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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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蒙特将军于11月8日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这条消息。紧接着他接到
来自东普鲁士的电话，希特勒已选定他为国防军统帅部全权代表前往维希，
与法国最高司令部共同组织抗击敌人在西北非的登陆行动。同日晚，他又接
到命令，让他于次日早晨去慕尼黑，到“元首专列”停车处待命。当他赶到
那里后，他找到的只是一辆空车。他碰到了约德尔，才知道情况已经变了，
希特勒又不想和法国人打交道了。形势异常紧迫，瓦利蒙特立即开始工作，
因为车厢里除了副官外没有其他人，而且形势也需要他的知识和经验。
在这些日子里，德国国防军大本营成了外部混乱局面的一面镜子：希特
勒在慕尼黑阿尔齐斯大街“元首官邸”，与齐亚诺和赖伐尔举行会谈，未在
专列上露面；凯特尔和约德尔在阿尔齐斯大街和车站之间来往奔波；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单独在一节卧车里，搜集紧急情报，拟制在突尼斯构筑
“桥头堡”，以及占领“法国剩余地区”的命令。
这次参谋部的搬迁表明，希特勒已改变初衷，不想马上返回东普鲁士，
而是想独自在“山间别墅”，思考新的形势。在距陆军总参谋部约1000公里，
离事件发生地点2000公里的“山间别墅”，希特勒这个刚刚还在慕尼黑啤酒
馆自称为斯大林格勒主人的人，在 11月19日至21日，又遭到1周内的第三
次沉重打击：这座经长时间争夺的城市已被俄国人包围。数周来准备对顿河
下游实施突破的企图，由于象北非一样缺少必要的手段，不得不再次放弃。
一个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并已在斯大休格勒这个旋涡里，被搞得精疲力竭的
德国装甲师，以及由蔡茨勒创建的由后方的打字员、面包师和司机组成的“紧
急动员分队”，即搬出手头的一切力量，暂时抵挡一下俄国潮水般的攻击。
即使在这种情势下，德国大本营仍象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那
样，采用习惯的分散办公形式：他自己同副官们居住在“山间别墅”；凯特
尔、约德尔和大本营第I号宿营地的军事成员们在“小首相府”做了拉默斯
部长的座上客；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则在萨尔茨堡车站的特别列车上。主要
于实事的陆军总参谋部设在马祖里森林，附近是空军总司令部，而他的总司
令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其他事物。由于斯大林格勒事件，约德尔于11
月21日，将指挥参谋部移到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施特鲁普步兵营房，离“小
首相府”则更远了。第二天，整个大本营再次迁回“狼穴”。
迁回东普鲁士后，又重开了形势讨论会。在恢复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
战时日志的第一篇中称，“元首对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
的形势充满信心”。11月底，兵力薄弱的德、意部队在突尼斯城周围，未遇
抵抗便成功地建立了桥头堡，“法国剩余地区”也兵不血刃予以占领。一种
虚假的安全感，又因此再度笼罩着德国大本营。在整个形势完全突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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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希特勒依然挥舞着他的指挥棒，到处兜焦着他那东拼西凑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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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衰败时期
（1942年11月——194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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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时代特征
到1942年底，德国最高指挥层已失去运筹帷幄的能力，这成了它在当时
的最重要的特征。当时，希特勒不是利用尚存的防卫潜力和广阔的占领区，
制定一个明智的、要求不过高的战略。使战争落得一个较好的结局，而是完
全按照他在11月20日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的豪言壮语行事。他在信中说，他
“是一个越遭受打击……越发坚强的男子汉”，现在他只“有一个信念——
战斗”。①墨索里尼不同意他的观点，回信中他明确建议——后来他又多次
提出，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已毫无意义的对俄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
“头号敌人英国”，及其构成重大威胁的空中优势。而他的德国伙伴却把这
一思想看成是”无稽之谈”，以致于政治当局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都没有对
战争的这种解决方案进行一丝一毫的认真分析。
希特勒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
部内容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口，面面俱到。在这种思想指
导下，被迫进行战略防御的观点从未有过市场：国防军统帅部仓促下达的指
令中，没有一个使用过向战略防御转变的字眼。即便是在防御形势下，这种
观点也很少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形势越是紧迫，他越是喋喋不体地说：“敌
人的兵力不久就会耗竭一空。”因此，长时间以来从未出现过一种思想，即
放弃一些没有意义或失去意义的阵地或地域——那怕不是在全线——但至少
应该减少风险，以便组建预备队。取得更大的战役机动性，从地域的束缚下
解放出来，从而重新赢得部分行动自由。然而，他却认为，必须坚持到底，
否则，便会“失去重要物资”他认为必须固守，因为固守是防御的最强有力
的形式；他认为必须牵住敌人，使敌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出现，但往往却做茧
自缚，坐失良机。
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历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
是“马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段相继丢失，主
动权日渐丧失，越来越受制于敌人。
上文所列举的希特勒的所有重大的领导错误，都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
是他领导能力的突然衰退，也不能归咎于11月事件。大约1个月以后，国防
军指挥参谋部以坦率的语调在战时日志中写道：“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
完整的决策；似乎元首已不再具备此种能力了。”这种观点本来就不是什么
新发现，也不能作为他处在1942年末至1943年初德国战争进一步衰败时的
精神状态。他缺少一批追随他的将军。作者认为。希特勒一直认为血汗耗尽
