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陌生人+许知远-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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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地图上的爱辉…腾冲线是历史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发明。胡焕庸，1901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在南京和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试图探寻解救中国社会之道。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一些知识精英们试图从政治、教育、艺术、文学、科学、商业、生物、考古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科中寻找灵感，以刺激和拯救那个被很多人视为僵化的文明。而另一些人，则寻找种种证据，证明我们的文明是绵延的、富有活力的，以挽救人们日渐脆弱的自信……但很显然，悲观与怀疑论调占据了主流。

　　我的智力生活是在这种悲观论调中成长的，这种悲观情绪又往往依托在那个悲观的模式背后。这个模式从黑格尔开始，到卡尔·A·魏特夫那儿达到了巅峰，在后者的眼中，中国被称做中华帝国，它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美洲的印加人、阿兹特克人一样，是一个专制的帝国：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的官僚政府，从而未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它持续了上千年，牢不可破，历史只是王朝的交替循环，却很少展开崭新的一页。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循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变成历史的主音。

4。矛盾的消失

　　这些昔日理论，塞进了头脑中，让我觉得窒息。这注定了我的旅行像是两种截然相反力量的拉扯。一方想寻找事物的共性，将经验抽象成一种简单的模式，以便获取整体性的理解；另一方则厌恶这种抽象，着迷于那些具体、散漫却鲜活的人与物……这种感觉就像地图上的空间和真实旅行之间的差异。

　　这些矛盾很快就消失了。最初的几天是如此兴奋，什么都让我觉得新鲜，这印证了朋友们对我的评价〃在你的国家，你却是个陌生人〃。

　　我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在混杂的火车站广场上，姑娘们白皙修长，我热爱她们吊带下面的肩膀，和紧紧包在牛仔裤里的大腿和臀部。我甚至感觉到风穿过了我洗得发透的白衬衫，柔情似水又干脆有力地抚摸了我的皮肤。

　　接下来的４天是旋风式的旅行，空间的迅速变化被压缩在窄小的时间界限里。星期五的中午，我和元宝村的王村长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工业化问题，元宝村是周立波著名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原型，它也经常被视作〃中国土改第一村〃…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是20世纪中国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王村长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条纹的、颜色暗淡的白T恤，脸庞、脖颈、手臂，是那种健康得有点发红的黑皮肤，在脸庞的红晕尤其突出，那是日晒和勤劳工作的证明。我喜欢他的脸，在不经意时，上面流露着某种庄严感。

　　接着就是６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的颠簸，从元宝村回到尚志市，再坐车前往方正县，司机将我们丢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拦截过路车前往依兰。长途汽车就像是小镇上的杂货铺，主人担心浪费任何一点空间。客车的走道里，司机座位旁的发动机的机盖上都坐满了人，我们身体碰身体，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在经过收费站时，司机会要求走道里的人集体再压下腰…被发现超载是要被罚款的。不过，这不算什么，我们不早已习惯了在高密度下彼此相处吗？

　　有时候，两地之间没有直通车，司机们就会把我们先叫上车，然后保证在合适地点把我们放下，有另一辆车载我们走下一程。这有点像是　UPS的接力赛式的送包裹。东北公路网已经发达得令人惊叹，不过接力赛有时并不流畅。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四处徘徊，不知道哪辆车会把我们带到下个地方。我们在公路旁的绿化带上撒尿，看着高架桥上〃精于业、勤于思〃的宣传标语，有那么一瞬间，似乎真觉得是《在路上》的场景。我们还被扔在了那个叫达连河的地方两个小时，已是深夜，我们之前熟悉的东北的田野与清新空气，突然被庞大的运煤车、充满尘土的空气取代了。本地人带我们参观了这里的露天煤场，夜已深，只看到一个巨大的坑中的星星点点的灯光闪耀，仔细望过去，我才发现刚才那些硕大无朋的卡车，如今像是个玩具车一样在坑道中行驶。

　　我在小城依兰停留了一晚，我住的金岛宾馆从前还兼营洗浴，它楼道里暗红色灯光传递着一种廉价的色情味道。我们对于依兰充满向往，这里的历史掌故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12世纪，北宋两位皇帝宋徽宗与宋钦宗正是从东京城汴梁（开封）被掳掠至此，从一国之君变为阶下囚。不过，迎接我的是一种有点意外的沮丧。掘土机正在挖开路面，在县城中心的商业区，照例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蓝色、红色、绿色的不同面积的店铺牌，上面黑体、宋体、隶书、美术字等各式字体书写着店名、服务范围和电话号码，它们给人带来的压倒性的印象是…人们急于在给予的空间里塞进所有的信息。等我走得多了，才逐渐意识到，县城在中国社会的区域划分中占据着多么尴尬的位置。它失去了村镇的宁静和人与人之间相对紧密的关系网，却没有获得城市的自由与丰富。

