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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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应当为陆军作事的，
占据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焦躁不安。而
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径来维
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领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
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
而帝国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
以及他与希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①。
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
之中。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
次国防军统帅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1937年的唯一一
次国防军军事演习。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
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及军争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
路，同时——自 1935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
持，为此约德尔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
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
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年所要解决的眼前问题是要设立隶属于国防军统帅
部的所谓“国防军总司令”。他应当取代陆军各军区司令的职位，包揽国防
军的一切任务，其中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内政和防御问题、国防经济和征兵
事宜。
工作上的紧张和对立也渗透到了人际关系之中。结果，隐藏在从陆军脱
颖而出的、目前担任要职的将军们之中的分裂逐步公开化。他们毫不犹豫地
与周围同事结成亲密伙伴，使最高军官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民族社会主义
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旧的陆军派。
尽管如此，布洛姆贝格不仅在一触即发的混乱之中，使国防军的领率机
构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还想利用他优越的地位及其军事权威，
对战争政策施加决定性、至少是制约性的影响，或者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施
加影响。当时发生的几件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布洛姆贝格的态度。希特勒曾
于1937年11月5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国防军总
司令和陆军在反对这一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希特勒为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备战时，布洛姆贝格在同年12月13日作的一次报告
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国防军战争潜力的极端不足，特别是弹药的短缺，此
事也表明他为避免战争危险而持的反抗态度。一年前，他还曾激烈反对大量
军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此事很少为人所知，至使陆军总司令没有表态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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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担任要职的将军们、总参谋部和陆军
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布洛姆贝格用他宽厚的脊背隔在我与国防军之间。
这是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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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攫取军权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将这一“障碍”铲除了，
自己接管了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最高司令”。自此，除了在希特
勒接管的、原封未动的布洛姆贝格的参谋部里委任凯特尔为“国防军统帅部
参谋长”①之外，在希特勒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之间再没有任何机构了。
实际上，当时围绕国防军参谋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军抬挥
参谋部，在陆军和海军的备忘录里或口头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论。从那时
候起，戈林一头倾倒在凯特尔一边。所以，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国防军
统帅部的偏爱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无条件地做
一名希特勒的“忠实信徒”，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地觊觎整个国防军的指
挥大权。即使不能成为布洛姆贝格的继承者②，也许会有希望被希特勒任命
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中的一名常务代表。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军总司
令的职位，使他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联合起来，激烈反对新
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亲
自接任国防军最高指挥后，他的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现在不是
组建一个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成
为全部作战指挥问题的最高顾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应当编入陆军总参谋
部。
使人感到离奇的是，贝克上将①于1938年2月再次在凯特尔面前对陆军
的要求进行辩护时，其所用的言辞与希特勒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第一次
谈话相差无儿。约德尔在他的记录中对他们如出一辙的谈话作了这样的记
载：两者都说：“陆军对德国来说是决定性因素。”于是，贝克便从中得出
结论：“陆军必须领导战争。”希特勒则指出：——尽管是充满理智的——
“其他军种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但是，身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
谨慎从事，防止将来他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受到了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
参谋部精神的束缚。然而，贝克也不仅仅是企图为当时的国防军树立一个健
全的领率体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即当陆军执掌国防军控制大仅之后，
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关于他的这一思想——撇开他后来的行
动不谈，仅从他所说过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写道：“政治……产生
于陆军的效率。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
效率也可以决定政治企图的界限。”这些潜在的、重大的矛盾，陆军想设法
给以解决，但直到1938年2月仍悬而未解。这种矛盾不用说是当时，就是时
至今日还未被世人所知。
1938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现行体制，似乎最终结束了在组织领域
内甚至波及到陆军高级职位的争夺。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这一由
