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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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1911年，美国监理会他们继续同广学会的合作，准许A·P·伯驾博士拿出部分时间从事广学会的文字工作。 当威廉臣博士在上海刚刚开始同文书会（广学会）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的帮助。花之安是中国文学的最卓越的学生，用德文、英文、中文撰写了多种著作。他体形魁梧，富有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届基督教全国大会上，他应邀撰写了《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一文。多年以后，一个朋友问他：“很多人都希望拜读你的《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这篇文章在哪里呢？”用一种缓慢、低沉而又严肃的语调，他答道：“在墨水瓶里”。当有人问他从事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回答：“我忙于同中国人的心灵交谈”。近年来，花之安独立主持广学会的工作。1899年秋，他在青岛英年早逝。他的主要作品《自西徂东》是一部论述人类文明的巨制，意义重大。在书中，他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进行了比较。该书出版于香港，经花之安先生同意后，由广学会重印。 1893年，独立传教会的安保罗（）来到中国，参与了花之安先生的工作。他还被纳入了广学会的委员会。在1895年秋到96年初我在北京期间，以及在96－97年我休假期间，他实际上是广学会的总干事。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热情洋溢，永远有满脑子的改进工作的新点子。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因而不得不过早地提前退休回家。 从1895到1898年，南京基督教差会的卫理（）博士接手了《中西教会报》，卫理夫人在文字工作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个工作计划
3 第一个工作计划 在这里，把我在1891年广学会年度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战略规划方案作一个摘录，想必读者会感兴趣。 “在对赈灾的呼吁的应答中，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一次地表现了他们的慷慨；但是，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本可避免的原因由于人们的疏忽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帮助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动作；我们也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人）” 下面是我设想的方案： 1开办一份针对高级阶层的期刊，像克斯尔公司出版的《大众教育家》那样，系统地涉及、讨论有关课题（幸运的是，林乐知先生可以承担主编工作）； 2发行丛书和系列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工商业、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 3设立奖金，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 4呼吁、鼓励其它一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阅览室等； 5在各个考试中心（省会）建立书报销售点； 6特别的，要在各个方面争取中国人的合作，使他们建立组织，从事于推进学术进步； 7在举行考试的每一个考场，广泛宣传我们学会的宗旨和目的，因为居住在遥远村落里的那些最优秀的学者都会参加考试。通过这种办法，使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我们的影响。 4 扩大影响的计划 1892年，我给在中国的一些有名望的传教士写信，请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认为对中国人最重要的题目，以便用于翻译。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和强化广学会的社会影响。根据大家的建议，我拟出了一个包括70个题目的单子。有二十多位朋友，都是富有学养的传教士，答应就其中的一些题目著书立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哲美森（）先生，慷慨地承担了法律方面书籍的写作；我在海关的朋友也就一些专门问题写了文章。还有，广学会的各省委员会也组织起来，协助进行各种讲座的准备和推广。 1892年春，在北京举行三年一度的举人（硕士）考试 。在考场上，我们免费散发了小册子《中西四大政》。我自己的书《救世教益》作为礼物送给了18个行省中多数省份的高级官员。 1892年3月，林乐知博士回美国度假，而我们报刊的另一位干将艾约瑟（）博士当时正在欧洲，因而学会的所有工作都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不得不自己编辑《万国公报》——一份以中国的高级官员和学者为对象的月刊——和《中西教会报》，同时也开始了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十九世纪史》）的翻译工作。 1893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加考恩科乡试。克兰思牧师（）慷慨捐资1200元，用于在参加考试的秀才之间散发花之安博士的《自西徂东》一书。而在另外一些朋友的资助下，我们在其它考试中心共散发了各类出版物6万余册。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 来自台湾、山东等地的不断增加的订单，证明了《万国公报》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5 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在1894年，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我们的工作的关注。张之洞，中部中国的总督，捐资白银1000两；一位姓聂的道台从山东也寄来了捐款，数量相对少一些；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也给予了赞助，他后来买了100本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北京的高级官员。 过了几年，聂道台升任浙江巡抚。1905年，经他推介，当地官员和士绅向广学会定购了价值600两白银的书刊。1902年，他还寄来了1000元的一笔资助。他的妻子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女儿，也是我以前在北京时的朋友、驻伦敦大使曾纪泽侯爵的妹妹。