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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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她多大的积极性。她不住在自己家里。再说凭着她那很难相处的性情，能长久地住在亲戚家里倒也是了不起的事儿呢。她住在霍尔梅只是为了有机会对我们帮点忙。她不能给我们做很多的事，因为她跟孩子们维持生活也不容易。

　　地下省委和区委有许多这种不太积极但很忠实的助手。

　　我们的侦察员、通信员以及突围的新来的人们详细叙述了各自目击的野兽行为和恐怖手段。但是我们只关心德寇怎样主宰一切、运用什么经济上的奴役方法，我们的人员之报道了他们自己从占领者发行的报纸和传单上捡拾来的表面消息。

　　在初期，关于德寇及其帮凶匈牙利人本人的内心精神世界、思想、情绪，我们知道得更少。对游击队员说来，法西斯分子是没有灵魂的东西。他在考虑什么，幻想什么，有什么样的信仰——是不是全体都是一样的呢？他们的外貌、衣服、表情和语言，全都引起游击队员的反感。我们的翻译员们在审问俘虏时，故意用生硬的语言跟他们说话，使语言也不与他们相似。

　　在萨凡基作战时，我们截获了德军参谋军官阿弗古斯特·丘里夫的一只手提箱。箱子里放着一些计划、地图和各种各样的公务札记。在一本蓝皮封面的大照相簿里保存着许多照片：一个穿着花边衣服的胖太太；几个穿着燕尾服的男子；几个眼睛懒洋洋的苗条少女；几群穿着白色透明外衣的儿童；还有照相簿的主人自己从一岁到三十岁的照片；最末一张照片是他搂着新娘的脸，微笑得简直甜蜜蜜的。所有这些嘴脸都整整齐齐地插在照相簿的页子里，并且用纱纸盖着。此外，底下还有一堆没有贴上去的前线的照片：丘里夫正在把绞索套上一个波兰农妇的脖子；丘里夫正在射击一个双手被绑的人的后脑壳；丘里夫正和一群军官站在希特勒画像面前干杯……而在一张放大的纪念照上：丘里夫在十五个朋友的圈子里作乐。他年纪最大，其余的人都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从大量的酒和多样的菜看来，他们都是些军官。这些‘朋友们’本身都是一丝不挂。人人在相片中装着某种做作的、恶形恶状的姿态。我们早已知道德寇的军官们醉心于淫乱图片；但这已经不单是淫乱图片了。法西斯军官们的心灵，他们整个丑恶的本质，都在这张相片文件里暴露无遗了；顺便说说，这张相片到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马依达尼克和奥斯威辛，也不知道法西斯匪徒们已经发明了杀人汽车。可是我们见过被扫荡队烧光的村庄，也见过被撕成碎块的儿童。

　　在十二月上旬，我们的一小队侦察员在森林里碰到一具女尸。这是马露霞·丘赫诺——科留可夫卡炼糖厂的女工、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

　　科留可夫卡支队的游击队员们为了联络，常常利用她的住宅。她被卖国贼——后来科留可夫卡伪市长，原先这家炼糖厂的工程师——巴拉诺夫斯基出卖给了德寇。

　　我们在马露霞身上发现十六处刺伤，被挖去了一双眼睛。刽子手把她的遗骸暗中扔在森林里，想嚇唬嚇唬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

　　我们把马鲁霞·丘赫诺隆重地安葬了。几百名游击队员参加了葬礼。

　　不，我们不能并且不希望看到占领者一点儿人性。当他们在这里苏联国土上的时候——他们便不是人，而只是敌人。

　　但是为了有效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必须了解敌人。我们要求虽不是全体游击队员，但是首长们、特别是政工人员和侦察人员们，对于落入我们手里的德寇文件——大行政区长官们的命令、在乌克兰公布的法律——都要加以研究。假如不了解他们的那一套，我们怎么能在居民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怎能潜入占领当局的机构里去呢？

　　大多数同志极不乐意研究这些东西。‘研究些什么样的鬼法律啊？’反对这样研究的人抗议说。‘新秩序……强行霸道——这就是占领者的秩序。任何司令官可以为所欲为。’

