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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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几个月,您常常在半夜里起床,穿过套间。您没弄错,您还知道方向,知道我睡在哪里。我睡了,很累。门开着,我听见您的脚步声。您总是细心地穿上皮鞋。我听见您朝我房间走来。您开了灯。我睁开眼,看见了您。我问:“是谁?”您说:“是我。玛格丽特。”
“坐到我身边来吧!”
您坐到床沿上,架着腿。
“您这样不冷吗?不穿衣服?扬,不管怎么说,这没有坏处。聊一会儿吧!”
您说着,谈起往事,谈起电影剧本的素材。您问我对那个电影拍摄计划怎么看。我想睡觉,头脑迷迷糊糊。您继续说着,无法停下来:“说说话有好处。整天睡讨厌死了。”
六点左右,我看了看表:“您回房间去吧,我想睡觉。雅米娜九点钟要来,我得睡觉。”您看着我,站起身来,使劲全力,“砰”地一下关上门。我听见您说:“我跟隐居者生活够了。我得尽快换人。这种生活,如此无聊的生活,我再也无法过下去了。”
也许,我不应该睡觉;也许,我应该再听下去,再呆下去,再爱下去,永远没个够。无法想象最后的一天马上就要来到,无法想象。因为您整夜整夜地说话。我们应该讲得更多,对,好好讲讲。可是,讲什么呢?编造一个爱情故事,比书中的更伟大。但怎么说呢?这怎么可能呢?
有几个晚上,我想睡觉,我要您走,回您自己的房间去,独自面对死亡。有几个晚上,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把您打发走了。我赶走了您。您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房间里等待死亡,从无一句怨言。第二天,您又回来了。
我们俩独自关在圣伯努瓦路的这个套间里。我们在等待最后的那一天。我们只知道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您很快就要死掉了,没必要再跟您说笑话。
我们在那里不知干什么好。我们吃东西。我强迫您吃东西,我用小汤匙喂您吃。您吃着,您还有力气吃东西。有时,您从我手里接过小汤匙喂我。您喂我吃东西的动作就像在玩,好像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好像您说您跟我一样,我们俩很像,像两个孩子。死神并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在玩,一直在玩,从“80年夏”开始,甚至在这之前就开始了。“你寄给我的所有那些信”,您想起来了,“那些信我都留着。我用那些信写了一本书《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布列塔尼的犹太人,我就是这样叫您的。是我这样对您说的。”是的,吃吧!吃吧!必须吃饭。“不。”您推开餐具,叠起餐巾。您来来回回叠了几十回。我继续吃着。您只玩餐巾,摊开,把手放在上面,好像要把它熨平一样,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餐巾一折为四。我说:“别玩餐巾了。很烦。”您看着我,说:“您不知道,我总是对颜色感兴趣。我太喜欢这种红色了。”您继续玩餐巾,摊开又叠好,叠好又摊开。看餐巾的颜色,别的都不重要。红色。弄清楚它是怎么存在的。
是的,我们在那里等待。时间流逝。每天都像是偷生。又活了一天。我每星期给您洗一次澡。我把您抱到浴缸里。您大叫:“您是不是想把我杀死?您就是这样杀老妇人的。”您泡在水中。我擦着您的背、您的胸、您的臀部、您的脚,我给您洗头发。您叫道:“杀人犯,我早知道我会被您杀死。”我继续给您洗着,一句话都不说。我碰到了您的皮肤,您瘦瘦的,就像湄公河边的那个女孩一样瘦。中国北方的那个年轻的情人看见并且爱上了那个女孩。我把您抱出水面。您说:“我冷死了,我快冻死了,一点不骗您。”我迅速擦干了您的全身。我给您穿上一件长袖汗衫,一起到您房间里去,给您吹干头发。您很喜欢吹头发。您站在壁炉前,对着大镜子照自己的脸。您很喜欢浴后这么休息一会儿。接着,我给您洒了一点花露水。您搓着手,说:“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这种花露水。这东西一定是您的。”