　　在依兰的牡丹江畔，我还遇到了一场意外的死亡，大批围观者远远地看着江心中裸露出的河床上的那具女尸，白花花的身体上一抹红色。在那个清晨，死亡既残酷又富有诗意，而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琐碎与复杂得多……

5。伊春的清冷与落寞

　　旅行似乎从伊春才真正开始，在那里我碰到了孙铁军，我第一个深入交谈的对象。伊春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达时是傍晚7点，步行街上人群稀稀落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正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的时刻。在等待本地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发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朗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有标点符号。不知疲倦的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卖杂食的街头小店，他们都笃信〃三人成虎〃的古老训谕。

　　步行街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跨街广告，我眼前的那个来自〃东方典当行〃，它引诱客户的手段浓缩在对称的顺口溜里，〃天天辛苦跑银行，不如找我来帮忙〃。那是个奇特的傍晚，对面的楼房墙面斑驳、墙皮脱落已久，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不知为何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就在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时，步行街旁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出人意料的，报时的音乐是《东方红》。一瞬间，我被带回到了20年前。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6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我们在食堂里喝黏稠的米汤、拼命地吞咽加多了食用碱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由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纪律性所维系。在黑龙江稍微待得长一点儿，我就体验到这种大院气息是多么浓郁。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而是移植来的。整整两代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荣与梦想、口音与口味，都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出生于1954年的孙铁军是那股潮流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与山下的市区形成了对比，这算得上是贫民窟。孙铁军看起来40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9点的伊春，空气清新，似乎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残留的北京的所有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能感觉到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充满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它们也是黑龙江省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记…它的丰沛资源是新中国建设的发动机。就像大庆产生了王进喜一样，马永顺是伊春的象征。

　　孙铁军的父亲曾在朝鲜作战，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做业务员。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时刻建立起来，本城人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两类：〃林业的〃和〃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也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作为四兄妹的老大，孙铁军1969年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这些工序，每月挣33元钱，接着他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原木。1977年他结婚时，伊春迎来了最繁荣的年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来此地，都试图获得一批木材，中国正重新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处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求〃，孙铁军的母亲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为军属的她，每个月只能领到100多元的补助，对于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这实在令人心寒。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于1993年。那时，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因为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生长了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它需要休养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长了40年的杉树，它们纤细得像个成年人的臂膀。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孙铁军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不仅是他个人面临这样的变化。

　　结果仍令他吃惊。他一家四口，除去母亲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在林场的国营公司工作，分别属于财务科和保卫科。〃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孙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他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奉献于此，整整25年的工龄最终以18000元钱作为了结他这些岁月的交代。这是个一刀切的数目，令孙铁军耿耿于怀的是，似乎他们这些工作将近30年的工人，和那些只有10年工龄的工人一样，所得到的赔偿没太多区别，10年、20年的人生没太多的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孙铁军与其他下岗工人一样，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整整过去了15年，他似乎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纳养老、医疗保险金，更多的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即将展开的新生活中做些什么，这里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就像之前很多代的中国人一样，当他们面临社会的震荡时，亲戚、朋友、同学所缔结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在山东游荡了9个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绍，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却也让他呼吸到从未有的自由空气。

　　〃我一口气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他的足迹从山东到了湖北，从四川到了新疆，从广东到了福建，他又开始重操开车的老职业，在葛洲坝开铲土机，在攀枝花卸货，在新疆参与修路。〃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说。

　　这期间，伊春的经济没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围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市中心的商业区不再有从前的繁华，50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轻人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城；30年前，人们涌向这里，寻找木材与机会；而现在本地人则开始外迁，工人们的后代到外地寻找工作，而下岗的家庭经常全家性地迁走……孙铁军的女儿在不再繁荣的零售业中寻找工作，她卖过鞋，如今为一家小店卖书包，每月600元的工资经常成为家里的依靠，她的丈夫在大连工作，每年见面的机会不多，她6岁的女儿在屋里快乐地跑来跑去，一直想打断我们和她外公之间的谈话，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15年的时间里，孙铁军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历令他大开眼界，却没带来太多的经济回报，他在为每年要交纳1700元的社保基金费发愁，听说它要涨到2100元……他脸上的忧虑也和他的身体状况相关，他同时被胃炎、肝炎、胆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他仍要不时去开长途货运，经常连续很多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