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海因来因短篇小说集-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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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走？”
“未婚妈妈”几乎碰倒我们压赌的那瓶酒。“被绑架了——从医院的育婴室偷走的！”他喘着气，“把一个人生活的最后一点希望夺去了，这算什么？”
“太不幸了，”我表示同情，“让我给你再倒上一杯。没有一点线索吗？”
“警察找不到任何线索。一个人来探望她，谎称是她的叔叔。当护士背过身去时他就抱着她走了。”
“他长得什么样？”
“一个男子，一张极普通的脸，就像你的或我的脸。”他皱着眉说，“我想会不会是孩子的父亲。护士却一口咬定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人，不过他很可能化装过。别人谁会来拐我的孩子？没有孩子的女人有时会铤而走险——可是谁听说过一个男人会干这样的事？”
“那以后你怎么样呢？”
“我在那鬼地方又呆了十一个月，动了三次手术。四个月后我开始长出胡子。在我离开那里之前我就经常刮胡子了……而且我不再怀疑自己是个男人。”他咧开嘴苦笑了一下，“我开始盯住护士们的胸口往里看了。”
“嗯，”我说，“看来你顺利地挺了过来。现在瞧你，一个正常的男人，能赚钱，没有大的麻烦。而一个女人的生活就不那么容易了。”
他盯着我，说，“你想必知道得很多了！”
“什么？”
“听说过‘一个堕落的女人’这种说法吗？”
“嗯，几年前听说过。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我就像一个堕落的女人那样完全毁了。那个畜生的确毁了我——我已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我却不知道怎样成为一个男人。”“努力习惯它吧，我想。”“你不懂。我不是说学会怎样穿衣戴帽，或是不要走错到男女有别的场所。这些我在医院就学会了。只是我怎样生活？我可以做什么工作？妈的，我甚至连开车都不会。我不会任何手艺，不能干体力活——我全身各处组织大多动过手术，十分纤弱。”
“我也恨他毁了我参加妇总的希望。我是直到想去加入太空军团时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只需瞧一眼我的肚子就够了，我被打上不适宜服兵役的标记。那个医务官仅仅是为好奇才在我身上化费时间，他读过关于我的医案的报道。”
“于是我换了名字来到纽约。我先是当一个油煎食品的厨师勉强混混，后来租了一架打字机干起了公共速记员——多么可笑！在四个月里我打了四封信和一份手稿。这份手稿是投给《真人真事》杂志的，不过是一叠废纸，可是写故事的这个小子居然把它卖出了。这倒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买了一大叠忏悔故事杂志进行研读。”他现在玩世不恭的神态，“现在你明白我在讲述一个未婚妈妈的故事时怎么会具有一个道地的妇女的眼光了……我还保留着这种眼光，真正的眼光，我是不是赢了这瓶酒？”
我把酒瓶推给他。我有些焦虑不安，事情并没有完。我说，“年轻人，你还想逮住那个负心汉吗？”
他的眼睛闪着亮光——一种野性的凶光。
“算了吧！”我说，“你不会杀了他吧？”
他咯咯地笑起来，声音显得很淫秽。“那就审判我吧。”
“慢着。我对这件事知道得比你认为的要多。我可以帮助你。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他从柜台一侧探过来，一把抓住了我，“他在哪里？”
我压低声音说，“放开我的衬衣，年轻人——要不你会有麻烦的。我要告诉警察你喝醉了。”我挥动了一下棍子。
他松了手。“对不起。他在哪里？”他看着我，“再说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
