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李冶-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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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撰注《缉古算术》是王孝通的最大贡献。
王孝通的《缉古算术》有4类内容:
第1类:即《缉古算术》的第1问,是天文学中的数学计算问题。
第2类:即第2—6及第8问,是土木工程中的土方问题。
这一类问题,王孝通是根据 《九章算术》第5章《商功》中的立体形求
体积法,昼思夜想,设计出来的。一方面是根据工根的条件计算其体积及长、
宽、高,另一方面要从已知的某一部分体积及某些参数计算其长、宽或高。
其问题之复杂超过以往任何算经,如第3问所筑堤防,由一堑与一羡除(隧
道)相叠形成,题设达290字。首先要由民工数及每人的工作量计算出堤防
的体积,进而由此体积及堤防的下底差、小头的上下底差、两头的高差,小
头的上底与高差及堤防长与小头高差求此堤防的两头高、上、下底及长。最
后,欲从小头起筑一定土方量的堤防、求此段的长。
第3类问题,即第7及第9—14问,是求各种形状的仓房、地窖或其一
段的高 (深)、广、径问题。
第4类问题:即第15—20问,是已知勾、股、弦三事二者之积或差,求
勾、股、弦问题。
这类勾股问题在中国数学史上是首次提出。
第2、3、4类问题大都归结为一个开带从立方即形如:
3 2
x+Ax+ Bx=C( A、 B、C均为正)的三次方程。有的勾股问题要归
结为形如:
4 2
x+Bx=C的四次方程,通过两次开平方解决。
王孝通虽然已能列出三次方程,但他不懂天元术,完全用几何方法推导
方程,所以需要高度技巧,不易被一般人掌握。实际上,宋代以前的方程理
论一直受几何思维束缚,如常数项只能为正,因为常数通常是表示面积、体
积等几何量的;方程次数不高于三次,因为高于三次的方程就难于找到几何
解释了。王孝通的四次方程,是通过两次开平方解决的。
经过北宋贾宪、刘益等人的工作,求高次方程正根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贾宪(公元11世纪上半叶),北宋仁宗时任左班殿直,是三班小使臣,
属武职。贾宪著书有两种,一为《黄帝九章算经细草》9卷,一为《算法学
… Page 7…
文古集》6卷。
贾宪改进了传统的开方法,创造了开方作法本源和增乘开方法,对中国
古代数学的算法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
贾宪的第一个贡献是提出立成释锁法并创造开方作法本源。求二次及其
以上次数方程的正根,中国古代统称开方术。开方在宋元时又称为释锁。
贾宪提出的立成释锁法,如开平方的程序是:
作4行布算,依次是商 (根)、实(被开方数或常数项)、方法(一次
项系数)、下法(二次项系数,此处是1)。将下法自右向左隔一位移1步,
至实的首位而止;以商的第1位得数乘下法,置于方法,以上商乘方法,减
实;以2乘方法,退1步为廉,下法退2步,得出减根方程,再如法求第2
位得数。
贾宪的方法与现今方法无异。
立成是唐宋时期历算家列的算表。顾名思义,立成释锁法是利用一种算
表进行开方。这种算表便是开方作法本源,今称贾宪三角。
在欧洲,贾宪三角被称为帕斯卡三角,是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在17世纪初
创造的,比贾宪晚出6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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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测圆海镜》
贾宪三角是将整次幂二项式系数
n
(a+b) (n=0, 1, 2,……)
自上而下排成一个三角形。
贾宪三角下面有五句话,前三句“左袤乃积数,右袤乃隅算,中藏者皆
廉”说明了它的结构,即积、隅、廉的位置;后二句“以廉乘商方,命实而
除之”,提示了积、隅、廉在立成释锁法中的应用。
显然,利用贾宪三角,当时人们已经把开方术从这之前只能开二次、三
次方推广到开任意高次方。
随着数学问题的日益复杂,迫切需要一种一般的、能建立任意次方程的
方法,天元术便应运而生了。但在李冶之前,天元术还比较幼稚,记号混乱,
演算烦琐。
李冶致力于创造一种简便的、适于各种问题的列方程方法。他认识到,
只有摆脱几何思维束缚,建立一套不依赖于具体问题的固定程序,才能实现
上述目的。
李冶总结出的列方程程序是:
首先立天元一,这相当于设x为未知数;然后寻找两个等值的而且至少
有一个含天元的多项式;最后把两个等值多项式联为方程,通过“相消”化
成标准形式
n n…1
ax+ax +…a=0
n n…1 0
李冶的《测圆海镜》便是天元术的代表作。
《测圆海镜》把勾股容圆(切圆)问题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讨论了在
各种条件下用天元术求圆径的问题。
卷一的圆城图式是全书出发点,书中170题都和这一图式有关。
卷一的另一部分“识别杂记”阐明了各勾股形边长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圆
径的关系。
识别杂记共600余条,每条可看作一个定理 (或公式),其中最重要的
是下面10个圆径公式 (D表直径,r表半径,a,b,c表勾、股、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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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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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并同类项,得2x-340x+ 12000= 0)。上下俱半之,得 (化简,
2
得x-170x+6000=0)。以平方开之,得一百二十步(解方程,得 x=120)。
倍之即圆径也,合问 (所以D=2×120=240)。
李冶由于摆脱了几何思维束缚,在方程理论上取得了四项进展:
第一,改变了传统的把实(常数项)看作正数的观念,常数项可正可负,
而不再拘泥于它的几何意义。例如:卷六第四问所得方程为
2
…x-72x+ 23040= 0,
第七问所得方程为
2
…x+640x-96000= 0,
