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启示录(柳溪)-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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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波送走了宋哲元，马不停蹄地赶到老龙头火车站①，刚好赶上早八点开往北平的那趟车。下车后，他回到军部副官室，打点一个小包，装着他化装穿的衣服鞋袜，便乘电车到地安门陆教授家，给红薇留下一封短信，就匆忙地换了便服，踅回前门车站，去赶到通县的那趟短途火车。
①即今天津新车站。原先的旧址。
通县在北平的东面，只有２０公里，李大波坐上那列火车，还不到一小时便到达了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的通州城。一下车就给李大波一个亡国约鲜明印象：车站月台上，布满了持枪的日本兵；往来的旅客中，大部分是挟着大公事包、戴着玳瑁镜框眼镜的日本顾问；街上到处是日本人开设的饭馆“日本料理”店；其间夹杂着不少爿朝鲜浪人（俗称“高丽棒子”）开设的挂着“芙蓉膏”招牌的大烟馆和专卖“海洛因”毒品的白面房；还有穿着鲜艳大和服的日本艺妓，叽叽咯咯地在街上徜徉。城墙上飘扬着日本的太阳旗和伪冀东政府的三角形五色旗，李大波真感到是到了外国。
李大波看到与北平近在咫尺的这座县城，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心里充满了痛苦，过去他没有到这里来过，总以为那亡国的命运还距离遥远，但现在这趟通县之行，却增加他形象的实感。可是，为了谨慎，他不敢露出一丁点儿愤懑的表情，只得小心翼翼地进了城，直奔鼓楼前东大街杨承烈隐藏的那家“高升”黑白铁活铺。
高升铁活铺，是一间门脸的小作坊，挤在香店和饽饽铺①之间，非常不显眼。又加上那块悬在门上的木质招牌已经剥蚀，潲色，字迹不清，李大波穿过那座鼓楼，找了好久才找到。
①香店，即卖上坟的线香、纸箔、冥都票、烧纸等迷信用品的店铺。饽饽铺，即点心铺，那时俗称饽饽铺。
屋里靠墙有两个货架子，架上和地下，堆了很多的破铁筒、铁叶子，他走进屋时看见有一个十四五的男孩，穿一身油污沾满铁锈的衣服，在一只铁拐上敲打一张盆底。他犹豫了一会儿，走进店铺，用很高的声音喊着：
“喂，掌柜的在吗？”
那满脸油污的孩子抬起头来，用山东的口音问着：
“咋着哩？作甚？！”
“我找掌柜的，问问能焊壶、换壶底吗？”
“能，能，”从后院走出一个短打扮系围裙的人来，“主顾来啦，里请里请！”
李大波跟这人走进后边的小院，才认出原来这人就是杨承烈。他是听了李大波高声喊叫的那个联络暗语才从小后院出来的。
后院有一间小屋，是连家铺。他们都走进屋去，直到杨承烈取下那副大圆光老式叉子水晶的养目镜，李大波才把他认出来。
“哎呀，老杨，你的化妆真妙啊！”李大波端详着杨承烈不由赞叹着说，他忽然想起五年前他第一次见杨承烈的情景。那时杨承烈住在天津日本租界地的大和旅馆，穿着阔绰，名义上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贺秘书”，那副颇为神气的派头跟今天的铁铺掌柜，真是判若两人啊！他想到，有谁能知道这间小作坊，就是领导通县对敌斗争的中共地下最高的指挥机关呢？
一阵亲昵的寒暄后，他俩很快就抓紧谈起工作来。这时，那山东男孩给他们送进茶水来。等他走后，李大波问杨承烈：
“这孩子看来很懂事，可靠吗？你从哪里弄来一个山东孩子呀？”
“唉，这孩子很可怜，去年这孩子的父亲领导青岛的日商纱厂罢工，响应上海工人的反日罢工，日本出动了海军陆战队镇压，开枪把他爸爸打死了，生病的母亲也闻讯死去，他成了孤儿，组织上把他交给我，白天看门料户，晚上跟我学习读书认字，别看他年纪小，苦大仇深，觉悟可挺高。他实际上已经是个秘密的小交通员，可对外就说是我找来的山东‘小力巴儿’，他原名叫沈海生，我现在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沈海鹏，他眼尖、记性好，你来这一次他就认识你了。”
“那太好啦，我们需要这样的革命后生。”
他们又继续交换了许多情况。当李大波说到宋哲元派他来通县是专门跟冀东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联系反正的工作时，杨承烈非常高兴，他一拍大腿，说道：