最后一个澡,最后一餐饭,最后一个微笑,最后一个夜晚,谁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我们事先知道哪天要死,知道一切都有可能随时停止,不,不会的,我们活着。我们濒临死亡,但我们还活着,我们生活在一起。肉体还在,互相接触,有时还互相抚摸。晚上,我们互相抚摸着脸,想认出什么东西,抓住什么东西。看见什么新的东西,想再写些什么东西。也许吧!谁也不知道。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就当一切都好。好像时间不会停止,必须勇往直前,全身心投入,不要弄虚作假,体验一种激情,一种爱情。因为它很快就要停止;因为它不会停止;因为我在写您,这还没完;因为我在跟您讲述发生了什么事。
那场爱情确实还没有过去。它还在,凝固在那儿,没有名称。关于它,我什么都不说,我不知道。那是您一手创造出来的。事情还没发生,我就知道那是真的。但愿一切都是真的,以及您和我。我不知道这怎么说,但您知道。因为您每天都在写,都在寻找那个词。不单是那个词,而是那个词前后的别的东西。在我无声之词的窟窿里面寻找。我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您也说过,我也说过;因为我们今天还在写。一如既往。第一次,在这之前的第一个字。
《情人》(4)
我无法把您的姓“杜拉斯”与您的存在、与您、与您的身体分开。从此以后,只剩下这个姓,举世闻名的姓:杜拉斯。这三个字本身就包含了所有的书名和您写的一切文字,也包含了署名为“杜拉斯”的那个女人。这是作者的名字。它印在封面的上方,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这个姓译成外语还叫“杜拉斯”,到处都一样。这个姓单独成了普通名词,被读她的书和不读她的书的人,甚至被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的人们广泛使用。它毁誉参半,被人妒忌,遭人诬陷,受人虐待,似乎一钱不值。这个名字可爱而被人爱。它不属于哪个人。它属于大家,属于读她书的人,属于第一次读《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兴高采烈地喝康巴利酒的那些年轻的读者。它也属于别的人,属于读不懂她的书和没读过她的书的人。没读过她的书,离得远远的,这也没关系。因为杜拉斯的名字已经写下来了。全世界到处都能见到她的名字,只要打听一下这个名字,只需买一本书。书上有她的名字。谁想得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得到这个名字。它不可能被人忘记。不,不可能被人忘记的。我的名字,扬,也不可能被人忘记。决不可能,它已经被您永远地写进书中了。即便不叫这个名字,它也不会消失。
今天,您的身体已经消失三年了。没有躯体了。事实上,自1996年3月3日以后就没有躯体了。在那个星期天,您的躯体很快就被送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太平间里去了。我不想再见到那具一动不动的躯体,也不想让任何人见到您已经死去的躯体。那就像是一种耻辱。不要这样让您暴露在别人眼前,暴露在世人眼前。星期天下午五点左右,您的躯体就已经离开了圣伯努瓦路的寓所。圣伯努瓦路空空荡荡的,平台上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一辆灰色的救护车把您运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殡葬间。您乘车穿过巴黎,没有我。我留在家里。应该发出通知,应该告诉大家您死了,说3月3日的这个星期天,上午八点,杜拉斯死于巴黎。我将宣布这一消息。我做了。我告诉法国新闻社:杜拉斯死了。法新社向杰洛姆 · 兰东1核实这一消息,说不定是开玩笑呢!我说没错,您的确死了。几小时以前死的。这是真的。我们可以宣布:全世界再也不会有署名为杜拉斯的新书出版了,再也不会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殓房看您。您穿着我前一天带给殡仪馆的衣服。您穿着那件墨绿色大衣,那是您自己做的,布料是在旺多姆广场买的。是《情人》出版后您的出版人送给您的。
“您知道我是谁,我不付钱。这是我的出版人杰洛姆 · 兰东送给我的礼物,您知道吗?不管怎么样,我不付钱。您把发票寄去。扬,给他地址。”
那天,您在旺多姆广场的那家商店里买了三块布料,准备给自己做几件大衣。您说:“我不会感到难为情的。我跟他说买两块,但我现在要买三块。您选一块红色的,草莓压碎的那种颜色;一块驼毛色的,一块墨绿色的,车厢的那种颜色。”
