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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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凯特尔表示完全支持的约德尔上校，根据希特勒在9月12日一次讲话中谈
到的“与捷克进行一次了不起的清算”，这句话，希望“在我们人民和军官
团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他们的怯懦和自负而脸红”约德尔在他这篇日记的
结尾写道：此外，元首还知道，陆军总司令向他的将军们寻求支持，企图借
助他们的力量，使元首能看清他的冒险行动并幡然悔悟。他自己表示无力对
元首施加影响。
正因为如此，纽伦堡笼罩在冷若冰霜的气氛之中。令人痛感悲切的是，
元首背后虽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却得不到陆军将军们的支持。
我认为，他们只能以实际行动来补偿他们由于缺乏精神力量和忠顺而犯
下的过错。这与1914年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军队里只有一种不顺从，即
将军们的不顺从，这种不顺从归根结底来自于他们的狂妄自大。他们不再相
信和顺从元首，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他们看到的只是世界大战中的
二等兵，而不是俾斯麦以来的最伟大的政治家。”①
早在纽伦堡会议以前，就明显地出现了危险征兆，它是希特勒推行的灾
难性政策及其在军事要求上执掌大权的必然结果。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忠于职
守，以及包含其中的“对全国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方面可与其先辈媲美，②
然而却被希特勒扼杀在萌芽之中。希特勒的“工作班子”即国防军统帅部的
首脑们，对布劳希奇在哈尔德的支持下，在纯军事指挥问题上仍固执己见表
示愤懑不平。为此，他们重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希特勒的意志，在军事
领域为他铺平道路。这显然同布洛姆贝格所寻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布洛姆贝
格的司令部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过早夭折，但在其作战处里，始终保持有6至
8名军官。然而从现在起，它的工作界限却落得一个在独裁音进行本能的政
治干预与其所产生的军事后果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往这边移动，则毫无影
响；往另一边移动，就必须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认可。这样，参
谋部在国防军传统体制里，比过去更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它除了一次
又一次地借用希特勒的权威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苏台德危机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作者被调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准备
在熟悉一段工作之后接替约德尔的职务。作者当时的亲自经历也许更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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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状态。约德尔首先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
他说，不仅苏台德地区已并入德国——这已通过新闻界为众人所知，而且还
将彻底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政体作为备战的目的。紧接着，约悠尔将话
锋一转，又谈到了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说，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因
反对希特勒计划而被免职，由哈尔德接任。此消息未向舆论界以及在国防军
的更大范围内宣布。尽管人员作了更换，但在陆军总参谋部内，仍存在着一
股强大的反抗希特勒观点和命令思潮。因此，要求国防军统帅部的每个成员，
采取更明确的态度，注意个人与陆军总参谋部接触时的言行举止。
使人震惊的事情层出不穷，使他不能向作者一一列举。接着他说，在这
种紧张的态势下，什么是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在世界范围内要完成的任务呢？
英国和法国是潜在的对手，意大利和日本是友邦。对问题必须从战略角度去
思考。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对问题作出回答，而是指着地图，
介绍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细节，顺便提到了预先占领“西壁工事”①的意
图。此项准备工作所花费的款额之大令人吃惊，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此
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为进行将来的对捷作战，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系列
准备工作中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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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自1938年11月至1939年8月，作者作为约德尔的接班人，接管了国防
处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但仅仅9个月的时间，作者也无法彻
底改变当时的状况。也许有一种观点为他指明了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只有
当指挥参谋部不再独立地置身于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而是作为国防军的一
部分立于他们之中时，也就是说不是依赖于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陆军总参
谋部时，它才能够克服其各方面的弱点。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凯特尔同意
并决定，约德尔——在此期间已晋升为少将——不再返回他的原岗位，而是
于1939年10月1日由一名陆军所信赖的将军取而代之。然而，约德尔却重
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原来的如意打算化为
泡影。
1939年3月占领“捷克剩余领土”，以及月底收复梅梅尔地区的行动，
都没有为国防军领率机关中的合作，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相反，在波
兰战局伊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
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3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
令部，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
波兰就范。数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1938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
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
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
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
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
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政治条件采取的，但
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
识，瓦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
需长①海内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
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
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
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
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
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
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4月3日将文件下发
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
的工作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
导人的军事“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
边防的长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
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
他们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
去的中间上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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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官们也把失宠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
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
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
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
备忘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
打入冷宫。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
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谋
部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与国防处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尽管
国防处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
希特勒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这种尔虞我诈之中，按
照“分权制和主管人员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渔人之利。国防军高级参谋部的
这些弱点及其灾难性的影响，不单单是由于 国防军统帅部组织无能造成
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三军种的态度。他们不是联合希特勒的“工作
班子”一道反对希特勒，而是想法设法对这个“工作班子”行破坏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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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战争之路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从——纽伦堡法庭称之
为——“关键性会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会商是于1939年5月23日举
行的。会上，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在柏林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进攻波兰的
展开、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事先既没有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报，也没有邀
请他们参加这次会商，替代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的却是陆、海军总司
令。在会商会上，希特勒无视他的指挥参谋部的存在，为准备未来的欧洲“进
攻计划”，他要求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小型研究班子”，凯特尔对
此毫无察觉。希特勒要求，这个班子应包括陆、海、空三军代表，负责进行
“最高等级上的作战精神准备”，——大概是指战略上的精神准备——“以
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这里以蹩脚的军
语所描绘的任务，正是在正常条件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所肩负的职责，也是
他一开始就赋予它的任务，尽管它的职贡不是拟制一项进攻计划，它的真正
军事职责是保卫帝国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战
略方针，也没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月23日的会议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说明，国防军内严重缺乏
秩序和信赖，这也是身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当时和后来时常向国防军首脑
们流露的。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22日，在没有高级军事首脑参加的情况下，
在柏林举行了经长时间谈判而与意大利缔结的所谓“钢铁盟约”的隆重签字
仪式。这份条约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从性质上说毫无疑义是军事同盟，它
要求国防军要承担重大义务。然而，在这个条约的准备和缔结过程中却没有
那个军事机构参与；甚至希特勒还在于1939年3、4月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
的唯一一次有双方国防军司令部代表（意方为帕里阿尼将军，德方为凯特尔
将军）参加的，会谈中严禁讨论战略问题，因此在5月23日的会议上，希特
勒没有向与会者透露任何有关该条约的重要军事内容。议定书的主持人施蒙
特中校仅向与会者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保守秘密——即指进攻波兰的计划
——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这个计划，即便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对于
意大利来说，只有突破马奇诺防线，此问题还有待研究。”①尽管作者当时
是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但所获悉的有关这次会商的内容，也只
是凯特尔知道的那一点点。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波兰战局计划的内容。这些消
息，同时联系到当时的政治事态，作者毫无疑义地认为，希特勒企图发动一
场新的“鲜花战争”②，并将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一名长年作约德尔的首席助手—
—当时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贝格中校接替。此后，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继
续充当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为其战争目标服务。他们尽管认识到自
己地位的严重虚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对希特勒企图进攻波兰的行动，以及用
现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企图。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关系到希特勒
的战争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
欧洲西方列强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
入考虑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