她富有文才，读过史木达夫人关于女人义务的一本书（当时东京的贵族学校以此为教科书）之后，她在中国女子学校采用了同样的教材。她的一个儿子成为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另一个儿子在长沙是一名积极进取的基督教徒。她本人也在1914年前后加入了基督教。 1894年，托马斯·韩白瑞先生捐助了六百两白银，以此奖励在秀才中选出的最佳论文，征文的主题如下： ⑴中国应仿效日本，修筑铁路，铸造银币，开办邮政，以强国裕民。 ⑵中国应引进机器加工茶叶、缫丝，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以便输出，与外国竞争。 ⑶中国近三十年的海关管理所取得的成就。 ⑷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停止鸦片的产销，中国在境内是否能认真禁绝鸦片的栽种和销售。 ⑸如何同外国政府建立更有价值、更友好关系。 这一年，我把以前在《时报》上发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时世评论》为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侯爵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所作的序，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 6 向慈禧太后送寿礼 尽管与广学会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还是非常有必要为女基督徒们以《新约圣经》为礼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事记上一笔。我们也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工作。1894年春天，英国卫理公会的罗伯特·丝沃娄（）小姐写信给我的妻子，还有美国长老会的菲彻（）女士，建议由中国的女基督徒集资制作一部《圣经》，献给慈禧太后，作为庆祝她六十大寿的礼物。于是在上海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内地会的斯迪文森（）先生为主席，理查德夫人为会计，菲彻女士为秘书。他们认为，把《新约圣经》而不是整部《圣经》送给太后作礼物，会更好一些。每个省都成立了负责募集资金的分委员会，一共募集了1200元。伦敦会的慕威廉（）博士写了序言，由麦都思（）博士以前的中文教师翻译并写定。这部《新约》用国外最好的纸张印制，连同序言一起，被装在豪华的纯银封面里；封面在广州制造，上面雕刻着竹子和小鸟。书名和题词以纯金镶嵌。书被装在一个纯银制作的盒子里，盒子上雕刻着同样的竹子和小鸟，以古老的金色长毛绒为衬垫。献辞是理查德夫人的手笔，在杰出的中文作者蔡（尔康）先生的协助下，我把它译成了典雅的中文。献辞如下： 献给伟大的皇太后陛下 夫人： 依据上天的旨意，您，尊贵的皇太后陛下，在史无前例的、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承担起了整个国家的份量。赖于您超凡的精力、伟大的智慧，整个帝国彻底恢复了和平，并同所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此，不仅您的臣民，而且五洲四海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对您深怀敬仰。 在陛下所制定的那么多公正的法律之中，有一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就是像保护那些信仰其它宗教的臣民那样，保护您的基督教臣民。因此，我们，遍及您的帝国各个省份的数千女基督教徒，尽管大部分都非常贫穷，恭逢您六十大寿吉庆盛典，不能不表达我们的忠心和敬仰。故在此奉上《新约圣经》一部。这是我们信仰的神圣宗教即基督教的主要经典。我们的宗教是力图以亲身践行把世界从罪恶和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宗教。这部经典中所包含的真理曾把永恒幸福的希望带给了千千万万的人，使他们获得了生活的净化和心灵的安宁。它也给基督教国家带来了公正的法律和稳定的政府——那正是他们持续繁荣和强盛的基础。在女皇、皇后和公主们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时刻献上一部《圣经》作为礼物，这是我们西方的、风俗。我们这些工作在您的帝国里的基督徒一直在热诚地祈祷，祝愿陛下和皇室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幸福的秘密，祝愿陛下的国家繁荣富强，不落后于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也祝愿陛下在您睿智的大臣们辅佐下永远安享尊荣，而当您结束了世界上的工作后，所有那些贯彻上天之爱心的人们将为您铺好通向极乐天国门径。 您永远深怀崇敬和感激的臣民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基督教妇女会
箱子在几名传教士的护送下，被送往北京。11月11日，由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先生、美国驻华公使科洛尼尔·登拜尔（）先生送交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当天就把它送到了慈禧太后面前。尽管对祝寿来说晚了几天，它恰巧同维多利亚女王的寿礼同一天到达太后的宫殿。没过几天，光绪皇帝派太监到北京的广学会书刊销售点购买了《旧约》和《新约》圣经以及其它一些基督教书籍，自己阅读。11月27日，总理衙门接到太后旨意，分别赏赐理查德夫人和菲彻夫人绸缎两匹、手帕两块、以及绣品两件，赏赐参与集资的其它另外200名妇女每人黑绸一匹、手帕一块。 7．中国的公学 去上海不久，我发现由9个外国人组成的市政顾问委员会，把大量的资金用于修路、建桥和治安上，却对国民的教育不管不问，这实在令人遗憾。这个问题早在1890年已被沪港银行的阿迪斯先生提出，他当时提出的议题是：为上海开办公学提供帮助。 于是我就此事与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詹森先生进行洽谈。他对此非常热心，并提供了上海现有的本地学校的数据，还要求我帮他搜集一些信息，以便为其他国家的本地教育做些什么。然后，他向委员会提交了议案，当时却没有被通过。詹森先生死后，这一提案便被搁置了若干年。 8．反缠足会 1895年，阿基贝尔德·雷陶（） 夫妇来拜访我的夫人和我，就成立反缠足协会的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想法。 他们要求，广学会除发表自己的文章外，还要协助写作、发表有关反缠足的文章，以便唤起舆论，反对这种罪恶。“天足会”的名称是伦敦会的麦考文（）女士在厦门首先提出来的，但这种新思路、新做法却主要与阿基贝尔德·雷陶夫人联系在一起。在上海，她第一个发起成立了这个组织，大多数成员都成为这个社团中卓越的妇女活动家。我允诺为他们写一些传单和小册子。我的中文写作助手告诉我，当他把第一个小册子读给他夫人听后，他的夫人宣布从此以后再也不让她的女儿们缠足了。我把这件事讲给雷陶夫人听，她认为，这正好预示这场运动的成功。此后不久，有一些中国妇女写诗声讨缠足。这些诗由艾约瑟先生发表，并翻译成了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