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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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的小名叫善宝，为张家长子。他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叫宋蕙卿。弟弟们都叫“张×桥”，依次为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桥。妹妹叫张佩瑛，死于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当时为上海某医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宋惠卿生于一八九六年。

　　一九七七年，她得悉儿子张春桥身陷囹圄，在绝望之中，于四月一日自杀于上海。

　　关于张家当年的生活状况，我在关于张佩瑛的一大堆卷宗中，见到某人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所写的关于张佩瑛家的材料。当时，张春桥尚未显赫。这份关于张佩瑛的材料，写得相当真实；

　　张佩瑛家里很有钱，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搞卫生方面的，是一个处长。她家有自备的洋车。张佩瑛有时就用洋车上下班。因为我的家到办公地方去，要经过她的家，所以我也曾去她的家。她家有佣人。

　　张佩瑛长得很漂亮，家中有钱，所以她当时打扮得很特殊，像上海小姐，穿的是玻璃皮鞋、玻璃丝袜、玻璃大褂，所以有人叫她为玻璃小姐……

　　另一个人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写的材料，这样谈及解放前的张佩瑛：

　　我们在一个科工作。当时对此人的看法是，非常爱出风头，大家公认的“玻璃小姐”。生活作风很成问题，成天爱打扮，似个交际花，素日常与有钱有势之流接近。究竟哪一个是她的知己朋友，也很难使人知道，因为见谁也能谈情说爱，一块下饭馆、看电影。据她自己在闲谈中讲，在空军俱乐部跳过舞，跳得腿酸。……在马路碰到时，很少是自己，身旁总有另一异性的人。也有很多的反映说是“张佩瑛好刷（耍）弄男人”……

　　当年的张春桥，也是个交际广泛、四处活动的人物。小小年纪，已经参与了种种政治活动。

　　一九三一年，十四岁的张春桥随父亲来到济南。翌年，入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市第十七中学）。

　　一九三三年，年仅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非同凡响，踏上了政治舞台。迄今，还可从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所登《济南》消息中，查到十六岁时张春桥的“足迹”：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

　　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这里提到的马蜂，亦即马吉峰。一九三四年天津的《当代文学》一卷五期所载《济南通讯》，署名露石，内中写道：

　　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兴盛过，曾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

　　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关于这个“华蒂社”，其首领李树慈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曾作过如下交代：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

　　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日是秦启荣、黄僖棠。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耳，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杜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章参加“华蒂社”。……

　　十六岁的张春桥舞文弄墨，在《华蒂》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银铃》（偶然的巧合：姚文元之父姚蓬于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也叫《银铃》）。在第二集《华蒂》月刊上，发表了小说《秋》。

　　可以说，张春桥很早就显露了他的特点：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轨道上运行。

　　一个“文坛恶少”

　　张春桥这位“前进的作家”，曾干过密探勾当，是颇为出人意料的。

　　尖腮、瘦削、不苟言笑、戴一副近视眼镜，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噗事隔几十年，仍记得当年的学生张春桥的形象。他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

　　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会、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孳，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为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许多与张春桥共事过的人，对张春桥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阴！”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够“阴”的了！

　　一九三四年夏，十七岁的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之后，秃笔一支，混迹于济南文坛。

　　他自命为“前进的作家”，口气却不小，脑袋刚刚伸出蛋壳，就已日空一切。这时，他已对施蛰存、老舍阳臧克家发动进攻了。

　　看看这位十七岁“作家”的口气，是何等咄咄逼人：

　　他批判了施蛰存——“等到施蛰存底编辑下《现代》杂志出版后，捧出来了个戴望舒。从此，你也意象派，我也象征主义地在各处出现着：整个的诗坛是他们底领域，每个文艺杂志底诗里是他们的伙伴。……也许施蛰存会摆出面孔说叫‘孩子家你懂啥’！可怜，中国底读者有几个懂的呢？”（张春桥《另一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骂起了老舍——“《民国日报》出副刊，老舍写发刊词，更十足表现其无聊，日前友人访于其家，谈话之间颇露出昏头昏脑来，因为他是没有个性的，有也只是糊涂，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对于军人或政治人员演讲也颇得欢迎。”（张春桥《济南文艺界简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斥责了臧克家，还捎带着批评了郭沫若——“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课于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曾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常这样作的。他的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张春桥《关于臧克家》，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小小张春桥，真乃一只文坛刺猖。两年之后，他斗胆攻击鲁迅，其实不足为怪——他早已不把老舍、郭沫若等放在眼里，自然也就以为鲁迅不足为道了。这个“狄克”之狂，初入文坛，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十足的“文坛恶少”！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副刊编者在发表张春桥的《关于臧克家》一文时，同时发表了编者致张春桥的短函，规劝张春桥不要“开口骂人”。编者的信，写得颇为巧妙，甚至可以说是在那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之前，第一次非正式地“炮打张春桥”：春桥先生：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因为空函，不好意思寄给你，所以未复。大家都还年青，锅里不碰见，碗里也会碰见的，决不敢因为你隔得远，就欺你。个中情形，说来话长，也不便说，一句话，在不景气的都市里，很难因为招牌堂堂就独景气。我自己也写文章，也投稿，也被人欺，不过因为在编这点不成器的东西，不敢开口骂人耳。

　　编者拐弯抹角地奉劝这只“刺猖”，不要刺人。可是，张春桥怎么听得进去呢？

　　在“文革”中，上海不是冒出个“狂妄大队”吗？倘若追根溯源的话，那“老祖宗”便是张春桥。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征东讨西，挑三剔四，张春桥对老舍、郭沫若等都不大入眼。那么，他自己在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张春桥仿佛最偏爱诗。他的攻击的火力，常常集中于诗人，不光是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就连徐迟、杨骚、李金发，都在一九三四年挨过张春桥的棍子。

　　张春桥也写诗。且看张春桥的诗，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新诗歌》二卷二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大作”，题为《失业的人》，全文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啊，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得好，

　　你爹死后你怎者：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难道这才是诗？！这才是张春桥所鼓吹的“大众的，社会的，有着力”的诗？！

　　张春桥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上，还发表过一首《俺们的春天》。在这位“诗人”笔下的工人，竟是这样的形象：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他以为，写上了“俺们”、“咱们”，就算是“大众的”；他以为，写上了“杀的杀，砍的砍”，就算是“能鼓动斗争的热情”；他以为，写上了“猫还叫春呢”，就算是“工人的语言”……

　　这位“前进的作家”，什么都要写——只要能够用铅字印出来就行。

　　他写了“关于相声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相声》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中华日报》，胡诌什么：“小市民层需要麻醉，大众得不到适宜的娱乐的现阶段，谁说相声不能够存在呢？”

　　他对“汉字拉丁化”，也要说上几句，写了《关于拉丁中文的》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明明声称自己“既不知道言语学底高深理论（浅的也知道得极微），又没有多量的时间来研究”，却要轧一脚，写篇文章。

　　当著名的剧作家熊佛西来到济南，当地的话剧界在贡院墙根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图书馆里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张春桥尽管与话剧界不相干，也钻了进去，拿出本子起劲地记，翌日，挥就一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戏剧副刊。

　　张春桥还在关于济南文艺界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他自己。

　　一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