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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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
欧洲西方列强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
入考虑在内。他们将此项计划的目的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作了说明，凯特
尔稍加思索后便给以否定。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会立刻看穿他们的真正企图
是对他的决断施加影响，参谋部从而将失去他的信任，此项计划由此宣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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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紧接着，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按照过去的模式，于1939年夏季，根据
当时的世界形势，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防军司令部演
习，请希特勒亲自指挥。他们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要特别向希特勒说明，
指挥此次演习，对位居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来说，是一次对内对外进行
宣传的大好机会。他们满以为这次会稳操胜券。结果，这个本想让希特勒在
演习中亲眼看一看他的冒险行动将遭何种厄运的计划，又败在凯特尔手里。
凯特尔说，让元首和总理指挥一次司令部演习是一种绝推可能的苛求。结果，
这个企图利用希特勒想在战争中指挥国防军欲望的计划仍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利用凯特尔的地位，对时局施加影响的经
验，似乎已经失效。在此期间，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没有再透露出一点关
于战争危险增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对其备战工作
也一如既往，不找国防处商谈，使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历史上最
大规模战争的前几周，处在一种奇特的、使人不适的真空之中。他们承担的
唯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是，按照“鲜花战争”时期的格式为武力解决与波兰冲
突的行动拟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举了根据陆、海、空三军的报告而
制定的最重要的准备措施及其完成的时限，关于完成这些措施的命令须由希
特勒作出最后决定。此外，除了指出对敌情报机构进行伪装外，还指出了在
非常情况下，停止从展开转入进攻或取消这次行动的时间①。这份大事年表
堪称指挥参谋部从事“档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这份文件也没有使领率机
构就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作出决断。
早就住在“山间别墅”的希特勒，从8月中旬起，由于陆军对其展开计
划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图，使他的军事活动再度频繁起来。希特勒的副官也
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请来参加这一活动。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
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头对陆军总参谋部长施加影响。以凯特尔看来，利用
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于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国防军统帅部的书面
“指令”而引起的陆军的过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陆军的展开方案也确有改进，
这是显而易见的。
8月22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
担任三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
感觉。然而，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
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
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
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
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
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
信念，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
局前，以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1944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
役前，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
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8月23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
的最后期限，命令国防军于8月26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
顶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
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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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
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多年与政府各部和“党务办公厅”共
同为战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并按军事惯例编写的《民事管理动员手册》，均
在最后一刻被希特勒毁弃。希特勒将波兰战局当成国防军的一次 “特别行
动”，而不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一场可能引起民众
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8月26日至31日之
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9月3日随之实施动员，因此，
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
它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
的义务；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
将专业技术工人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
谋部作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
谋部“秘书处”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
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
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
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
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
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月25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
队进入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
个命令已经按“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
用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
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
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①的第一句话却是：
“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
是，亲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
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
他的“大本营”留在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
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
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
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驻扎在柏林南面约50公里处的措森
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房；空军部队则驻扎在波茨坦附
近的维尔德帕克空军学校。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天直至9月1日，没有考虑
搬迁的问题。后来得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考虑搬进布洛姆贝格在任时在柏
林附近建造的拥有各种防护和通讯设备的别墅式的建筑物里，同时也没有采
取其他准备措施。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国防军统帅部战地大本营的建议
呢？对这个问题，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答案。很显然，希特勒是怕人们说他在
重大抉择面前畏缩不前。在波茨坦地区的一座军营里为希特勒修建下榻时，
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说，当国防军开赴东部战场时，他作为最高司
令却从柏林向西转移，舆论界必然认为他是逃避危险”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
因为希特勒认为，在动乱时期，他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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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显露他关于西
方列强不会介入战争的信念，而柏林处在东、西方的中间位置上，他可以借
题发挥，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却于9月3日出人意料地决定从柏林出发。
这一行动也许是由于他动荡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审慎行动与“即兴创作”
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也许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密切与部队的关系；但可以
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显示一下他篡夺来的统帅角色，出一出风头。
希特勒自然并不指望在他的专列里能组成一个井然有序、名副其实的军
事指挥班子，然而却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在列车上，除了凯特尔
和约德尔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还有匆忙从陆军、空军调来的联络
官——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义一个排挤指挥参谋部的措施——，从而形成一
个完整的“工作班子”。然而，希特勒对这一切却漠然置之。对他更重要的
是党、记者、摄影师、医生和随身警卫，还有他信赖的、陪他晚间聊天、听
音乐的女随从，这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圈子，他是不会忘记的。在几次“鲜
花战争”中，他也是以同样方式横跨国土驶向奥地利，通过苏德台抵达布拉
格。因此，此次波兰战局只不过是一次特别行动而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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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波兰战局期间的经验
1939年8月31日由柏林发出的“第1号指令”和9月3日的“第2号
指令”，是全军实施统一指挥首次采用的手段。国防军统帅部所颁发的这种
指令是吸取了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的经验，模仿命令的措辞和内容拟制的，
它对最高军事指挥来说是一种适宜的手段。但是“指令”不同于“命令”，
它不是将下级约束在指令上，而是为了避免超出具有远见的方针所规定的范
围，有意不表露领导的意志。此外，“指令”应当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行之有效。起初，为了与当时国防军领率机构的体制相适应，1939年国防军
统帅部的指令只下达给陆、海、空二军总司令部。后来，统帅部开始将指令
直接下达给下属单位，数量与日俱增，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特性。
第1号指令发出之时，在“大事年表”上所安排的最后准备工作已经完
成。8月31日0时30分，即最后期限前14个小时，由总理府副官处发出的
一则短讯足以说明部队已根据由希特勒批准的三军计划，由展开转入“武力
解决”。指令中也只说，“进攻波兰是根据 ‘白色方案’（波兰）所采取的
准备措施进行的”。同时，根据三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对“西部作战部队”
的行动作了调整。指令不但对细节而且对战略方针作了规定。指令指出，为
应付英、法的敌对行动，驻西线的弱小部队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
为胜利结束对波兰的作战创造条件”。
紧接着颁布了对英、法宣战的第2号指令。指令规定了或“自主”采取
的对付西方列强的实战措施，如布设水雷障碍，海上经济战等。这些同样不
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思想财富”，而是海军总司令部的主意，这些措施
早在海军总司令作报告时，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后以最高统帅的名义、
以指令的形式下达。
很显然，从1、2号指令中可以看出，两线作战是希特勒违背有良知的人
的意愿而发动的，它需要国防军领导事先为此作大量工作。然而，由于希特
勒对波兰采取的政策的仓促性和对波兰的切骨之仇，使这位国家元首和最高
统帅未能将参谋部置于国防军最高位置上，也没有在对政治、军事总体形势
进行负责的现实的考查基础上，充分实践指令的内涵，并事先估计到爆发新
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如果不继续按希特勒在1939年5月2日“关键性会商”
中的意见行事，如果国防处不是获悉了这次会商的内容，参谋部也没有可能
在它于 1939年春提出的关于在最广泛的背景下举行一次司令部战略演习的
建议遭到拒绝后，按照自己的研究结果按排工作。只有形成最高统帅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