　　当然，这是正确的。下面是一份很可作为那一时期的代表作的文件。这张军事指挥官的布告是贴在霍尔梅的房屋墙壁上的。

　　布告

　　一、禁止进入森林，违者枪决。

　　二、凡与游击队保持联系，供其饮食或予以居住者，枪决。

　　三、明知游击队员的姓名、住址，或明知游击队员或共产党员从他处到达，而不立即报告附近军事单位者，枪决。

　　四、凡藏有武器或任何其他军用品者，枪决。

　　五、凡散步谣言，威胁居民，制止工作，或以任何其他方法妨害公益者，予以严惩。

　　六、所有村长必须立即将外来人之名单呈送切尔尼多夫司令部。

　　七、父母、教师及乡村村长，均应代青年负责。对于幼童所犯之一切罪行，彼等亦将受同等处罚。

　　八、凡能防止怠工而未予防止者，处以死刑。

　　九、对于违背本命令之乡村，将根据集体责任采用最严厉手段。

　　军事指挥官

　　这道命令无异是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枪毙。占领当局发布了大批暗示、命令和法律。其中有些规定了各种福利、安全、课税的一定标准。但是德寇履行的唯一诺言是绞刑、枪毙和惩罚。

　　省委还是采取了一项决议，责成大家研究侵略者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组织系统。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甚至现在，想起这个组里的各种课程时，我还忍不住要笑。疲倦的游击队员们红着脸坐在那里，紧张得满脸大汗地在呆读死记。

　　“领土指挥公署是实行农业管理的。农产管理部长管理四个农业公会或公社。农产管理部长隶属于领土农民部。领土农民部隶属于地方农民部。地方农民部隶属于领土委员。领土委员隶属于大行政区长官……”

　　在这个组里上过一课以后，人们都发狂了，你可以派遣他们参加最冒险的作战。

　　在切尔尼多夫省区中心科留可夫卡，现在仍旧有些人可以发誓证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有几架游击队的飞机在市镇上空散发过几百张传单。

　　从缴获的德寇文件里，我们自己才知道这次“游击飞机”的空袭。在区指挥官用惊惶不安的口吻所写的报告中，说到游击队不仅有轻武器，而且还有机枪重炮和飞机。为了证明最后的说法，报告还引用了德寇和匈牙利官兵们的目击的供述，以及科留可夫卡居民的审讯记录。

　　后来我们果真有了机枪和大炮，但都是在作战中从德寇那里缴获的。也有飞机从苏联后方飞到我们这里来，拿了传单在本省的村庄和城市上空散发，不过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还没有飞来呢。因此我们读了德寇的报告，只有发笑了。真所谓风声鹤　，草木皆兵。为了要获得增援，德寇司令官和卫戌部队的首长们往往在自己的报告中夸大游击队的实力。

　　但是后来我们想起来了。我们的传单确实在十二月六日在科留可夫卡上空落下来。那天天气阴暗，不难想象到飞机是在云层上面的高空飞过的。妙的是，当时科留可夫卡挤满了占领军。前一天开到了好几百德寇和匈牙利兵。正好在六日那天，德寇把市镇上全部居民赶到了广场上，以便把新任的区政当局：市长、警察局长和司令官给老乡们看看。

　　就在那个时候，几百张游击队的传单开始从天上纷纷落下来，号召人民对侵略者作斗争。

　　这是我们两名大胆果敢的侦察员彼嘉·罗曼诺夫和范亚·波列舒克干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十二月五日，他们奉命到科留可夫卡去做联络工作，并把地下省委森林印刷所里印刷的一千张传单带给地下工作者。

　　彼嘉自己讲述了这次出征。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他是我们支队里最勇敢、最机智的侦察员和破坏者之一。他不是空谈家，象许多真正大胆的人一样，彼加不是那种沉默寡言或者十分谦逊的人，但也不爱夸大其词。彼加是个热烈的正义拥护者，总是要求大家论功行赏。在评功中，别人也好，自己也好，这个年青游击队员总是很严格的。

　　彼加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间和两位同志一起牺牲了。他们受到几十个德寇的包围，抵抗到最后一粒子弹为止。彼加的占有等阵亡了，他把最后的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太阳穴。但这是以后的事。下面是我所记得的，彼加讲他在科留可夫卡遭遇到的一段经历。