“大波，你就借这个机会来通县工作吧，你做上层，我做下层，这样上下结合，一定能奏效。”
“好吧，在宋哲元回老家期间，我是可以离开二十九军来这里的。”
小力巴儿海鹏，在院里拉着风箱在打铁熔炉上，焖熟了小米绿豆干饭，又炒了一盘土豆辣子丝。饭菜做得干净利索，李大波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小院里放下一张地桌，他们三个人很快就吃完了饭。午后李大波离开高升铁活铺，就出城到宝通寺去找张庆余。
宝通寺是个大庙，张庆余的保安第一总队部就设在这所庙宇里。门卫向大队长办公室通报了李大波的姓名。不一会儿，只见张庆余身穿土黄色的保安队制服，小跑着从大庙里奔出来，敬了军礼，又连连作揖，胖脸上绽开笑容，大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喘息着说：
“不知大驾今日光临，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自己人，别那么客气。”李大波也摘下草帽点头敬礼。他把手搭在张庆余的宽肩上，随着他走进立有哼哈二将泥塑巨像把门的宝通寺，在二进院里，有三间带廊庑的禅房，原来住着一位住持和尚，如今那和尚跑了，这儿就变成了张庆余大队长的办公室。
勤务兵端来冰镇西瓜和新沏的龙井茶，招待客人。“好，你下去吧，”张庆余吩咐勤务兵：“你去给我站岗，除了张砚田二总队长。不要放人进来！”
为了讲话方便，他俩退到尽头一间的墙角处，那儿有一张老方丈带暖阁的禅床，他们踩着脚橙，各坐在禅床的一头，脸对脸的交谈。这房子大，容易拢音。
张庆余盘腿大坐，低声向李大波谈说他个人的简历和冀东保安队的组织情况。
“那还是１９３３年５月，”张庆余呷了一口凉茶，开始了他的叙述，“《塘沽停战协定》一签字，冀东这片地区即划为不驻军区域。听说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于学忠，用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另成立五个特警总队，用来维持地方治安。我原是于学忠的五十一军第一一八师第六五二团的团长，张砚田也是于学忠将军的老部下。因此于学忠便抽调我和张砚田分任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队长。我那时驻杨村，张砚田驻山海关。营长、连长也是由五十一军抽调，排长、班长准由我和张砚田在本团内选拔。每一个总队是五千人，都是由各县征集来的新兵，我和张砚田分驻武清县和沧县，训练新兵。两年后，１９３５年的５月，我们又奉于学忠的命令，由原驻地开入冀东，分驻通县、香河、宝坻、玉田、丰润、顺义、怀柔、密云、三河、蓟县、石门、遵化、抚宁一带。我的部队原驻蓟县，现又移驻通县，张砚田的总队部驻防抚宁县的留夺营。１９３５年后，日本越来越逼进华北，他们最讨厌于学忠，屡次向何应钦交涉，冀察政权不接受于学忠，中央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只好把于调走，于学忠将军调往甘肃临离河北前，曾派人密召我和张砚田，嘱令我们要‘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那一年的１１月，殷汝耕这个大汉奸，依仗日本的势力，硬把我和张砚田驻防的２２县划归他们的什么狗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我们这两个总队也改成了冀东保安队。”
他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呷了一口凉茶，瞪着一双大眼张开两只手向李大波又说下去：
“老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一改变，就是说等于我们也随着他妈的殷汝耕当了汉奸队伍。这时，我非常苦闷，便派我的亲信副官长孟润生到保定向商震请示如何处理。于学忠走后，高震继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省会也按照日本人的要求，由天津迁往保定。商震带来口信，密令我们‘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我们只好这么办了，于是我们便换上了这身汉奸的狗皮。
