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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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昌起义到八七会议
中国历史上屠戮反抗者、革命者，名目之多不可枚举；打着革命招牌，屠杀革命者，也是一种名目。蒋介石、李济琛、汪精卫从华东杀起，杀到华南，又杀到华中。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到1932年以前，被国民党新军阀屠杀者达一百万人。实际上究竟杀了多少人，没有人也没有办法查清楚。共产党员从原来六万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原有三百万会员的工会，现在只剩下七万人左右。往日引为左派同志，一朝反目，即斧钺相加。这个打击，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是突然的，但似乎事先也有些觉察。陈独秀在7月4日主持中央常委会时，即决定中央机关隐蔽起来，立即布置新的秘密机关；他本人也很快转入了地下。这叫大事糊涂透顶，小事则不失为精明。
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堕落了，但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领导革命的重任，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了。1927年7月10日前后，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后来又加入了瞿秋白。最初在常委中何以没有瞿秋白？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鲍罗廷在传达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时，曾经提议让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①。这个提议虽未付诸实行，但却使瞿秋白晚些时间才进入常委会。因此，在中共中央发表的政局宣言，公开地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卖，并命令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以后，即7月13日后，瞿秋白便与鲍罗廷秘密离开武汉，前往庐山。
①蔡和森：《机会主义史》；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7月16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指出，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否认国民党中央的分共决定，继续联络下层左派，组织革命同盟。同时指示广东省委：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部第四军、十一军，已抵江西境；如张部回广东，省委要在政治上军事上作好准备，支援张军。
中共中央重视张发奎所部，是因为在宁汉粤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反共后，唯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和缓，没有明显的“清共”表示，叶挺等共产党人仍在其军队中进行活动。7月中旬，趁张部扩编机会，部分工人纠察队骨干编入了该部。同时，瞿秋白、张国焘和周恩来一起酝酿，明确提出动员叶挺、贺龙所部举行起义。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进行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裂。但起义后如何进行，大家都不甚清楚。瞿秋白和鲍罗廷前往庐山的任务，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问题。
中央原定利用张发奎部回师广东之机，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但当四军、十一军开至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开至九江时，张发奎已日益表现右倾，并暗中布置“清共”。驻江西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所部三、六、九军近三万人，进驻樟树、临川、九江一带，有包围第二方面军的态势。这样，奉命赴九江策动张军相机起义的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在抵达九江，了解了事态的变化后，便在20日由谭平山召集谈话会，商讨对策。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叶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回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应该抛弃依张之策，建议中央在南昌实行独立的军事行动。21日，李立三、邓中夏赶赴庐山向瞿秋白汇报。
7月中下旬，长江沿岸已酷热难当，避暑胜地庐山却是一片清凉；倘在往年早已游客如云，人满为患了。今年，由于发生了大的事变，虽值避暑旺季，人们却都不来了，到处空荡荡的。瞿秋白住在仙岩客寓。这是英国人开的一家饭店，房租很贵，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费大洋六元。林伯渠的叔叔在这个饭店当厨师，汇报会议就是在厨房里开的。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瞿秋白听过汇报，即刻表示完全赞同九江会议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当时已知道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九江会议的同志请瞿秋白回汉向中央报告，从速决策。从九江会议到庐山会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初步形成了。
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罗明纳兹等人。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九江、庐山会议的关于在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改变对张发奎的态度。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即赴南浔负责组织起义工作。同时决定筹措经费、派遣工作人员和苏俄顾问，等等。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罗明纳兹、加伦、范克等出席会议。加伦报告了他当日会见张发奎决定部队部署的情况，以及对张发奎态度的分析。指出：如果我们与张分裂，“那我们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来”。①接着，罗明纳兹宣布国际电报指示：“如毫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对此，与会者讨论“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②。会议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正确的，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决定。张国焘不愿意去，瞿秋白和李维汉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预决定呢。”③张国焘到九江、南昌后，仍对张发奎抱幻想，阻挠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等一致反对。对此，瞿秋白后来说：“南昌暴动之前，我是主张贺叶独立举动，张发奎来与不来听其自便的”③，张国焘“主张等待张发奎之态度，必须联张动作。他还主张中央可以迁九江，有随军出发的倾向，一直影响到他南昌暴动临动手时之动摇。”⑤
①张国焘致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
②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1927年11月30日）。
③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报告（手稿）。
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同中国的反革命武装进行战斗了。
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7月29日，汉口全市戒严，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30日，何键在汉口大肆逮捕共产党，仅市党部被捕者即达百余人，重要人员都被枪杀。8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军制裁共产党。5日，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布告，宣布共产党“罪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枪杀多人。8月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湖北特委会临时宣传大会上发表演说，叫嚣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第二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清查共产党办法，规定：著名的共产党人，应由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有共产党嫌疑者，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共；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
武汉地区已经是一片白色恐怖了。
在革命高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人中，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莫测，那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屠夫。脱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①有些党的组织准备解散，并影响到工农群众的动摇和恐慌。
①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中国革命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关头。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新的方针，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回到汉口，从参加南昌起义的决策开始，就在实际上参加了临时中央常委的工作，这一方面由于五人常委中已有三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参加南昌起义，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在党内的威望。
在瞿秋白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参加，对会议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紧张的筹备。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和罗明纳兹都参加了会议。紧急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形势非常复杂危险，28日未能集会，不得不将会期推迟。8月3日，常委开扩大会。到会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浩（林育南）等。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了与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结果。扩大会就时局和对策，召开紧急会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我们应该接受并据以制定新的策略。在听取张浩汇报南昌暴动情况后，瞿秋白说：对于农民运动，已有决定。湖南农民应夺取政权，再加上武装力量，一定能够成功。会议还讨论了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的问题。对于共产国际要陈独秀赴莫斯科述职一事，会议决定，在等候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请假不赴莫的复电的同时，还是劝他服从共产国际决定赴莫。扩大会议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原先打算多通知一些同志到会，可是由于时局紧张，交通阻隔，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通知也无法到会。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不过半数。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尚未去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这次会议的会址，在汉口市区中心地段的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这是一个英国人在1920年修建的三层楼公寓，名叫怡和新房。租赁者多为外国人。当时，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住在这个公寓的二层。一层是外国人开设的商店。隔壁也是一家商店，叫惠露公司。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希贤（小平）具体组织安排了会务工作。他在会前三天就来到会场，直到会议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在里面一直呆了六天。接到通知的同志，到达汉口后，由秘密交通员在会前分批带入会场。入场后，不再外出，夜晚不顾酷暑薰蒸，挤在房中席地而卧，吃的是干粮（面包等）。房主人洛卓莫娃对大家说，如果有人进来查问，就说是在开股东会。
起草文件，是会议前的另一个筹备事项，实际上是为会议制定方针、政策。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结合中国政局，在会前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作为会议主要文件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是由两人共同商量，交换意见，先由罗明纳兹以俄文起草，然后由瞿秋白译成中文。李维汉回忆说：“八七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在瞿秋白家里，瞿秋白在那里翻译告党员书”，“直到八月七日的清晨瞿秋白还在翻译。”①苏兆征也参加了部分文件的起草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中央紧急会议便在8月7日秘密举行。会议从上午开始，紧凑而高效率的按预定程序进行，一直开到傍晚结束。
①李维汉1971年9月26日、1972年10月12日两次谈话。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二位俄国同志纽曼、洛卓莫娃。
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他代表常委报告了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并向到会同志说明，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只能开一天，发言要扼要。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罗明纳兹作报告。他首先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