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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

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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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古锡说,“好,好,”他紧皱着眉头反复说。他显然不知怎么办才好。‘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公民叫维丘克,是德军司令部的特派员。”古锡转脸对绑着的人说:“这是个误会,立刻给您松绑。”

  土匪站了起来,无耻地向全场的人扫了一眼:“区长老爷,”他高声说,“我注意到:玛丽娅·卡柳什娜娅和游击队员有往来。她丈夫是共产党员。区长老爷,全农庄的人都是游击队员!”

  “胡说,他在胡说八道!”庄员们齐声叫喊着。

  讲堂里传播着不安的情绪。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有人喊道:“吊死这个凶手!”

  一直留神监视大家的德国兵跳了起来,对着天花板开放德国式连放手枪,一刹那间房里变得寂静无声。

  德国人重新坐下,扯了扯翻译员的袖子。

  “我是个警察,”维丘克反驳说。“游击队员们每天去找玛丽亚·卡柳什娜亚……”

  “你既然要整顿秩序,为什么要抢这个东西呢!?”老大娘说着这句话,把一个大包袱扔在桌子上。

  “这是没收来的东西。”土匪毫不惭愧地说。

  “没收”这个词儿对德国兵起了魔法的作用。他激动了,尽催着翻译员。

  她站起来用断断续续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德国老总说,要提醒您,副区长老爷,按照现行的指令,一切由市政当局没收的贵重金属品,还有宝石、油画与雕刻的美术品,都应当转交给‘戈林基金会’……”当这个老大娘讲话的时候,德国兵不断地用恶狠狠的叫喊催促着他。

  一种紧张的寂静笼罩着讲堂。我痉挛地紧握住短大衣里面的手榴弹把手。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瞅了好几次。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的神情。如果不是古锡或者德国兵,或者那个被绑的伪警那么专心于自身的“事务”,那他们一定会注意到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他脸色泛白,热狂得发抖。他把右手一直放在口袋里,不断对我投射着央求的颜色。“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咱们动手吧,咱们就动手吧!”他的眼色简直没有别的意思。引诱力实在是极大的。扔个手榴弹,然后……要抑制是多么困难啊!但是不行,我们不能鲁莽从事。

  我发觉,认识我的不单是季顿科,至少有八个人不时望着我这一边。也许他们正在等候我的暗号吧。但是这间房间里聚集了不下三十个人,几乎全是男子。坦白说,我当时是极端激动的,神经也动荡不定。我打量着在我身边的那些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带了武器没有?假如搏斗起来,他们将站在哪一边?……德国兵冷静地重装着连发手枪的子弹……力量怎样分配呢?假如这三十个人里面有二十五个象这个维丘克呢?

  古锡在拖延时间。最后,他带着所罗门王的傲慢神气说:“把这位新秩序的保卫者放了!人人都应该知道,布尔什维克和他们所有的亲友都是不法的东西!”

  他从桌子上拿起包裹来交给了德国兵。红鼻子村长给土匪松了绑。

  “现在,”古锡接着说,“我们开会。”

  农民中的一个突然叫了起来:“骑兵团,上马!!”接着便叭哒倒在地板上。他剧烈的癫癫病发作了。

  德国兵疯狂地叫喊了些什么,跺着脚。维丘凹和伪村长捉住了这个不幸的汉子的两臂,拖进走廊里去了。他的几个同村人也跟了出去。

  维丘克和红鼻子村长都没有回进教室里来。不一会,我们听到马蹄的嗒嗒声:发病的人显然给带走了。

  古锡大叫大喊地开始演说。他挤眉弄眼,飞唌溅沫,拿拳头来威胁游击队员,歇斯底里地狂笑。毫无疑问,他是竭力在模仿希特勒的演说姿态。

  被德国兵解除了职务的上了年纪的女教员,坐在我身边。她浑身发抖,向火炉挨近。她使我很不痛快。

  我扭过头去,看见米沙·古林——就是和妇女们一起拆毁乌达河桥梁的那个青年木匠——站在房门口,正在卷纸烟。

  我站起来向他走去,用很响的叽喳声说:“小伙子,给我一张纸。”

  他撕了一块报纸给我。我开始卷纸烟,同时拿膝盖使劲挤他的腿,并且皱了皱眉毛。他也用勉强可以听到的低语说:“散会后在季顿科家里见!”

