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焉-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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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老师，在大伙怂恿下，终于成就了这一次黄昏恋。据说婚后两人一直恩爱有加，将积蓄一生的情感都恣肆汪洋地挥霍出来，又浓烈又铺张，让一些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白活了。
电话打过去，一听是“青马”几个，卫老师立时激动起来。
何其业说，来看望您，同时还有一个节目，给您做八十大寿。
卫老师在电话里吃惊地问，我这就八十了吗？我有那么老吗？
第二部分
第23节：如焉@sars（23）
25
那天，小咏临时接到客户的电话，要紧事，急匆匆赶往北京去了。其余的坐了毛子的车，来到卫老师家。
刚到大门口，就看见卫老师俩口子已经站在那儿等候了，远远看去，像两团火。卫老师和老伴各穿了一件大红缎面金祥云纹的唐装，卫老师下身是一条深色西裤，笔挺笔挺的，老伴是一条同面料的长裙，飘飘逸逸的。更让人震撼的是，两人都是一头银发，宛如火中雪山，有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于是大家拼命夸奖这一对老人的形象设计。
卫老师得意地说，情侣装，专门到店里量身定做的。
大家凑份子给卫老师买了一套音响和十几张古典音乐CD，用大红纸扎着抬了进去，像抬一个火红的花轿和一应陪嫁物。
卫老师说，你们真害人哪，我一直以为自己才六十多岁呢。
卫老师的夫人姓赵，大家就叫她赵姨。两位美籍华人是第一次见，卫老师就将他俩一一介绍给自己的夫人。
赵姨说，坐吧坐吧，都站着，看着眼花。
赵姨风度翩翩，神态很年轻。
到底是有了主妇，家里便有了样子。客厅里已是焕然一新，沙发，茶几，矮柜，电视柜，深色原木的，典雅大方。墙上有几幅字画，都是思想文化界几位掷地有声的老人的。
坐下之前，大家嚷嚷要参观一下居室全貌。
卧室已经是那种典型的夫妻房，原来的一套书房陈设搬到那间“旧居陈列室”了。只是那听茶叶，依然放在床头柜上。“旧居陈列室”的那些破烂家杂没有了，成了书房，有两张书桌，其中一张书桌上还有一台电脑。几年前，卫老师有些文章发不了，达摩就给他贴到网上，有一些发在纸媒上的，网上也常有转载，还有各样的评论，加上海内外一些人要给卫老师发电子邮件，传送文稿，这样，卫老师两口子，两个白发老者，就被逼上网络了。卫老师自诩是中国最老的网虫，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百足”，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没怎么用。卫老师说，先抢注再说，这么个好名字，别给人家弄跑了。
大家一边说热闹话，何其业就利利索索地将音响装配好了，放的第一张碟，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
播放之前，何其业说，卫老师，还记不记得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有些诧异，不知何其业为何兀然问起这个问题，笑笑说，记得呀，苏联大作曲家，想试探我是不是老糊涂了？
何其业说，还记不记得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记得呀，五四年我去苏联，还听过他们的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奏。
何其业又问，还记不记得，有一年，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笑笑说，当年说过多少话？不记得了。
何其业说，那一次，我们几个在您那儿谈到样板戏，您说，样板戏中，《红色娘子军》从技术上说，是最精致的，学了很多西方的特别是俄国音乐的东西，很多地方可以听到《天鹅湖》的格局。您还拿了其中小天鹅一段和女战士一段做了比较。
何其业说到这里，达摩也记起来了。那时候，达摩基本上是一个音盲，对于交响乐一类，更是个大白丁，所以卫老师当时说的，他就如听天书了。他们几个当中，何其业对音乐最内行。