……”
他扯起那件土黄色带有五色三角形袖章的宽大军服，不住地抖搂着。他的眼睛睁得更大，充满了气愤，连连摇晃着他那硕大的头。
“老弟，自从我变成这样的处境后，”张庆余长长地叹息着说：“我受了多少冤枉气呀，我的老朋友写信来骂我；军队里的弟兄和战友也捎信骂我；走到街上老百姓对我都侧目而视，用唾沫呸我，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呀？我能说我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最不能让我忍受的是，我的大儿子张玉珩，认为我在冀东任伪职，是我附逆叛国，有辱先人，竟登报与我脱离父子关系。我妻于德三也劝我迅速设法反正，以免为亲友乡党所不齿。我也不敢具实以告，只好对妻说：‘我的意思现在虽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玉珩儿，叫他耐心等待，且看乃父以后的行动吧！’老弟，这几年我可体会透了，世界上莫过于被人误解让人痛心的了，你想想我的痛苦到底有多大吧！？”他的声音有些嘶哑、颤抖，眼泪在他的大眼里游动，但是，短时间他就控制了自己的感情，接着又爽朗地说下去。“这不，我才下力气想方设法去找二十九军宋哲元军长联系，哈，派你这位老弟来，我真高兴啊！我这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了！”他一只大手热乎乎地握住了李大波的手。
他俩整整关在禅房谈了一个下午。到六点钟，张庆余约李大波到鼓楼南大街一家叫“北玉升”的饭馆吃了晚饭。李大波虽然是和张庆余初次接触，但对他印象很好，认为张庆余是一个出身行伍、憨厚质朴的人，因此，对跟他通力合作、适时起义反正，充满了信任。
张庆余热情地向李大波劝酒，李笑着全都拒绝了，张庆余自斟自酌，喝了两杯水酒，脸立刻胀得像红布一般，连脖子都通红了。酒后多言，他眯起大眼笑嘻嘻有点醉意地说：
“正因为要举事，没在这儿安家。我的家在天津，不然，我一定请老弟到舍下小住几日。咱俩一见如故，真是投缘。”
那一晚张庆余非留李大波在禅房与他同住不可。一张板铺就搭在禅床旁边，彼此离得很近，他俩等于同榻而眠。临上床的时候，张庆余把马裤口袋里的左轮手枪掏出来，枕在凉枕下面。熄灯后，月光照进来，屋里一片银光，在夜暗中，他们彼此能看见对方的眼睛。李大波试探着用一些问题让他说话，于是张庆余又谈出一些他不了解的情况。
“老弟，我告诉你，这鬼地方情况特别复杂。”张庆余经李大波一问便打开了话匣子，“复杂就复杂在这冀东保安队除了我和张砚田的一、二总队外，还有三、四、五总队，一共三个大队，是乱七八糟的杂牌队伍，有的很糟糕。”
听了这情况，李大波一下子从板铺上坐起来，急切地问：
“这起义的消息，可一点风声也不能泄露啊，这种杂牌军素质很差，怕他们破坏。”
“是的，听宋军长说你很有经验，一听你这话就在行。”
“请你务必跟我谈谈这三个队的情况？”
张庆余喝了半杯凉茶，开始向李大波简要地做了叙述。“三、四、五三个队，总人数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左右。１９３３年７月，日本关东军柴山司令与何应钦共同议定南北夹击抗日同盟军，蒋介石还秘密来北平会见了日本的代表冈村宁次。日本借机追赶吉鸿昌和方振武残部，这时，就由天津的一个叫李际春的汉奸，由伪满带来一部伪军，专门进扰冀东各县，其中刘佐周、赵雷两部伪军，就盘踞在滦县一带，后来河北省政府便把这些人收编了，刘佐周部编为第三总队，队部设在滦县河北省立师范学校里；赵雷部被编为第四总队、队部设在唐山交通大学里；在冀东动乱时期，有一个土匪叫胡协五，绰号‘老耗子’，手下有几百号人，就把这些土匪收编为第五总队，驻在玉田县。”说到这里，张庆余才喘着粗气，忿忿不平地说：“你看，这是些什么鳖皮烂虾、蛤蟆蝌蚪大眼贼儿呀，我这堂堂的中国正规军的军人，竟落到跟这些汉奸地痞同流合污，你说我怎能咽下这口气？！”他边说边用拳头擂得胸脯当当响。停了一会儿，他吸了一支烟，渐渐平静了一些，才又回到商议起义的话题上来。
“李副官，我带你到留守营去见见张砚田，好不好？他可是我这次搞起义的可信搭档呀，你最好跟他也谈谈。”
李大波一直在思索着，在宋哲元官邸这个张砚田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不如张庆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