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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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地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演讲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夺其政权。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城市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几经变化，但是在1926年底以前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是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广东、湖南等地减租斗争普遍掀起高潮。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已增加到一百三十六万。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查，提交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11月22日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斯大林在报告中批评了在国民党人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关，帮助农民满足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但“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①斯大林还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研究军事，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要中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12月，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意见，尚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都提出反对“左稚病”。陈独秀报告中把“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②等列为党内“左稚病”的六种表现，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对“左稚病”。③会议根本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主张把政权、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交给汪精卫等所谓左派，主张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和唐生智，企图利用蒋、唐、汪之间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间的均势，来防止蒋介石一个人的军事独裁，实际上是完全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会议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反对党“包办”农民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④他认为只要赞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1、334页。

　　②③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23日）。

　　④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13日）。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带到中国加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正确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方针从事国民革命，“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①并表示今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②但是，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错误。2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后，于2月12日由长沙返抵武昌，在2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邓演达、孙科等，也都公开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发表了《对农民宣言》，通过了《农民问题案》，都表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总之，土地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国民革命中势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

　　

　　①②《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中心地上海的工人运动猛烈发展起来。按照苏俄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中共中央异常重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并于1926年10月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当时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群众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武器装备很差，总罢工发动后没有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失败了。瞿秋白没有参加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但他十分关心起义的情况。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同志，时常到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五号瞿秋白家中商议工作。在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中共江浙区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瞿秋白主动提出担任代表大会的报告，但被中央拒绝。1927年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当天，杨之华参加了在上海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召开的全市积极分子会议。会后散发传单时，发现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正在西门十字街头行刑杀人。她回到家中告诉正在工作中的瞿秋白。他很关心同她一起散发传单的同志的安全，郑重地嘱咐她去寻找失散的同志，然后向中央机关报告情况。罢工第一、二日被捕被杀的工人、学生总计在百人以上。21日晚，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22日下午，停泊在高昌庙的海军炮舰上的革命士兵，发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于是各区工人群众英勇地展开了夺取武器，袭击军警的战斗，闸北和南市工人并与军警进行巷战，起义达到高潮。当天，瞿秋白来到设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启迪中学里的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天，杨树浦区工人召开近万人的示威大会，并当场抓获工贼“小滑头”，公审后，立即处死，人心大快。瞿秋白得知后，赞扬了工人的革命行动。

　　由于事先准备不够，加上罢工已延续多日，部分工人已自动复工，起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小。因此，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即江浙区委）举行联席会议，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赵世炎、任弼时、汪寿华、瞿秋白、杨之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罗亦农、赵世炎报告了起义的情况和问题，大家进行了讨论，不少同志发言。瞿秋白对于这次起义的教训和下次起义的准备工作等，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指出：罢工开始以后，党对组织士兵、学生、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响应工人罢工的决心不够；起义缺乏准备；对组织人民政权，只作为一般的宣传口号，没有实际组织工人和各界人民选举市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上层分子去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严重地脱离革命群众。结果，工人罢工已经三天，兵变无望，党才决定把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会议经过讨论，为了保存力量，准备第三次起义，决定由上海总工会下令复工。会议同时提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的方针：扩大武装，准备暴动，扩大市民公会，准备建立市民政权；领导左派，严厉打击右派，等等。决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军委，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和指挥。

　　为了切实地吸取第二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使第三次起义的计划和政策更加正确，瞿秋白于24日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他鲜明地指出党在领导第二次起义工作中的错误：“我党将工人群众放在街上（总同盟罢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们，不领导他们前进。至于暴动的进攻，甚至不但不攻，并亦不守——工人群众之夺枪杀工贼拒捕，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之前尚大半系自动的（上总于发出罢工纪律‘不准打厂，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后，等到李宝章开始屠杀，尚未有决然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对于党领导起义的策略，意见书说：“这种策略是：工人罢了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后，然后再准备暴动。这种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工人自发地惩罚工贼，进攻警署、兵工厂，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我们的领导者却远远落后于工人的行动。他说：“22日晚9时半，集中于北站的某处工人代表，向我（秋白）说：‘大家不动，你们教我们五十工人骚动，岂非叫我们白白去牺牲’”。工人们的批评和抗议，说明了党的领导不力，“教训了我们的党”。

　　瞿秋白在意见书中对于第三次起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强调党“亟宜集中政治领导”，掌握领导权。“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行动的分子的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所以，‘一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总口号”。新政策的策略是：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对于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权资产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党对于工人阶级，应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