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焉-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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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一天，突然得知革命小将们沿街一路横扫而来，远远已经听得嘁哩咣当的打砸声拆卸声，接着就有浓浓的烟火在街那头升腾起来。店里几个与店铺共存数十年的老职工情急之下，赶忙去拿了大红纸，写上一副对联，将那百年楹联严严实实地蒙上，一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一边是：五洲震荡风雷激。那块牌匾则贴上：毛主席万岁！还抬出一大桶好茶水，一旁竖上一块标语牌：革命小将辛苦了！请喝一杯革命茶！店里一干职工都站到门口，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侥幸躲过一劫。深夜，几个老职工偷偷潜来，费尽气力将楹联和牌匾拆下，用油纸包裹好，放到仓库货架上，当作货架的底板，一放十多年，差不多给忘了。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说要恢复老店名的文件下来，才记起当初这一壮举，可惜当时的几位当事人，除了达摩的父亲，其他全都谢世。达摩的父亲也已退休数年，报社的记者还专门找到家来，向他采访当年人民群众抵制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这一动人故事。那天达摩的父亲一边兴奋不已地念着那篇文章，一边抹着老泪。文章还配发了一张照片，达摩的父亲站在重新挂上的楹联前，指着上面在说什么。这是他老人家七十多年来第一次上报。没想到达摩在一边笑着说，爸，你也不想想，那时有四人帮吗？那个王洪文当时还在上海滩当个虾米保卫干事呢。一番话，弄得老人多少有些扫兴，嘀咕说，我管他四人帮五人帮呢，这东西保了下来，总是个好事吧？
陶陶斋店堂很大，进门后，迎面一排齐胸高的柜台，黑大理石台面永远擦拭得镜子一样，光可鉴人，上面镶嵌着一排碗口大小的白色大理石，据说是专门给客人察看茶叶的。店堂左右各有一张八仙桌，隔着木窗棂，可以看街景。一道屏风后面，又各有两套茶几座椅。外面是给普通茶客歇脚解渴的。很长时间里，店堂里都设有免费茶水，冲泡好后，倒入一只棕榈包裹的洋瓷桶中，放在一只矮几上，旁边置有一盘白瓷茶盅，墙上钉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茶水免费。屏风里面大都是一些老茶客，一些宾馆酒店政府机关的采购，来了也在里面坐，一样样品过，歇过，聊过，然后再一样样采买。没人的时候，达摩就常常在屏风后读书，渴了，可以喝那免费茶水。
达摩的父亲为儿子的好学苦读欣喜，又觉得长此以往打搅了店里，所以常让达摩帮店里干一些活，搬搬拣拣，或粘粘茶叶袋之类。店里老职工多，卖茶叶又是一桩温和雅致的生意，所以大家都喜爱这个孩子。
解放前，陶陶斋是那种前店后场楼上住家三位一体式的。后院有几间作坊，将购进的新茶再作加工，有些秘技，只有一两个当家师傅才能知道。茶叶店有四层楼，当年在这条街上，也算很气派的。二楼办公，三楼住老板一家和账房先生一家。店里的几个贴心老职工，住四楼，达摩家也在其中。公私合营后，住家的人就从后门上楼了，与公家分开。但对达摩来说，依然方便，下了楼从后街绕到前街，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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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一两年，一日，达摩正在店堂一角读一本旧杂志，进来一位四五十岁的清癯长者，高个子，穿一身灰色四口袋干部服，不合体，松松垮垮，常洗又从未洗干净的样子，脸庞瘦削，鼻梁上架一副近视镜。达摩知道他是一位常客，和店里人都熟，大家叫他卫老师，说是附近一家中学的。那家中学很普通，连一中二中这样的编号都没有，而是以街为名。这样的中学，在达摩看来，该是等而下之的中学，是那些成绩不好或出身很坏的学生才去的地方，所以并未特别注意他。只听大家说，此人有一怪癖，只喝特级香片。香片分六等，特级香片每两两块多钱，可以买五号香片一斤多。那年月，大多数人的工资都只有三五十块钱，不吃不喝也只够买两斤。