卫老师不知何其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笑而不语。
何其业说，您说，可惜，只学了一点皮相，漂亮的旋律，漂亮的配器，漂亮的演奏，但里面没有灵魂，没有作家的痛苦和欢乐，没有挣扎和思考，空洞得很。
说到这里，卫老师激动起来，喃喃说，我当时说过这些？真不简单。
达摩和毛子几个赶忙出来作证。达摩记起来，当时卫老师说，不论在沙皇的俄国，还是在斯大林的苏联，那一块土地上永远都有一批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不顾坐牢杀头而坚守最后一道底线的作家艺术家，那就是人的高贵与尊严。便是普希金这样的沙俄贵族，也敢写出《致恰阿达耶夫》、《纪念碑》这样直指专制沙皇的诗篇来。像肖斯塔科维奇，外面是希特勒的战争，里面是斯大林的高压，他依然写出了像《第七交响乐》这样真诚不朽的作品。卫老师说，在他最绝望最怯弱的时候，他常常以俄苏的那些作家艺术家自励，他们是自己在黑暗中的一道光。
何其业说，那一次您说，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听到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当年在苏联，就听一些朋友说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第七交响曲》，原来叫《列宁格勒》，既是写战争的残酷，但更多的是记录着斯大林时期国内的压抑。我还买了一张唱片带回国，列宁格勒交响乐团演奏的，后来给抄走了。
何其业说，您现在想听听吗？
何其业说着就摁了遥控开关，四个音箱便一起响起那沉重、恐怖、阴郁又焦虑的旋律。听着听着，如军靴践踏心脏的军鼓声响起来，卫老师突然慌乱地说，关掉关掉……以后我慢慢听。
大家都有些惶然，何其业便关掉了。
卫老师有些窘迫，自嘲一笑说，哎，年纪大了，人变得脆弱。这个曲子，我以后听，听之前，得吃点药。大家难得一聚，说些高兴事。
于是大家就问起卫老师身体。
卫老师说，身体嘛，你们看见了，外面就是这样，里面据说都没什么大问题。二十多年前，我就觉得自己没几天活了，没想到又活了这么久，特别是你们赵姨嫁过来之后，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是谁说的，爱情让人年轻，比补品还有效。
大家便笑。
卫老师说，赵姨是我的第三道茶。毛子问，此话怎讲？
卫老师说，第一道茶，还没泡出味道，给人倒掉了。第二道，刚闻到香，没喝成。这第三道，才真正品出了它的芳酽来。
赵姨一边听着脸上就有些羞色，半嗔地对达摩他们说，你们这个卫老师啊，活着活着，就从一个倔老头活成一个皮孩子了，什么话都敢说。
卫老师说，是啊，年轻时，干革命，没功夫说。后来，反革命了，没资格说。现在再不说，更待何时？
何其业和刘苏身在海外，有时也从那边的媒体知道一点卫老师的消息，便问最近境遇如何？
卫老师想想说，要和五五年比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有人也不喜欢我，但不会再弄到监狱里去了，最多找点小麻烦而已。付出了代价，世道毕竟不同了。当年，他们是真理的化身，是道德的化身，是人民大众的化身。当时，连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呢，他们尽管嘴巴上也这么说，但是毕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倒是我，比他们要理直气壮一些。大家都看见了历史，也看见了现实，要讲道理，他们不一定讲得过我。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好。反正知道，我活不过他们。
何其业说，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长久。
卫老师说，是啊，道理是这样，但是时间也很厉害，中国人历来健忘。
大家说了许多，又悲观起来。
毛子说，百年动荡，老百姓要求很低，安安稳稳，有饭吃，有衣穿，仅此，足矣。
卫老师说，老百姓这样，可以理解。知识分子这样，不可饶恕。
话题沉重，大家就不想再说下去。一直没怎么多说话的何其业便说到那架钢琴。
达摩一进来，就发现客厅里最大的变化是多了一架钢琴。
卫老师说，去年买的，送给夫人的生日礼物。
赵姨说，说是送给我啊，其实是让我给他当乐师呢。
卫老师说，我后来才知道，夫人年轻的时候弹得一手好琴。你们说，如此近水楼台，哪能不先得月？再说，这个岁数，弹弹琴，怡情养性，活动手指，可以长寿呢！
