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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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其他改革者的命运
15 其他改革者的命运 被处死的改革者中有四位是湖南巡抚沈宝箴推荐的，因此沈宝箴被撤职查办，终身不复起用；苏之庆（音译），一位杰出的翰林，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推荐康有为，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后半生；他的儿子、湖南学政苏胤之（音译），被撤职查办，终身不复起用，因为他向皇帝上奏，要替父亲在狱中服刑。 我的老朋友张荫桓，担任过驻美公使和作为全权使节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的经历，可能使他的命运得到了缓和：他被发配到喀什干。1900年，张荫桓被义和团的首领下令杀死。陈炽，是他帮我写定了献给翁同和的改革方案，因为极度伤心而死。文廷式，是皇帝后宫女学的老师，在1895－96年间的冬季里，我与他经常见面。朝廷下令逮捕他，但他逃到了国外。 王滔，乔治·欧文（）牧师的朋友，也是基督徒的坚定支持者，逃到了日本。大概是一两年后，在上海，当我去广学会的一处仓库时，一个和尚跟我打招呼，问我是否认识他。我认不出来。他不送给我名片，而是找来一支笔，在手心里写出了自己的名字：王滔。 16 皇帝的逊位诏令 太后的严密软禁，导致皇帝久病不愈。1889年1月4日 ，朝廷发布诏令，声称由于身体健康原因，皇帝决定退位。这在皇帝的忠实追随者之间引起了惊惶。在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抗议当中，有一封以上海工商学界人士名义发出的电报，请求太后不要让皇帝退位，并称皇帝退位会引发外国的干涉。起草电报的人叫经连三（），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也是上海第一所女学的校长。三天以后，经夫人在电报局一位职员的陪同下，来我家拜访我，请求我帮助一下她的丈夫。我建议他去日本或者澳门暂避，并替他给我在香港的朋友写了介绍信。女学很快就被查封。校长在逃往澳门之前，给了我一份有关女校资产的中文文件，是以我的名字注册的，以免校产被政府没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1 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也许可以跟耶路撒冷、麦加、贝那拉斯 、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道教大教主所在的江西（龙虎山），以及西藏达赖的驻地相提并论。这里是中国最流行的佛教的中心，莲华经为其主要经典。也就是从这里，大概来于埃及的、信奉阿弥陀佛的净土宗踏上了远东的土地，并迅速普及整个中国和日本。在天台山，有很多寺庙属于这个净土宗。它在佛教历史上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非常渴望前往一游。1895年5月，在伦敦会的厄尼斯特·包克斯（）牧师陪同下，我参观了这座圣山。 2 打算参拜教皇的满族基督徒 我们带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姓童的满族基督徒同行。他这人很不简单：罗马天主教为他举行了洗礼，希腊正教为他举行了坚振礼；他在长老会传教士手下学习过医学，又在斯格特（）主教的指导下成为一名口授教义者。他有杰出的个人能力，又有一个开放的心灵，企图证明一切事物并且坚守那些正确的东西。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他与来中国的好几个教派有关系，他就应该去欧洲，请求教皇把所有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的教派统合为一个整体。带着这个目的，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找我。我们是老朋友，有一个时期，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由于他没什么经济来源，也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便来向我求助，让我给他出主意。知道他的计划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建议他同我和包克斯先生一起游天台山。与此同时，我写信给斯格特主教，说我发现了他丢失的羔羊，在得到他的回信之前，将替他照管着。 3 奇怪的迷信风俗 下面是从我当时写的日记中摘录的： 在一个叫贾里镇（）的地方，当地人的迷信行为使我感到吃惊。有很多商店出售死人用的房子和衣物，不仅有纸做的，也有丝绸的。许多人甚至不惜大把花钱，把这种房子和衣物做得像活人用的一样，尽管大部分同我们给孩子做的玩具差不多大小。商店出售大量纸钱，有成捆的纸钱和纸做的金元宝。 走过街道时，我们碰到了两处举行祈祷仪式的场面。第一处在主街道的一所商店里。四幅五彩缤纷的佛像，长约18英寸，宽约12英寸，装在镀金的木框里，以增加其吸引力。佛像面向街道挂着，每一幅前面都跪着四个半出家的居士，只是他们不像和尚那样经过剃度。他们身穿特制的宗教服装。其中一人敲着一个小球状的东西，像是为其他那些正在诵经的人控制时间。第二组做法事的人在某些方面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为举行祈祷仪式的人大多是女人，并且更加虔诚。