  我回到炉边的原座位上。坐下时,我短大衣的口袋给长凳钩住了。这个口袋里几乎塞满了手枪子弹,其中有一粒子弹掉了出来。我赶快往下一看,上了年纪的女翻译员已经把它一脚踏住了。但是她的眼光一丝不露风色,象所有的人一样,照旧浑浑噩噩、漠不关心地注视着古锡。我心里想:“噢,即使在这里,好人也不少哩。”古锡大概做了不下一小时半的丑角。临了时,他从热情奋发的歇斯底里转到了“事务”部分。他开始要求修复公路和桥梁;要求人人都到村长那里去登记;要求凡有劳动力的人不经许可,不得离开。因为初等学校还没有开课,他生气了。

  “我们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纲要全都有了。明天一定得开学!”

  有人天真地问:“怎能上课呢,明天是十一月七日,是节日呀。”

  古锡脸涨得赤紫,跳起来说:“这是什么节日?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吗?……”

  结果没有抓人也没有开枪,就混过去了。但古锡趁此机会又讲了一刻钟。

  散会以后,古锡招手叫我和德涅普罗夫斯基过去,把我们交给季顿科:“这位公民将照料你们过夜。”

  当我和德涅普罗夫斯基从讲堂里走出来的时候,给大约十个人的紧紧的圈儿围住了。在黑暗的走廊里,我们无法了解向我们挤拢来的是些什么人。直到上了街,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是一批志愿警卫队。”

  我们三三两两地散了,在一小时后又会面;但并不象原定计划那样在季顿科的家里,而是在村外一所无人过问的茅屋里,当时正有两个乌兹别克牧人住在那里。

  这是两名红军战士,他们在撤退时奉派照顾相当大的一群牛羊,却和这群牛羊一起陷进了包围圈,然后就处在敌人的后方了。到现在他们已在伊琴雅区的大小树林里潜行了一个多月。德寇认为他们是属于普里蒲特尼伪村长的。但是这两位牧人兼红军战士并不经常在村里过夜,而受托管理的牛羊却正在逐渐减少。

  “树林里有个司令员,一个刮刮叫的司令员,”一个牧人笑嘻嘻地对我解说。“乌兹别克斯坦没有狼。这里有狼,哦,多得不得了!”他寓庄于谐地说。

  牧人们答应就在明天通过季顿科让我同森林中的司令员和“狼群”联系。

  曾经参加古锡会议的人,有一半以上都集聚在乌兹别克人的茅屋里。人们在这里变得不同了:他们谈话又兴奋、又直率、又随便。我真惋惜当初不知道学校里有那么多好人!要是知道的话,我们会当场解决古锡和他的卫队的。但是从那时候起,他们的命运已经是很明显了。我们决定对古锡、维丘克和普里蒲特尼的红鼻子伪村长加以监视。

  当天晚上,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回到了彼德罗夫斯克农庄的同志们那里。季顿科和我们约定在明天、或者无论如何在十一月九日以前,到农庄里看林人格里沙那里来另我们到赫鲁晓夫游击队去。

  现在我们完全清楚了:格里沙哄骗了我们,把我们指迷了路;而且不单是他,大家都在提防我们。许多村庄详细拟定了自己内部的秘密活动。流浪的人不少,村民们知道大多数“流浪者”都是苏维埃人,但无法立刻认清他们。因此他们对每个人都仔细打量,把他当成研究的对象。后来我们知道,在和游击队有密切联系的一些村庄里,每逢有这样的陌生人,特别是成群的陌生人前来时,他们就向支队指挥员或政委报告。

  现在一切都已弄清楚,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困难发生了。明天我们就要和支队在一起啦。要知道明天就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念日。也许支队里有收音机,那么我们便会听到红场的广播,听到斯大林的讲话,在自己人中间过节。

  当我们回到“家”里,那就是说,回到彼得罗夫斯克农庄的寡妇那里时,桌子已经完工了。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正在桌腿上动手雕刻某种小玩意儿,毕竟总得把活儿做得象个样儿啊。

