说话冠冕堂皇，可是只要心中有什么欲求，稍稍暗示，他的党羽就会奏明太后，而到时他又故意叩头泣涕，再三辞让。因此，朝野上下都被他的假相迷惑了。
就这样，王莽由黄门郎、射声校尉、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大司马、安汉公、宰衡摄皇帝，直到篡权成功，建立新朝。但是历史在西汉末年推出这样集伪善、奸诈、野心于一身的反面人物来，仿佛特意在为一个新时代的光明到来而浓浓地涂了一层阴影，为孕育一个圣明的君王而培植足够多的“罪恶酵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才说，“恶是历史的动力”，因此，善恶之争才会成为古今兴亡故事的永恒题材。
第28节：历代帝王成败原因浅析（1）
历代帝王成败原因浅析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二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中兴之名相同，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贴近的亲人，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君王，少康应为第一。”
魏文帝的长孙、高贵乡公曹髦曾经问朝臣荀顗：“夏商已经衰落，国王和丞相也都死绝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众，复兴了大禹的事业。汉高祖崛起民间，打败了秦国和项羽，考究他们的功德，谁大谁小？”
荀顗回答道：“创造与继承，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不过是中兴而已，与汉光武帝刘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于高祖刘邦，我以为更胜一等。”
曹髦说：“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然而他能广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图谋，最终还是消灭了过、戈两个部落，恢复了大禹开创的基业，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祖先的遗产没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而刘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一举取得政权。就他本人而言，为人之子，几次危害到他的亲人；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贤明的丞相；为人之父，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后，国家几乎灭亡。如果与少康易时而处，他就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了。由此推论，刘邦就该在少康之下了。”
东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他自己虽然只活了三十四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也够他幸运的了。”
汉桓帝曾经问侍从他的爰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爰延回答道：“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
桓帝又问：“怎么讲？”
爰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纲，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人们知道陛下既可以让大臣行仁政，也可以让其做恶事。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量只能飘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东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政，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汉朝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星星之火不灭，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可见，凡事只要一露头，我们就得慎重对待。百代之后，都要引以为鉴啊！”
第29节：历代帝王成败原因浅析（2）
古话说：“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西汉景帝时的大臣晁错说：“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
我国五千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则臭名昭著。以“成康、文景”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称誉，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赞美，而西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已经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倾颓”的同义语。所以，撰写《后汉书》的班固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国安邦，就应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以明鉴戒焉”。
后世的志士仁人每当总结历史的兴衰，谈到东汉末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无不痛心疾首。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
桓、灵二帝的劣迹太多，罄竹难书，但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对历史遗害最大的“党锢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