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借我一生-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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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机会把皮夹子扔在地上。这种提议很容易通过，等车灯一闭一开之后，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脚下有皮夹子。这是提议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还是别人扔的，谁也不感兴趣。因此，在这样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窃贼的意识。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这样的事，在19路无轨电车上经常遇到，因为这路车的起点宜昌路和终点提篮桥，都是当时的贫困地区。　　幸好今天没有遇到，否则，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静安分局、闸北分局还是虹口分局，赶不上车部长约定的时间了。　　但是，由于在车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围观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对正在开始的清查运动担忧起来。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十年间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班级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车部长与其他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他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像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么能说‘车’走了呢？”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些作家互相之间十分对立，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有大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来训斥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　　“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才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　　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　：“今天不谈这个了吧。”　　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　：“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　　他从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来，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　：“‘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　　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　：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