“世间的事在一个‘巧’字。我可以看到各种记录——医院的病例、孤儿院的档案。你那所孤儿院的女总管是费瑟雷思太太——对吗？她后来由格伦斯坦太太接任——对吗？你的名字，姑娘时的名字，是‘珍妮’——对吗？而你刚才并没有告诉我这一切——对吗？”
他被我弄得呆愣愣并有几分畏缩。“什么意思？你想找我麻烦吗？”
“哪里的话。我真心为你着想。我可以把这个人送到你的鼻子下面。你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处置他——我相信你会骂他混蛋，叫他滚。不过我认为你不会杀死他。如果杀死他你就是个傻瓜——而你不傻。根本不傻。”
他没有心思听这些。“别瞎说了。他在哪里？”
我给他添了一点酒。他醉了，不过愤怒压过了醉意。“别这么急嘛。我为你做件事——你也为我做件事。”
“嗯……什么事？”
“你不喜欢你的工作。要是有一个工作，工资高，工作稳定，开支不受限制，自己能独立做主，同时又富于变化和冒险，你会怎么说？”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会说，‘少来你那一套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去你的，老伯——根本没有这样的工作。”
“那么，这样说吧：我把他交给你，你和他了结恩怨，然后试试我干的工作。如果不像我说的——那好，我就随你便了。”
他在身体在晃动，这是最后那杯酒的缘故。
“如果同意成交——现在！”
他使劲晃着头：“同意成交！”
我向手下人示意照看一下买卖，记下了时间：23点——就俯身穿柜台下的门——这时自动电唱机高声放出《我是我老子》的歌曲。因为我不喜欢1970年的“音乐”，我让服务员在电唱机上装上早期的美国歌曲和古典音乐，可是我不知道那盒磁带还在里面。我叫道，“关掉它！把顾客的钱退还给他。”我加上一句，“我去储藏室，一会就回来，”就径直往里走去，“未婚妈妈”在后面跟着。
沿着走廊拐过厕所间后就是储藏室，房间有一扇铁门，除了我的日班经理和我自己外别人都没有钥匙。里面有一扇门通向内室，只有我才有钥匙。我们来到那里。
他醉眼惺忪地张望着没有窗户的墙壁：“他在哪？”
“马上。”我打开一只箱子，这是房间里唯一的东西。这是一部美国制造的92系列Ⅱ型外携式座标式变换器——美观、利落，全重21公斤，外型设计得正好放入一只手提箱。这天早晨我刚调整好，我所需做的只是晃动即限制变换场的金属网。
我这样做了。“这是什么？”他问。
“时间机器。”我说着将金属网抛出。
“哎！”他喊叫着倒退了一步。这里有一种技术，金属网必须抛出使相关人本能地倒退而踏在网上，然后你就把已经完全包围着你们两人我金属网收束起——不这样的话你也许会遗留下一只鞋或一只脚，或者是刮起一块地板。当然这种技法说穿了也没什么了。有些代理商；连哄带骗地把相关人弄进网里。我却告诉他们实话，利用对方刹那间的极度惊讶而启动机关。我正是这样做了。
1963年4月3日，第5时区10：30。克里夫兰，“俄亥俄之顶”大楼。
“哎！”他又在喊，“把这鬼东西拿掉！”
“对不起，”我向他道歉并收起金属网，将它装入提箱，关上箱子。“你说的你想找到他。”
“可是——你说这是一部时间机器！”
我指指窗外。“这里看上去像11月份吗？或是像纽约吗？”在他呆呆地看着嫩绿的枝芽和一扯春色时我又打开了提箱，拿出一叠百元面额的美钞，检查了一下钞票的编号和戳记都与1963年份符合。时空旅行局并不在乎你花了多少（这与它无干），不过他们并不喜欢发生不必要的年代错误。若是你犯了太多这样的错误，一个综合军事法庭会把你流放到一个严劣的年代去呆上一年，譬如说去实行严格食品配给和强制劳动的‘1974年。我从来没有犯过这类错误，这些钱没有问题。他回过头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这里。到外面去，找到他。这是给你花的钱。”我塞给他时又补充了一句，“和他了断，然后我不接你。”
成叠的百元钞对于一个不习惯于使用它们的人，具有一种近乎催眠的作用。我送他进了楼厅。叫他宽心，就把他关出在门外。他这时还一直难以置信地捏着那一叠钞票。下一步的跳跃是太容易了，仅仅是在同一时代的一个小小的挪步。
1964年3月10日，第5时区17：00。“克里夫兰之顶”大楼。