的德国国防军，仍占绝对优势，强如往昔；而他身边的高参，几乎没有一人
出来直谏，阴止他的这种僵化观念延续。
约德尔将军长期置身于9月争吵的后遗症之中，虽然也偶尔冲动，但他
以其全部的意志克制自己，不再触犯这位独裁者的尊严。蔡茨勒将军，目前
只能做一名有求必应的助手。而其他将军，经过多年的考验，还没有一位能
代替他的职位，更不用说高他一筹了。如果希特勒不放弃对军事领导。尤其
是对陆军领导，那么在他身边的任何精明强干的军事领导人，都会步蔡茨勒
的后尘，很快被搞得精疲力竭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益增长的重大弊端不能
不再次归咎到国防军领率机构的组织体制。一方面，蔡茨勒效仿希特勒对盟
邦的态度，在东线战场上设置“障碍”，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越来越难以掌
握战争的全局；而另一方面，越来越繁重的“统帅部战场”的指挥任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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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参谋部去完成。“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早就成了陆军第二个作战处，
除它之外，希特勒又将补给工作交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需处负责。然而，
这两个单位既无自己的部队。又无装备，完全依靠与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部，
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部的协作。贻害最大的是由于希特勒对敌人的低估，企图
将西线情报处由陆军总参谋部划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是由于蔡茨勒的顽
强抵制、这一企图才未能实现。该处设在柏林，处长必须每月一至两次向设
在东普鲁士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汇报。但从未面见过希特勒。而蔡茨勒也不
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插手统帅部战场的后方军事管理工作。
空军和海军是在其总司令统一领导下，而且其总司令都与希特勒保持着
密切联系；而陆军的分工不过是协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收集每日情报而已。
当时，空军的状况是，作战能力急骤下降，而海军，自1943年春，由卓越的
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海军大将接管后，这个在德国唯一还保持进攻的领域，
也几乎处于停顿。因此，从战略高度对这些失利对全局造成的影响，事先作
出判断，或者采取挽救措施，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可能性极小，更
谈不上对事件进行高瞻远瞩的分析。这样，希特勒自己的“工作班子”，也
被他自己的杂乱无章，搞得精疲力竭，过早夭折。
德国大本营在德国失去主动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从事的这种单调
的工作到本书这一章为止，只是作为这一阶段的特殊事件加以描述的。一些
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可能比作者的描述更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大本营里所发
生的事情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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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斯大林格勒到突尼斯
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的惨败，标志着这一时期开始的失败的原因和责
任，首先应当归咎于立于德国最高领导层之首的希特勒。从整个战略角度看，
这两次灾难的根由，约德尔将军早就在他的“指导原则”中有过阐述。他在
1942年11月29日，根据南线和东线形势的重大变化，要求他的参谋部“从
三个方面”对“整个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同时提出他自己的“指导原则”：
“北非必须作为欧洲的前沿阵地无条件地坚守。一旦失去北非，英国便会越过佐泽
卡厄索斯群岛、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厄撒半岛，向东南欧发动进攻。因此，必须保障巴尔
干的安定和安全”。
他接着指出，“在西线和北部地区，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重大行动；而
一在东线，必须建立几道坚固防线，以便在明春能至少从某处转入进攻。”
在北非这个同意大利人共同分担的“同防军统帅部战场”，约德尔的方
针中如果在“无条件固守”之后，又出现“可以放弃”这样完全相反的命令，
那么这与其说是总参谋部的话，倒不如说是希特勒的语言。希特勒的“直观”
中会产生许多新鲜的、似乎是确定无疑的想法：突然间，巴尔干成了英国的
最大战略目标，可同时意大利不会遭到入侵。这样，又将一个幅员广阔的地
区，辟为一个新的消耗兵力的战场①完全背离了节省兵力的原则
在能说明许多重要问题的指令中，关于东线问题，根本没有提到过斯大
林格勒的名字。约德尔所说的“坚固阵线”是指东线的全部事情，当时国防
军指挥参谋部还被“允许“将其作为自己的事看待。但是，针对战后某些另
外的解释，还值得强调的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无疑是想缩短“坚固
战线”，即将战线后移。而绝没有想过沿伏尔加何设防，并将斯大林格勒也
包括在内。综上所述，已很清楚地表明，并非国防军统帅部要急于坚守斯大
林格勒。
约德尔提到的“三个方面”——他要求他的参谋部和他的副参谋长从这
“三方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最终清楚地说明，他根本不是着眼于形势作出
真实的判断，而意在建议对兵力进行另外一种分配，或是动员新的兵力，他
的参谋部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竭尽全力实现其放弃西线和北线，转向东
线的企图，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与希特勒相对抗。这些事实是对指责国防军
统帅部在它自己的战场上贮备过剩的兵力的一种驳斥。
如同约德尔将军在“指导原则”中所作的判断那样，据他后来回忆，他
本人，以及他的参谋部都没有进一步提到斯大林格勒的事。这不排除他曾在
某种场合下同意过希特勒的要求。他的表白可能只是基于他自己的观点，也
可能是基于他作为旁听者参加希特勒和蔡茨勒之间的谈话后所得来的印象。
由于蔡茨勒的“情报封锁”，陆军总参谋长部对形势的独立判断，约德尔和
他的参谋部都是无法得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对斯大林格勒战
事的经过，记载得极少。但在1942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形势报告中……元首与陆军和空军总参谋长就
东线南部的形势进行了长时间谈话”。
如果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不在场——这极不可能——或者一言未
发，那么上述这段记载无论如何也能清楚地说明，在希特勒决定斯大体格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