您躺在那里,脸淡淡地化了妆,涂了口红。您很正常。我没发现您有什么变化,没有。好像您在住院。我坐下来,等待。什么都不想。我在那儿等着,就像个傻瓜。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无事可干。一切就绪。3月7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将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向您告别。然后,您将去蒙帕纳斯公墓。殡仪馆的人说,您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就在路边,靠近主干道,进门后靠左,在门的另一侧,萨特和波伏瓦也葬在那里。您想,那是个多好的地方。
我站在您面前,等待着。您再也不说话了,眼睛不再看东西。我看着您的脸,不敢碰它。我不想碰到您冰冷的皮肤,我不能够。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不能碰您。这个已经死亡、冰冷、僵硬的躯体,穿着墨绿色的大衣和浅色的皮鞋。那双鞋是在马勒泽布大道的“金鞋”鞋店里买的。那天,您买了两双鞋。那是在夏天,我们要去特鲁维尔。您说:“我没鞋穿了,得去买鞋。”我们去了“金鞋”鞋店。您给我买了一双凉鞋。漂亮极了。“我说,在特鲁维尔,谁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鞋。”女售货员让您在贵宾留言簿上签名。我们对那几双鞋感到很满意。
我看着您。
我看着面前这张闭着眼睛的脸。它没有睡,它没有死。然而,它死了,的确死了。我无法拥抱您。所以,您真的是死了。
星期四上午,从殓房出发去圣日耳曼教堂。您在浅色的木棺中。我想我还记得里面铺着一块白布。您的头枕着一个白色的小垫子,一块白床单遮住了一切,只露出脸。我还能看得见您的脸。
仪式要开始了。一个妇女宣布说到时间了,她用一块白巾盖住您的脸。从头到脚,只剩下一片白。是这样。再也看不见脸了。人们盖上了棺材,盖子用螺钉拧紧了。您的躯体关在了木棺里。
我们穿过巴黎,来到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摄影师们在拍棺材,争先恐后,你推我搡。他们想最后再给您拍一次照。他们在尽自己的职责。神甫来到教堂门口接您。您的躯体由四个男人抬进了教堂。一直抬到祭坛前。棺材被直接放在石板地上。
大家背诵着“圣父”,为您的躯体祝圣。教堂里所有的人都是为您而来的,他们围在您身边,和您在一起。我不敢去碰离我一米之遥的棺材。我不敢抚摸那浅色的木头。我不敢。
我们来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棺材被放在一个很深的洞穴中。有三个位子,由此可见洞有多深。接着,人们用水泥把盖封死。这样一来,您就完全被封在巴黎埃德加-吉内大道三号,蒙帕纳斯公墓的这个洞穴之中了。您的石板上刻着“玛格丽特 · 杜拉斯”几个字,上方是生卒日期1914…1996,前面还有两个字母:M · D1。就这些。名字和日期。就这么简单。人们可以在石板上看到您的名字,您的名字刻在石板上。
我差点想做一件事,这我呆会儿再讲。这时,负责葬礼的那个妇女对我说:“先生,您可以在棺材里面放一件东西。这是习俗。您可以在他们完全把盖子封死之前放进去。”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您身边。您的脸要消失了,永远消失。您的肉体将不复存在,将永远消失。在参加葬礼的前一天,我曾想,我可以把一本书放在您的棺材里,我选择了我最喜欢的一本:袖珍本《情人》。
白布已经蒙上您的脸。在最后一刻,人们问我是否想把什么东西放到棺材里。我说没有。也许是因为害羞吧!我想做个什么动作,但没做出来。我听见有人说:“怎么搞的,连一本书都没有。”
当棺材盖上盖子时,我的书仍放在口袋里没有掏出来。
就这样,我曾想对您说,我想念它,想念那本书,想念正在写那本书的您,想念那本要消失的书。它留下来陪我了。我可以一遍一遍地读它。我们很喜欢那个词,那个句子:“这里是S · 塔拉,过了河还是S · 塔拉。”您笑了,说:“这个句子,应该把它写下来。”我们重复着那个句子。不断地重复。有一段时间,我们到处说,在汽车里也说:“这里是S · 塔拉,之后还是S · 塔拉。”您作了些变化,自己说着玩:“啊,多漂亮的句子!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还想再写。”后来,我们渐渐停止了。您说:“多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