多年来，到店里买特级香片的，大家大多熟识，除了前面说的宾馆酒店政府机构，私人买的，无非是些还有点家底的旧时有钱人，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大干部，再就是偶尔买上一点待客的。这位卫老师，从他衣饰打扮看，不像有钱人，每次一两二两地买，也不像有钱人。但是他只要特级香片。几次，店里人对他说，其实，特级与一号差不多，就那茉莉花讲究一点，可价钱便宜一半呢。卫老师只是谦和地笑笑说，天壤之别天壤之别。即便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卫老师也决不降格。父亲说，有一次，这个卫老师身上只有一块多钱，却硬是只要特级香片，结果给他称了五钱。在不知道卫老师身份之前，店里人私下都叫他“特级香片”，猜不出这个怪人究竟是何方神仙。直到有一天，他一个毕业数年的学生在店里碰上他，听他们聊天，才知道是一位中学老师。那个中学隔了陶陶斋几条街，他们附近就有几家茶叶店，不知为何他总要舍近求远，跑到这里来买。后来问他，他也只笑笑，不语。
那天，达摩读的旧杂志是一本民国刊物，叫《中学生》，有白描插画，还有一些旧时广告，雪花膏、鱼肝油、肥皂洋火之类，广告上都是那种烫了头发、抹了口红、穿了旗袍、光着大腿的摩登女郎。那时中国大陆的报刊上，早已见不着这些稀罕物了，所以达摩看得很新鲜。卫老师买好茶叶，与店员笑笑正要出门，仿佛有一种感觉，就朝达摩走来，生生地从达摩手里将那本《中学生》抽了去，眼里便放出光来。
翻看几页后，他问达摩，哪来的？
达摩被他问得有些发慌，忙说借的。
他又问，哪里借的？
达摩一时编不出谎言，只好说，跟店里借的。
他说，这里？
达摩点头。他笑笑，还给达摩，连连说，奇事，奇事，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它。说着，又从达摩手里抽过书来，细细翻看，自语道，一晃数十年。然后指着目录上几个名字问达摩，这些是谁？知道吗？
达摩说他知道冰心，叶圣陶。
第9节：如焉@sars（9）
卫老师连说不简单不简单，还说出了两个。我们那些中学生，怕也没有几个能说出来。我跟你说，这上面的人，大作家大名人多得不得了啊，我们上了大学还读它。
卫老师说上劲了，就在桌边坐下，一一跟达摩介绍里面的作家、学者、名人，还有那个画画的丰子恺。
达摩说，不喜欢这个人的画。
卫老师惊讶地说，大画家呀，你还小，你还看不懂。这个人啦，全才呀！诗文乐理样样精通。
卫老师与达摩好说了一通。说得达摩的父亲和其他店员暗自诧异，这个向来只笑笑，不多言的怪人，今天怎么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谈得如此投机？最后，卫老师向达摩提出一个请求，将书借他看一天，明天此时此地一定奉还。达摩有些为难，说，这是……店里的书。卫老师便上前去和刚刚卖给他茶叶的店员说，借借行不？这样，我把茶叶放在您这儿，明天还书的时候再拿？那店员笑了，您是我们的老顾客了，您就先拿去看吧，茶叶也拿回去。达摩的父亲也过来说，您要喜欢，书您就拿去，我明天拿一本别的来顶上就行，总是一个包茶叶。听达摩父亲这么一说，卫老师赶忙说，那我明天给您这儿送几本纸张好些的来。
达摩父亲说，您就别来回跑了，您说个地址，我让我儿子去取。
第二天，放学后，达摩按卫老师留下的地址找到他家。卫老师的家在他学校附近一条小巷里，走到一个大杂院门前，就见卫老师在门口站着等他。卫老师忙说，我怕你找不到呢。达摩说，我知道这里，我们有同学也住在这条巷子里。卫老师便将达摩领进自己的家。大杂院住了十多户人家，杂乱得很，卫老师的家在后院一角。进门后，达摩发现这哪像一个家呢？昏昏暗暗的一间房，外面隔出一小半做厨屋，一只煤炉，架着一只没洗的铁锅，一张矮桌，断着一条腿，靠墙用砖垫着，上面杂乱放着碗筷油盐，地上几根萝卜，已经发黑。里面半间更暗，进去后，卫老师便开了灯。达摩一看，用一句成语来说，叫家徒四壁。一张木板床，用两条长凳架着，后墙有一扇窗子，又高又小，窗下有一张小条桌，一只方凳。再就是一只藤书架，上面有一些书刊，有几摞作业本。地上有一只大木箱，是用糙木板钉的包装箱一类。大木箱上放着一只质地做工都很好的牛皮箱，电影里，有钱人上船时提着的那种，与这个家的环境很不协调。
卫老师叫达摩在方凳上坐下，自己坐到床沿上。卫老师拿出几本《红旗》杂志给达摩说，我用这个换吧，还是新的。达摩收下《红旗》，就准备走了。
卫老师突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本书？
达摩摇摇头。
卫老师眼睛放出光来，神秘地说，这上面有我的处女作呢。