布洛姆贝格所建立的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他多年的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所取
得的胜利，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防军最高指挥机
构被无所不管的独裁者兼并，他们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期望也化为泡
影。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防军统帅部由于希特勒
的接管，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已失去了它的纯军事特点。更有甚者，过去在
布洛姆贝格领导下的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政治领导来说曾是维护军队利益、
对国家领导来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军事指挥机构”，现在，却成了一个
“工作班子”，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家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这位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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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统帅从走马上任伊始，几乎没有几个星期，即在他还未开始滥用职权达
到强权目标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据凯特尔将军的能力和素质，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当了
“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以参谋长的身份辅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从一
开始希特勒就没有考虑给他什么职务①可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对
希特勒在贺饲中的一句话深信不移，经久不忘。希特勒说：“您是我的知己，
是我在国防军问题上的唯一顾问。”凯特尔铭记着这一颂词走上了国防军统
帅部参谋长的职位。从此，他在虔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
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
意图和指令。他以认真的态度、不倦的精力，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然而他的
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寻求平衡，这就成了他走向
灾难的原由。约德尔也在忠于职守，勤恳地工作着——尽管是出于其它企图
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谨小慎微，把任何一点点自己的和别人
的批评意见都深深地埋在肚子里①。由于对希特勒的绝对相信以及在他们脑
子里已形成的国防军已构成统一指挥的固定看法，使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
首脑对他们的“娘家”——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产生了对立情绪，而
且愈演愈烈。这样，国防军的内部团结每况愈下，特别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一
些军官把维护与“党”的关系视为自己独有的、不允许任何人介入的事情，
使国防军的分裂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从1938年春季起，国防军也逐渐被卷入希特勒的欧洲政策。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而在精神上、理论
上或实践上为改进现行体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产。由于希特勒的反复无常
的、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的令人生厌的作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不过是个徒
有虚名的空架子。2月18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凯特尔保证，“在没有听取他
的参谋长的意见之前，他绝不在有关国防军的问题上作任何决断”。然而，
仅在数周之后，在准备“合并”奥地利的问题上，他不给周密的军事计划工
作留出时间和余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险，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混乱。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希特勒获知许士尼格要进行“公民投票”①的消
息后，这位国防军最高司令便于3月9日夜晚，紧急召见戈林、赖歇瑙——
从罗马赶回，以及另外两名他熟悉的将军，共同磋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恐吓
和高压的措施。也许到3月10日清晨，凯特尔才从他副官那里知道戈林等人
已在希特勒那里。“10时驱车去总理府”，约德尔写道，“我随后前往，向
他呈交一份旧的作战方案”。过了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也被召来，他向希
特勒报告说，陆军对此没有丝毫准备，要想动员计划内的部队，必须在5个
小时之内临时起草一份紧急命令。于是在此基础上，3月11日国防军统帅部
发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说，希特勒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为了预防可能
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海军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配合，便独自命令“全
部舰船返国”。
同年，由于在苏台德危机过程中准备以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
方案”一事，使国防军最高司令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出现
了极度紧张。这是作者1938年暮春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炮兵上将之命前往柏
林参加总参谋部制定的“绝色方案”的“最终会商”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当时作者正在杜塞尔多夫任团长。在一大群与会者中间，没有看到国防军统
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凯特尔，也没有看到约德尔，更没有看到一名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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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谋部军官。对于这个使人感惊讶的问题，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
赫上校作了令人惊讶的回答：“这里研究的是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
关。”贝克紧接着所作的发言，是唯一的对希特勒和国防军统部所制定的计
划和下达的命令的示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只
能有保留地表示赞同。此后，贝克还公开地以其他各种方式想打消希特勒的
企图，直至1938年夏他被黜职。
对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几件事情上也表露无遗，直至哈尔德接任贝克的陆
军总参谋长之职后为止。在1938年9月9日夜直至次日4时召开的纽伦堡“帝
国党代会”上，又发生了一次争论。在会上，希特勒面对陆军首领的顽固态
度，要求他们改变其独出心裁的展开和作战计划。当时作为旁听者出席这次
会议的凯特尔在回到柏林后，对约德尔抱怨说：“他对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
军总司令曾尽过很大努力，现在已对他大失所望，这种争论……将最终导致
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失败，但他无力阻小。”国防军统帅部
参谋长利用这一机会，“根据他从纽伦堡得出的令人沮丧的经验，对国防军
统帅部的军官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强调说：“他绝不容忍
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随意进行批评，不允许他们牢骚满腹和吹毛求庇”。
对凯特尔表示完全支持的约德尔上校，根据希特勒在9月12日一次讲话中谈
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