门的下方有一个通知，说我的租房合同下周要满期了，除此之外这个房间看上去与刚才并无两样。外面，树木光秃秃的，天空像要下雨的样子。我十分匆忙，仅仅停留了片刻，取走了我租房间留在那里的现钱、上衣和大衣。我雇了一部车来到医院。我化了二十分钟才把育婴室的看护弄得不耐烦起来，于是我便乘她不注意偷走了婴儿。我们回到“克里夫兰之顶”大楼。这种用标度盘的时间装置是更为复杂的，因为大楼在1945年还不存在。不过我预计到了。
1945年7月20日，第5时区01：00。克里夫兰“雪景”旅馆。
时间机器，婴儿和我都到了城外的一家旅馆。早些时候我就以“俄亥俄州沃伦市的乔治·约翰逊”登了记。于是我们来到了一个窗帘拉上、窗户和房门紧闭的房间。地板也进行了清理使其能够承受机器的不规则的震动。你的身体可能会碰上一张原不该在那里的椅子而出现一块令人不快的乌青——当然并非椅子，而是变换场能量的回冲。
一切顺利。珍妮正在熟睡着。我把她抱出来，放在我事先放置在汽车座位上的一只食品箱里，驱车到孤儿院。我把她放在台阶上，开车过了两个街区来到一个“服务站”，打了一个电话给孤儿院。我驱车回来时正好看见孤儿院的人把食品箱拿进去。我继续开了一阵，把汽车丢弃在旅馆附近，步行来旅馆后就“跳跃”到1963年的“克里夫兰之顶”大楼。
1963年4月24日，第5时区22：00。“克里夫兰之顶”大楼。
我把时间划分得十分精细——时间的精确性取决于跨度，当然你如果是回到起始点时例外。如果我是正确的话，在这里温和的春天的夜晚珍妮正在公园里发现她并非像她以前所想的那样是一个“纯真的”姑娘。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来到那些小气鬼的住处，我让司机在拐角上等着，自己藏在阴影处。
很快我发现他们正在街上走，胳膊互相勾搭着。在门口他把她搂起，长时间亲吻她祝她晚安——时间性之长超过我的想象。然后她进屋去了，他转身走下人行道。我窜上台阶抓住他的一只胳膊。“结束了，年轻人，”我平静地说，“我回来接你。”
“你！”他吓了一跳，喘着气说。
“我。现在你知道他是谁了——而且你仔细想过以后你会明白你是谁……而且如果你再好好想想，你会猜测出这个婴儿是谁……还有我是谁。”
他没有回答，身子抖得厉害。当事实证明你无法抗拒勾引你自己的话这对你的精神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带着他去“克里夫兰之顶”大楼，再次进行了时空跳跃。
1985年8月12日，第5时区23：00。洛基地下城。
我叫醒值班军士，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告诉军士给他吃一片药后好好地睡下，第二天早晨招收他。军士的表情很难看，不军阶就是军阶，这与时代没有关系。他照我说的做了——毫无疑问他在想下次我们相遇时他可能是上校而我是军士。在我们的军团里这是有可能的。“他叫什么名字？”他问。
我写给他。他的眉毛扬了起来。“像这样的人，嗯？这——”
“你干你的工作，军士。”我转身对我的伙伴说，“年轻人，你的麻烦已经过去。你就要开始从事一个男人所能有的最好的工作——你会干好的。我知道。”
“可是——”
“没那么多‘可是’。好好睡一觉。然后考虑一下这个建议。你会喜欢它的。”
“你一定会的！”军士表示同意。“瞧我——生于1917年——仍然健旺，年轻，享受着生活。”我回到进行时空跳跃的房间，把一切拨到预定的零点上。
1970年11月7日，第5时区23：01。纽约市“老爹”酒吧。
我从储藏室走出来，拿了1/5桶的苏格兰制威士忌利乔酒，算是说明我离去的那一分钟。
我的助手还在与那个点播《我是我老子》的顾客争辩。
我说，“算了，让他放吧，放完后就关掉。”我已十分疲倦。
这种工作的确很艰辛，可是总必须有人来做。自从1972年的灾变发生后，近来要招募到人是很难的。
我提前五分钟关了店门，在现金出纳机上留下一封信给我的日班经理，说我准备接受他的主意，松弛一下，弦别绷得太紧了。在我外出长期度假时他可以找我的律师。局里最关心的是事情必须井井有条，收入多少还在其次。我来到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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