两题常数项的符号恰好相反。实际上,《测圆海镜》中方程各项的符号
均无限制,这是代数学的一个进步。
第二,李冶已能利用天元术熟练地列出高次方程。书中 170题,有 19
题列出三次方程,13题列出四次方程,还有一题列出六次方程。在这里,未
知数已具有纯代数意义,二次方并非代表面积,三次方程也并非代表体积。
第三,李冶完整解决了分式方程问题,他已懂得用方程两边同乘一个整
式的方法化分式方程为整式方程。
第四,李冶已懂得用纯代数方法降低方程次数。当方程各项含有公因子
n
x(n为正整数)时,李冶便令次数最低的项为实,其他各项均降低这一次
n
数。这一作法相当于用x去除方程各项。
李冶在《测圆海镜》中,采用了从0至9的完整数码。除0以外的9个
数码古已有之,是筹式的反映。但筹式中遇0空位,没有符号0。李冶《测
圆海镜》与秦九韶《数书九章》是最早使用0的两本算书。
秦九韶(1202—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公元1247
年9月,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
李冶的《测圆海镜》比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成书的时间相差不过一年。
李冶还发明了负号和一套相当简明的小数记法。
李冶的负号与现在不同。是画在数字上的一条斜线,通常画在最后一位
有效数字上,如…175记作 ,…360记作
在国外,德国人于15世纪才首先引入负号。
在李冶之前,小数记法离不开数名,如7。59875尺记作七尺五寸九分八
厘七毫五丝。
李冶则取消数名,完全用数码表示小数,纯小数于个处写0,带小数于
个位数下写步,如 0。25记作○=|||||, 5。76记作 这种记法在当
时算是最先进的。
西方在16世纪,小数记法还很笨拙。例如比利时数学家S·斯蒂文在1585
年发表的著作中,把每位小数都写上位数,加上圆圈,如 27。847写作 278
①4②7③,这种记法显然不如李冶的记法简便。直到17世纪,英国数学家J·纳
普尔 (1550—1617)发明小数点后,小数才有了更好的记法。
李冶由于掌握了一套完整的数字符号及性质符号,他的方程已能用符号
表示,从而改变了用文字描述方程的旧面貌。但这时仍缺少运算符号,尤其
是缺少等号。这样的代数,可称为“半符号代数”,它是近代符号代数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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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大约300年后,类似的半符号代数也在欧洲产生了。
《测圆海镜》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元术著作,而且在体例上也
有创新。全书本上是一个演绎体系,卷一包含了解题所需的定义、定理、公
式,后面各卷问题的解法均可在此基础上以天元术的方法推导出来。李冶以
前的算术,一般采取问题集的形式,各章 (卷)内容大体上平列。李冶以演
绎法著书,这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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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见忽必烈
李冶《测圆海镜》的成书标志着天元术成熟,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元代的王恂(1235—1281)、郭守敬(1231—1316),在编《授时历》
的过程中,曾用天元术求周天弧度。不久,沙克什用天元术解决水利工程中
的问题,收到了良好效果。
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公元13—14世纪)说:
“以天元演之,明源活法,省功数倍。”
清代阮元 (1764—1849)说:
“立天元者,自古算家之秘术;而海镜者,中土数学之宝书也。”
李冶写成《测圆海镜》以后,到太原住了一个时期,藩府官员曾请他出
仕,但他谢绝了。后来,他又流落到平定。平定侯聂珪很尊重他,把他接到
自己的帅府来住。他却“私心眷眷于旧游之地”,怀念着少年求学时的元氏。
公元1251年,李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他终于结束了在山西的避难生
活,回元氏定居。他在封龙山下买了一点田产,以维持生活,并开始收徒讲
学,从事数学教育活动。
李冶的学生越来越多,家里逐渐容纳不下了,于是师生共同努力,在北
宋李昉 (925—996)读书堂故基上建起了封龙书院。
李冶在书院不仅讲数学,也讲文学和其他知识。他呕心沥血,培养出大
批人才,并常在工作之余与好友元好问、张德辉 (山西交城人)一起游封龙
山,被人们称“龙山三老”。
在蒙古军队攻金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害怕
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反抗,蒙古军每攻下一处,都实行残酷的屠杀,使大量人
民丧失了生命。如攻占保州(今河北保定)、密州(今山东诸城)、卫州(今
河南汲县)时,除工匠留下不杀外,其他人都一律杀死。此外,还大量掠夺
“驱口”,即奴隶。“掠者私其主”,实行谁掠夺来归谁有的政策。大军所
过,麦苗被践踏,耕牛被掠走,堤堰被捣毁。因为不知道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有的人甚至主张尽杀汉人,改农田为牧场。如别迭等人就曾提出:“汉人无
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蒙古军的上述暴行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斗争,即所谓“河
朔盗起”,“河北群雄如牛毛”。有的起义军多达10万余人。在人民斗争的
打击下,蒙古贵族内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主张依然如故的守旧派和要求改
变统治方式的革新派。蒙古族杰出的统治者忽必烈即属于后者。
忽必烈建元以前,蒙古汗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蒙古草原上的哈喇和林。
燕京被成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