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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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在离汉口不远的宋埠遭到残酷攻击。他们爬上房顶，想从其它房子的顶上逃走，但还是被逮住了，像逮老鼠一样，被残忍地处死。这种罪行被汇报给总督后，他表现得一点都不害怕，而是说出了以下值得记忆的言论：“我们不需要传教士。我们要反对他们，发起暴动抵抗，毁掉他们的教堂，杀死受他们蛊惑的人，是外国人就杀死。不过可怕的是，我们杀死的越多，他们就越急切地要来”。 1893年9月，我专门去了一趟汉口，与杨格非（）博士和希尔（）先生讨论上书事宜。这期间，在四川爆发了更严重的动乱。反教运动不仅局限于长江流域，还蔓延了整个福建省。 1895年4月，发生了圣公会11名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被残杀的卑鄙事件。这引起了文明世界的惊恐。 我写信给上书委员会的成员，敦促他们立即前往北京，力图同最高层当权者接触。尽管大多数成员离不开他们的岗位，他们都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他们赋予我全权，赴北京与住在那儿的上书委员会成员——布劳格特博士和沃瑞博士——协商。离开上海之前，我草拟了一份更短也更切实可行的文稿，其内容得到了林乐知博士的完全赞同。随后，我收集到了传教士团体20余位代表人物的签名，包括几位主教。 9月，我到达北京时，发现布劳格特先生回国休假去了。原来打算呈交皇帝的基督教会的声明就是他起草的，他把手稿留给了沃瑞博士。我们一致同意，把我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呈交总理衙门，而布劳格特起草的那份请愿书因为篇幅太长，以书籍的形式同时呈送。因为中国人要把两份文件仔细修正一遍，并誊抄下来，因而过了很久后才呈报上去。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第一次会见李鸿章（图）
与此同时，我们决定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以接近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当时总理衙门有8位成员，首席大臣为恭亲王。于是，我拜访了李鸿章，请他写封信，把我引荐给恭亲王。由于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李鸿章很不光彩地赋闲在家。去李鸿章家的那天是9月17日，下面是当时所做的记录的摘要： “总督异乎寻常地热情，坚持要我留下来同他共进晚餐。吃饭过程中，他一再对我大加赞美之辞。谈到国家事务，他说： ⑴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 ⑵掌权的高级官僚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读过像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这样的书。而他，不仅亲自反复读过，而且还要求他的幕僚们读； ⑶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 ⑷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他们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上； ⑸占据着学子们心灵的八股文没有任何实际效用； ⑹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 ⑺《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 ⑻那些能够阅读最高级的中国经典的人非常之少。 “在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白梯克（）谈话时，我得到了一下信息： ⑴实际上，翁同和（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 ⑵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所有协议都应当像遵守法律一样严格遵守，不论什么时候，如果忽略或违背了协议，就会导致战争； ⑶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证据是，强学会的《京报》转载广学会的杂志《万国公报》发表的文章； ⑷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各国政府心怀怨恨，原因是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就最近发生的暴乱对他们施加了压力。 “谈到我代表教会面见总理衙门的官员并向中国政府上书的事情，他建议我请总理大臣翁同和引见，拜会恭亲王；并且见到翁同和后，要把我以前跟督抚们交往的历史向他讲一讲”。 4 后来与李鸿章的几次会见 9月23日的下午三点，我再次拜访了前总督，就像白梯克先前对我说的那样，这对李鸿章是个安慰。总督说： ⑴首席内阁大臣徐桐 在路上碰见他拜访外国公使回来，竟然上奏皇帝弹劾他，说他私下里与外国人相勾结； ⑵翰林院掌院学士不允许翰林们研究西方书籍，并且一直在诅咒西方的学术和宗教； ⑶只要权力还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翰林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 ⑷满族人无足轻重； ⑸我应当把我的书送给恭亲王； ⑹我建议让白梯克先生进入恭亲王的幕僚集团，以便让恭亲王了解他的想法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不必仰仗那些蒙昧无知的反对派；他听了后未置可否，只是对我说：“你应该给翁同和写一封信，说明你已经在中国待了多年，曾经参加过赈济灾荒和启蒙民众的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表示，你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当面向他汇报，如果在他有空时定个时间，前去拜访他，你将感到非常荣幸”。 这是在一个小时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对我讲的。同时，我提出了以下建议： ⑴派遣100名翰林、10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 ⑵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 ⑶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 ⑷由于反战派的错误，中国被迫赔付日本两亿两白银；而我规划了一个方案，可以使总理大臣每年有四亿两白银入帐； 谈话期间，李鸿章表示希望我在北京定居，给翰林们讲讲课。他还指出，翁同和生性多疑，简直可以说没有脑子，只有一颗半信半疑的心。 9月26日，白梯克先生邀请我在塔利饭店用餐，席间我碰到了10位翰林。第二天，我拿着写给翁同和的信的草稿，又拜访了李鸿章，请他改正一下。李又给我提建议说，在跟这位总理大臣会面时，先要拍拍马屁，恭维他一番，然后“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切实回答”；结束时要强调，整个国家的成败利钝的伟大责任都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大约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向我表明，要使翁同和确实相信局势的危急性，有必要畅所欲言，并利用有说服力的图表和实例。在对恭亲王与翁同和进行比较时，他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同石头和印度橡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拜访总理大臣（图）