于是大家便请赵姨弹琴。
赵姨弹了几段小品，听那优美的旋律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手里流淌出来，特别让人感动，大家就拼命给她鼓掌。赵姨不好意思了，说手指头还没找回来呢，大伙唱歌吧，我给你们伴奏。其实啊，这琴买回来，就是给你们卫老师伴奏用呢。他要啥我就得弹啥，比卡拉OK还听话。
相交多年，大家从未听说卫老师能唱歌，于是起哄要卫老师唱。
卫老师说，唱吧，其实我一直在唱，当年关着，就在心里将那些歌一遍一遍地唱，要不然我早就死掉了。出来了，那种孤寂比关着更深重，依然不停地在心里唱，不然也会死掉了。好，给大家唱一首俄罗斯歌曲《在贝加尔湖草原上》，不知道这张已经用了八十年的肺，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说完，赵姨的过门就响起来了，卫老师很准确地接上过门，唱起来。他的音准、节奏都很好，乐感也很好，声音有些沙哑，便有了一种与歌曲意境相符的苍凉：
在贝加尔湖荒凉的草原在群山里埋藏着黄金
流浪汉背着粮袋慢慢走他诅咒那命运的不幸
他身上那破烂的衣衫缝着许多大小补丁
他头上还戴着一顶破帽身穿监狱的灰色长衣
为真理曾受尽磨难在黑夜里逃出监牢
他行走得筋疲力尽贝加尔湖展现在眼前
流浪汉他走到了湖滨乘上渔船开始航行
他独自在忧愁地歌唱歌唱着祖国的苦难
那微风在轻轻地说道流浪汉你逃跑也枉然
苦命人已不痛苦人世间他无依无靠
流浪汉他渡过贝加尔湖年老的母亲迎接着他
啊你好啊亲爱的母亲父兄们可过得安宁？
你父亲早长眠在地下一黄土掩埋着他
你兄弟已锁上了铁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首歌几乎就是给卫老师写的。这么多的歌词，他居然一个磕巴都没打就这么一直唱下来，想他当初是如何一遍一遍地唱过它。只是那曲子又宽阔又沉重，那用了八十年的肺真有些吃不住劲了，到了后来，何其业几个含含混混呜呜啊啊便跟着一起合唱，见有人加入，卫老师便又起劲了，越唱越有力量。
唱完后，连赵姨也激动得给他鼓起掌来。
卫老师长叹一声，哦，长歌当哭，长歌当哭啊。
唱歌有时会像山火一样，一旦燃着，便蓬蓬勃勃烧起来，扑也扑不灭。赵姨呢，不再需要卫老师点出歌名，径自一首首往下弹去，有时刚唱完一段，她便转到另一首。卫老师唱的歌，大家大多也会，不知是为了给老人帮衬一把，还是自己也喉咙痒痒，反正到了后来，每一首都成了合唱。有时候，会留出一两句让卫老师独唱，音域高，用力大的，何其业独唱。反正那境界渐至浓郁，渐至淳厚，有些让人沉迷了。赵姨弹的，卫老师唱的，大多是俄苏歌曲，也有一些西方民歌或中国早期左翼歌曲，如《夜半歌声》、《梅娘曲》、《黄河颂》，还有那首早年进步青年们对共产党充满景仰甚至崇拜的歌《你是灯塔》。
忘情地唱了许多。赵姨突然停下说，不能再唱了，你们卫老师今天晚上要睡不着觉的。
大家发现，卫老师脸色微红，额头上沁出一片细密的汗粒，眼神也有些恍惚。于是大家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喝茶，接着聊天。
达摩说，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问您。又觉得，这样的问题，可能对您来说，有些残酷……
第24节：如焉@sars（24）
卫老师从刚才歌唱的沉迷中缓过神来，有些惊异地说，嗯？
达摩说，时隔大半个世纪，您现在对您年轻时的追求、奋斗，怎么看？
卫老师意味深长地一笑，说，果然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但也是一个躲不开的问题。我们一些老头子在一起，也互相问过这个问题，说法很多，也很不一样，有的很理性，有的带着感情色彩，有的是自己思考过后的话，有的呢，只是多年来被植于自己大脑中的套话，自己不自知而已……这样说吧，首先，我把它放到历史的背景中来看，与其说是我选择了革命，不如说是革命选择了我，就像一粒种子，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从树上落下来，被一阵偶然的风吹到某一处。那一处的土壤、阳光、风雨让它生长起来……这一切，种子自身几乎没有选择，你以为是你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那个时候的许多青年，应该说都是这样。“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