  一早,我们便坐下来着手缝补靴鞋。大家的靴鞋都已破烂不堪;但主要的目的是消磨时间,等候季顿科。

  顺便说说,那一天我们发觉街上的人很少,只有些小孩儿偶尔跑出来。男孩和女还都穿得很整洁。看来谁也不工作。游行没有举行,然而大家都在庆祝:实际上,这便是一种示威。女主人告诉我们说,即使那些对德国当局诚惶诚恐或者奴颜婢膝的人家,在那一天也没有做工,为的是不反对大家。

  我们也围着桌子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女主人和娜佳做了一锅肥美的甜菜肉汤;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家酿的啤酒和甜酒。我们进午餐时,那个问我们从哪里来,在村里打算干些什么的家伙走了进来。

  好象他昨天也参加了古锡的会议。

  “是该走的时候了。”他一开始就严厉地说,“你们做过客,那就够了。”接着他解说道:“三个骑马的跑过去了。一个是区警察局的;另一个虽说是农民打扮,但一望而知是德国人;第三个便是那个土匪维丘克,他们一定在打算搜查。”

  季顿科还没有来,而使人生气的是格里沙已经走了,多半是去联络支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我们谢过女主人,便动身到邻近约莫五公里外的格卢霍夫申那农庄去。我们留话叫季顿科到那里去找我们。

  我们不敢走大道,改走小路,钻进了一座密林,好容易才从泥泞中拔出脚来。我们在沼泽地里徘徊了一个黄昏和小半夜,弄得又湿又脏,冷极倦极,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格卢霍夫申那。我们走了运,因为发现情况有了变化。

  天亮时,我们看到一大队骑兵开进农庄,不一会儿射击便开始了。我们听到德寇的呼喊,这一队人马很可能是来追我们的。

  我们又深入沼泽地里去,不久忽然看见了一条废弃的窄轨铁路的路基。路基是从彼德罗夫斯克农庄起的,但不知道它通往何处。然而没有别的办法,四周都是沼地和泥塘——我们决定顺着路基走。

  朱勃科走在先头去侦察。不久他从转弯处回来了。

  “前面有个单身骑马的。”他说。

  我们躲在矮树林里。当马儿走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便从埋伏的地方跳了出去。骑马的茫然举起了双手。虽然他穿着一件农民手织品的短大衣,但立刻用德语乱叫了些什么。我们把他拖下马来,缴了枪,拉到一旁;把马也从路基上牵开。

  “台尔曼,台尔曼,”德国人反复说。

  但是我们剥下他外面的‘羊皮’衣服,把手枪指着他领章上的希特勒党卫军的符号时,他立刻不再提起台尔曼的名字,双膝跪了下来。

  在这种环境之下,开枪是有危险的。我想起了维雅特卡的汽车驾驶员的劝告:“政委同志,有时侯不声手响地干要好得多!”

  在我全部的旅行中,我还是第一次骑马。这似乎是一种愉快的休息;但可惜这匹马是撒野的,不断地嘶鸣,要想摔我下来。我只得下马。朱勃科和我把它牵到树林深处,拴在树上:可能以后还有用处。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我们回到了约定的地点,向前一瞧:正燃着一堆篝火,篝火旁边不是三个人,而是五个人。要不是因为娜佳的头巾,真会把他们认作陌生人。我们走近去一看,篝火旁除了我们自己人以外,还有两个小伙子。这两个人都有一只大麻袋,袋子都湿透了,里面显然装着肉。

  谈话是相当奇怪的: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从前方来的。”

  “我们也是从前方来的。”

  “你们在这里干么?”

  “你们带这里来干么?”

  我听着,听着,这样没结没完的顶嘴使我厌烦了。

  “瞧,这就是表明我们是什么人!”我说着,从衣袋里掏出TT手枪来平放在手掌心里。“你们知道塞乔夫吗?”(塞乔夫是伊雅琴游击队的指挥员。)

  “我们知道塞乔夫。”

  “认识波普科吗?”(伊雅琴区党的区委书记)

  “当然认识,您从哪儿收集到这批名字的?”

  “我是费多罗夫,你们听到过这个名字吗?”

  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我只得把指挥员和政委的外表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一番。此外,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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