根据翁同和的安排，10月26日，我们在总理衙门见面。简单寒暄了几句后，他建议我们去一个更加秘密的地方会谈。他把我领进了属于同一所建筑的同文馆的一间房子里。在场的只有汪鸣銮一人。汪是翁的得力助手，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 为了使他相信，谁是破坏中国政府和基督徒之间的和平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我随身携带了两套书作为证据。其一是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第二套也是十卷，出于另一个作者之手。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第一种，作者魏源，声称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第二种书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制造摄影机，偷取被摄像者的灵魂。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动乱。他问我，谁是应当为此负责任的居心不良之徒。我回答说，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说那不可能是真的。作为回答，我拿起上面提到的书中的一本，翻到书中对基督徒进行诽谤诬陷的地方，指给他看；接着，我又让他看了第一卷里由左宗棠——那位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的伟大总督——撰写的序言，说：“你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位杰出的将军”。随后，我打开另外一套书，把含有错误指控内容的那一页折起来，又翻回第一卷，可以看到云贵总督王文韶的名字。“你会认为这个人也是一位高级中国官员，”我又加了一句：“你心里肯定很清楚，这本书不久前刚被重印了，就像中国的蓝皮书（《经世文编》）一样，为了能在整个帝国广泛传播而采用简装形式。当普通人读到这些诽谤——包涵在通俗性的印刷品中、带有国内高官签名认的认可的对基督徒的诽谤——时，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不会受到蛊惑而发起暴动，屠杀基督教徒。” 看到我的观点无可辩驳，总理大臣哈哈大笑，嚷道：“你在中国住的太久了！”，就这样，他被我的观点所征服了。 接着，我指出中国一千年来在宗教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扰：先是佛教徒迫害道教徒，接着道教徒又迫害佛教徒，并自相攻伐，国无宁日。而宗教自由的观点一旦得到各方认可，整个国家的和平便指日可待。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基督教徒们现在向政府所请求的不过是不被干涉而已”。“如果就这些的话，”这位总理大臣嚷道：“我看不难照办”。会见结束时，他请我准备一个折子，思考一下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最急需进行的改革是什么。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拜访恭亲王（图）
李鸿章没有给我写引荐信，他说恭亲王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并读过我的书；如果我自己写一封信，请求登门拜访，他肯定会接见的。这位下野总督很耐心地帮我把写给恭亲王的信做了修改。 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哥哥，在1860－61年间，曾作为满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挽回了危局 。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专横的人，身体的每一英寸都是一位王爷，一举一动都似乎在表明他是众人之中的神明。据说，他是整个帝国之中唯一一个使慈禧太后害怕的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激烈冲突；而太后每一次都发现，对他作一些让步是合适的。 10月30日，是约定与恭亲王会面的日子，地点在总理衙门。因为恭亲王出面，总理衙门其他七位大臣不得不奉陪。恭亲王让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以此来表示对我的轻视。谈话一开始，他就提到了教民，称他们是中国的垃圾；他讲话时的那种轻蔑语气似乎在表明，自从1870年的天津教案以后，只有在判处他们死刑的时候，才会在这堂堂的总理衙门提到他们。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民们所遭遇的所有麻烦，都是他们卑鄙愚蠢的行为所致。等他发泄完毕，表明了他的观点后，我问可不可以允许我表达一下基督徒的看法。他表示愿意聆听。 于是我陈述道：刚才提到的对基督徒的指控实属莫须有，以这种指控为依据的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我在中国的不同省份生活了多年，亲眼目睹了教徒所做的诸多善行，因而了解事实的真相。而您，住在北京，只能相信口耳言传，得到的只是虚假信息。人们都对我说，如果王爷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您的正义感会使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最终结束。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以个人身份，也不是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的使者，而是代表全世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所有基督徒，来请您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所有针对基督徒的未被证实的指控。如果我们真的有罪，我们不想免除正义的惩罚；如果我们是无辜的，我相信王爷会让我们得到正义，得到中国的其它宗教所享有的同样的自由。 恭亲王一离开，皇帝的师傅、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的李鸿藻就走过来，感谢我这么直率地跟王爷谈话，并对我说：“在我们中间，没有谁胆敢像你这样反驳王爷，但既然你已经提出了你的请求，态度又是如此恭敬，他是不会生气的。你这次来会有成果的”。他还对我以前送给他的、由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表示了感谢。 在离开恭亲王以前，顺便提一下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想必读者会感兴趣。几年以后，上海大不列颠高级法院的法官告诉我，驻北京的俄国公使有一次与恭亲王见面时，问他是否读过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这位王爷回答读过。 “那么您认为它怎么样？” “对中国来说，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 “哦，我担心您没有抓住这本书的真意”，俄国公使回答：“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4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600万满洲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 这位卡锡尼（）伯爵的预言在1911年变成了现实。 7 11月14日，我和沃瑞博士递交教会请愿书 出了由李鸿章介绍去总理衙门交涉外，我和沃瑞博士还走访了英、美、德三国的驻中国公使，向他们介绍我们传教士上书总理衙门的目的。德国公使没有跟我们合作的打算，但英美两国的公使（尼克拉斯·欧格纳爵士和克伦内尔·登比）向总理衙门发了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