说着，卫老师就翻开叠出一角的那一页，指着上面的作者名字说，这就是我。
达摩凑过去一看，是一个叫“斯卫”的人。
卫老师说，这个斯卫就是我。那一年我十七岁，刚上大学一年级。这篇文章，叶圣陶先生还亲自给我修改过。卫老师接着说，这事你要保密，别对人家说。然后，卫老师又问达摩看过哪些书。达摩就给他说了一些。魏老师一边听一边说，好啊好啊，你这么小的年纪，看了这么多书，看书好啊。然后又说，谁谁谁的书不要看，什么什么书也别看。
达摩问为什么？卫老师说，不好，没意思，误人子弟。然后说，哪些哪些书要看，谁谁谁的书要看。可惜，我那些书都没了，不然我可以借给你。
卫老师说的那些书，那些人，达摩隐隐约约记住了一部分。文革第二年，无政府主义了，学生便去抢图书馆，混乱急迫中，当年卫老师给他说到的那些书名人名，让他抢得的书质量都很高。这使他日后的读书生活少走了许多弯路。
此后，卫老师每到陶陶斋来，若遇上达摩，一老一小便会聊上一阵子。卫老师不像达摩学校的老师，他说的话都很新鲜，达摩听了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达摩见了自认为卫老师会喜欢的书，也会给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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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间就到了1966年夏天，也就是革命小将沿街扫四旧陶陶斋老职工冒险救楹联的后几日，那时学校已经不上课，一心一意闹革命了。达摩刚上初一，在学校里啥都不算，连个小组长都不是，就落得个自在，便四处游逛，四处看热闹。
一日，在一条大街上，见到浩浩荡荡一支大队伍开了过来，大红旗，小彩旗，横幅，语录，领袖像，口号声，战歌声，乒乒乓乓咚咚锵锵的敲打声……用一句作文里的话来形容——街道像一条五彩的河。等那游行队伍走近，才发现中间还夹着一支奇特的队伍，一个个剪了头发，抹了花脸，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纸牌牌，上面写着各种字样：封建把头，逃亡地主，交际花，资本家，CC特务，妓女，流氓，坏分子……根据个人不同的身份，身上还有许多装饰物，资本家脖子上系了几十条皱巴巴的领带；交际花脚上穿着高跟鞋，前胸后背也挂着高跟鞋；逃亡地主胳肢窝里夹了一卷纸，上面写着“变天账”；CC特务就像电影里的特务一样，歪戴大礼帽，鼻子上架副黑墨镜……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锣鼓镲钹一类响器，也有的就拿脸盆痰盂，敲一下，喊一声，我是张某某，我是不法大奸商！我是王某某，我是一贯道分子……各喊各的名字与身份。两旁的队伍，就喊打倒他们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情此景，达摩曾在几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电影里见到过，没想到现如今能看见真格儿的。游行队伍走着走着，达摩就看见了卫老师，他也在中间那一溜，胸前牌牌上的字又长又特别：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动骨干分子卫立文，“卫立文”三个字很大，每一个都打上了大红叉。那时达摩对胡风集团知之甚少，只隐约记得儿时见过一些漫画，胡风光脑袋，太阳穴上贴着狗皮膏药，屁股后面挂着一把小手枪，手里抱着一支硕大的笔，笔尖尖上滴着血……该是一个阴险狡猾亦文亦武的特务之类。没想到这温文尔雅近乎迂腐的卫老师竟是这一类人，还是骨干。八月骄阳似火，达摩却打起寒颤来。再看一眼卫老师，面如死灰，眼光呆呆地透过镜片只盯着自己的鼻尖，他一手拿根柴火棍，一手提只铁锅——就是达摩在他家厨房见过的那只铁锅——一下一下敲着，锅底已经敲出一个洞来，声音就沙夸夸的。
从此以后，卫老师再也没来陶陶斋买特级香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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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再一次见到卫老师，已经是五六年以后了。那时，达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