显然，她们是在私人家里举行聚会：我们听到了诵唱赞美诗的悦耳声音，循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望去，看到一所空房子里有一个男人和大约二十名中年妇女围成一个马蹄铁形，正在一齐诵唱佛教的阿弥陀佛经。为我们提供情况的人，是当地一个传教者。他告诉我们，那些人属于一个叫做“无为派”的佛教团体。正在举行的两处仪式都是为病人祈祷。在当地，人们习惯举行祈祷仪式而不是请医生。 继续走下去，我们目睹了另一个令人吃惊的迷信场景。一座古老的牌坊，是为纪念本城里一个生活在一百年之前的人修建的，正在重修。为了避邪，街道两边二百码以内的房顶上，都伫立着一到五英尺高的稻草人：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握着弓箭，有的拿着来复枪，做好了回击任何攻击的准备。屋顶上，还有猴子以及各种长着尾巴的野兽的形象。我们还看到在有些门上贴着道家的符子，上面还盖着官印，写的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从以上可以看出，显然，对这里的人来说，那些看不见的神灵鬼怪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具有很好的宗教潜质。对我们传教工作而言，这里有可能成为一块大有收获的土地。 这个地区盛产丝绸。我们发现，为了避免对蚕造成伤害，有一些词语是忌讳的。人们不说“死”，而说“静了”；“茶”使人想到“蛇”，于是这个词用“汤”来代替；“油”是永远不能提的，因为它带有在水中漂浮的意思，这暗示着有毒的东西，是不吉利的，因此必须用“木”这个词来代替“油”。在养蚕的季节里，各家的门都是关着的，否则蚕就会生病或死亡。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杭州的寺庙
4 杭州的寺庙 乘坐一条小船旅行了五天之后，我们到达杭州。杭州在上海西南110英里。公元1130年，它是正在垂死挣扎的宋朝的首都，那时人口大约有200万。城里有很多佛教寺庙。布道会教堂的梅因博士告诉我们，很多佛寺被太平天国叛军毁坏了，由地方官员和士绅捐助正在重建。到达杭州北郊后，我们去了每年四月底的进山朝香者停留的地方。一到那时，这儿非常繁华，但现在却冷冷清清，安静得很。 我们参观的第一座寺庙叫“弥陀寺”，即阿弥陀佛的庙。阿弥陀与Amitabha是同一个词，上帝的波斯名字。大殿里供奉的三尊神分别是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菩萨。观音，仁慈与幸运女神，拥有圣灵的诸多本性；而“大势至”意思是“伟大的救世主”，相当于“世界的拯救者”。释迦牟尼佛被放到了后面的背景上，似乎在重要性上要逊于这三位尊神。 在城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佛教书籍协会开办的书店，这使我们大感意外。在那儿，我们买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寺庙指南，上面标明了佛教徒的数量，在有的寺庙里，达到数百人。 其中有一座寺庙，灵隐寺，在著名的西湖以西约三、四英里的处，沿途景色迷人。一条林荫道，两边大树耸立；右边是一块巨大的石灰岩石，刻着佛陀和他的追随者的形象；再往前走是四个守卫天门的大力士；除此之外，都被叛军毁坏了。一位和尚领着我们到了寺里西边一所院落里，那里供奉着五百罗汉，每一尊的尺寸都比真人大，全部镀金，表情形态各异。这种场面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两个和尚忙来忙去，给他们上香，直到整个殿里都烟雾缭绕。罗汉中间，是头罩杏黄伞盖的乾隆皇帝的造像，另一个厅里则供奉着嘉庆皇帝。 我们参观的第二座寺庙是城东边的海潮寺。这是杭州最主要的佛教寺院，游方僧人可以在这里免费食宿。仅杭州一处就有二十座这样的寺院。整个寺院总共有一百多名僧人，还有一到二百名游方僧。它最近刚刚整修过，焕然一新。主殿里供奉的神灵是：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手是阿弥陀佛，而药师佛（伟大的医生）在左边。这三尊佛像坐在高出地面二十英尺的台子上，大约有三十英尺高。将要离开时，我那位北京来的朋友，董先生，招呼我看一下悬挂在寺庙前面的一块巨匾，上面写着：“伟大慈父” 。 5 绍兴：出产师爷和酒的城市 几天以后，我们前往大约在一百六十英里之外的天台山，动身之前搞了一张旅游路线图。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停留站是绍兴，距离杭州大约三十八英里。这个城市以两样东西出名：律师（师爷）和酒。依据传统习惯，中国一千五百个县的行政长官（知县）都为自己配备一位法律顾问，所有这些顾问都来自于绍兴。在绍兴，有一个差不多是长期性的、培训师爷的专门学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绍兴人控制着中国。使绍兴闻名遐迩的另一种东西是它出产的酒。我们叫作酒，尽管它没经过蒸馏。直到蒙古元朝（1260－1368），蒸馏酒才为中国人所知。绍兴酒是用大米酿造的，行销全中国，装在尺寸大小不一的陶制坛子而不是木桶里。中国人举办宴会，如果没有这种酒，就被认为是不美满的。这种酒总是热饮，用的是一种容量约一中匙的小杯子。 在绍兴城里，有一些牌坊，是建来纪念抵抗太平军、保卫绍兴城而阵亡的法国军官的。绍兴郊区非常富裕，有很多村子和肥美的农场，标志着这儿非同寻常的繁荣富庶。房子是用大块整齐的石头修建的。这里耕地充裕，农民在稻田里的工作非常繁重，似乎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里。 6 旅行者的代理机构 有一个不错的代理机构，为旅客提供服务，使旅客能够以固定的费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不论是乘船还是坐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