　　……我们有好几项任务：首先到医院里去找彼兹罗德努医生，替我们的病员讨药方；此次，上药房去配方和买些绷带；然后到接头地点交付传单。此外我们还要打听消息：德寇怎样行动，是不是打算进攻游击队。

　　医生马上打发了我们。他照例很不放心。

　　“你们干么带了这么些武器走来找我？”他说。“你们要明白，我不是游击队员，我害怕。”

　　嗯，没有什么，药方还是给了我们。我们在药房里不得不稍微吵嚷一些，要他们立刻配摇。很好，他们马上把药配好了。我们再往前走。现在得到接头地点去交付传单了。

　　伊凡说：“你瞧，我看这些是德国人呢！”

　　不错，街梢头至少有一连德国兵在踏步。我们转过身来——从另一方又看见骑马的匈牙利人。这可对我们不利了。逃跑不成：口袋里都是玻璃瓶，而且腰带上还挂着两颗手榴弹和一支手枪。再说还有传单。怎么办呢？情形看来不好。他们人多，我们总共只有两个。

　　我说：“伊凡，让我们来试试穿过这道大门吧。”

　　他说：“这危险，如果那里有个坏蛋怎么办呢？”

　　我说：“我看，没有危险。我记得，战前这幢房子里住着农业机器站的一位机械士，还有一位面包师。咱们走吧。”

　　我们走了进去。院子里有一条狗。这么个讨厌货，它向我们扑上来了。我对它说：“舒契卡！”

　　但是鬼知道它叫什么，也许叫波尔加或者别的。突然它摇起尾巴来了，我们就在它面前走了过去。没有什么，它没有咬。但是他们不愿开门来接待我们。里面说不定是个女人或大姑娘吧，尖声叫着只是不开门。我们已经听到德国鬼子走进了隔壁院子。

　　伊凡说：“彼加，你瞧，那边篱笆上有个洞。咱们钻过去好吗？”

　　我说：“钻吧。”

　　钻过去的时候我猛地撕破了口袋，玻璃瓶都倒了出来。我怎能把这些瓶儿扔掉呀，病员们正需要呢。伊凡着急了。

　　我说：“反正一样，要是我们非牺牲不可，那么为药品而牺牲也不算错。随你的便，我可要把它们捡起来。”

　　伊凡虽然咕咕哝哝发了几句牢骚，却也动手捡小药瓶。接着我们来到了另一个院子里。很好，那里寂静无声。我们穿进了一条胡同。往后我便知道这是到布哈诺夫家去的路。他是个工人，一个老头儿，自小就在糖厂工作，是个可以信任的人。我有一个时期向他的女儿献过殷勤。她名叫什么是无关重要的，这对你们反正也一样。

　　伊凡打碎了一个小药瓶。我骂了他，骂得他很厉害，他甚至生气了。

　　我说：“傻瓜，你要明白，要是我们把所有的药品都毁了，再把传单丢了，那你我还算是什么游击队员和侦察员呢。那时我们一文不值了。对吗？”

　　再说这种药品是气味很浓的。哦，很明显，假若他们派一头警犬来追踪我们，我们便完蛋了。

　　我们走了运，简直是吉星高照。布哈诺夫坐在家里。你想象一下——四周出了这样的事，他却心平气和地在大喝其土烧酒。

　　他对我们说：“弟兄们，别见怪我不请你们喝，我自己还不大够哪。”

　　他是这样的一个古怪人。说起话来总是这样。后来他可怜我们了，给我们北人倒了一小玻璃杯。

　　布哈诺夫说：“好，弟兄们，走吧，我们不能浪费时间。我会帮助你们脱身的。”

　　我们听从了他。他领我们穿过许多院子和小路。一看，我们已经在炼糖厂的境界里了。怎么搞的？

　　布哈诺夫大笑道：“这里，鬼都找不到你们，就是巴拉诺夫斯基本人也休想。”

　　炼糖厂给烧得差不多了，到处是断垣残壁，烟灰垃圾。顺便说说，德寇一定在追踪我们。怎样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会马上得知而且飞奔前来追捕我们呢？我不明白，我想到药房里有人说过，来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那里有一个病人，因为我们把他推开，自己抢先取药而生气了。他那么可笑地对我们说：“你们打什么游击？”我好好地回答了他，之后伊凡还加了两句。如果这个病人还要继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