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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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关清（企中化学工业社负责人）。
方兆祥（五洲药厂生产技术和科长）。
傅伍尧（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吴珏，章开平。
产量——每月七十公斤，总共生产二百公斤
……
这份历史性技术文件，清楚地天明，万兆祥是我国策一批笑气的试制者之一。
这本是方兆祥对中国制药工业的贡献。不料，这种笑、醉兼具的古怪气体。跟方兆祥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十八年后，竟发生如此的巧合：张佩瑛死于国产的笑气，而麻醉师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于是，他的贡献，反成了罪孽！
我国的笑气生产，自“文革”开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气，是上海天星化工厂生产的，在中山医院的仓库中已沉睡了十几年。“文革”中。麻醉手术几乎不用笑气。只是考虑到张佩瑛是张春桥的妹妹，方兆麟才动用了库存不多的笑气。
不料，也正因为多年不用笑气，叶医师把突气瓶装错了，方医师也未能发觉，以致酿成医疗事故：笑气只起麻醉作用，不能帮助呼吸。当面罩中充满了笑气，患者即窒息而亡……
笑气，给方氏兄弟带来的不是笑，而是泪水和苦汁。
不过，尽管已经查明方兆祥曾试制笑气，也熟知笑气性能，去无法凭这一点给他定罪——调查组并没有查到方兆祥“预谋杀害”张佩瑛的任何证据。
调查组空欢喜了一场。最初，他们仿佛吸足了笑气一般狂热而清醒之后却意识到毫无所获！
大胆推理之七：大嫂和表姐夫受审
调查组在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身上找不到“缝”，把目光转向大嫂孙用余。
孙用余的身世，仿佛跟调查组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身上的“缝”实在太多，弄得调查组无所适从，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倘若有缝“就查”的话，调查组的成员再增加几倍，恐怕也不够用！
他们一查阅孙用余的档案，就感到颇为棘手，因为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孙宝琦！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新民晚报》，曾这样介绍过孙宝琦先生：
“清朝时他做过大学士，做过驻俄、比、法、德、奥四国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做山东巡抚，曾一度独立。在北洋政府里，他做过总长、国务院总理……”
孙用余有着这样的父亲，在调查组看来，当然是一条大“缝”。
然而，孙用余有五个母亲，十六个姐妹（她排行十五）和八个兄弟。这二十四个兄弟姐妹，有着各种各样的“缝”。如果再加上数十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话，调查组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调查组对孙用余审查了一阵，实在查不了那么多的“缝”，只得不了了之！
致于方兆麟的表姐夫钱宇人受到审查，说来也是一条奇闻：竟是因钱宇人的儿子钱大复的一张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钱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压着儿子的一张照片：头戴耳机，手按电键，“桌上有类似发报机般的东西”！
顿时，调查组的神经又兴奋起来。因为他们曾查过方兆麟家的“啼、啼、啼”
问题，查不出什么名堂，如今钱宇人的儿子居然“啼、啼、啼”，岂能轻易放过！
调查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谋杀”张佩瑛，受命于“帝、修、反”，而他与国外的联系，是通过表姐夫的儿子收报、发报！
于是，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起，对钱宇人立案审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关系、查钱宇人与方兆麟的关系等六大问题之外，重点放在查他的儿子的收发报机。
一查，儿子钱大复真的有收发报机！
然而，当调查组追查到钱大复所在的学校里，老师却如实地说明了如下情况：
“钱大复同学练习收报、发报，是本校规定的国防训练项目。除了他以外，许多同学也要进行这一训练。钱大复同学的电讯器材，是本校打了证明，让他到旧货商店买的。”
调查组跟踪追击，查到旧货商店，果真查到学校为钱大复所开的证明。
唉，东奔西查，调查组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实，倘若让福尔摩斯来查此案，恐怕就省劲得多，根本用不着对钱宇人进行立案审查。福尔摩斯显然会说：“倘若他的儿子是特务，他怎么会把收发报的照片公然压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诞、可笑的“立案审查，”。调查组的先生们大约忙糊涂了吧！
调查组忙哪。
调查组忙得很哪。
查了不知多少条“缝”，钻了不知多少个“洞”。
风尘仆仆，夜以继日，秘密调查组肩负着“中央首长”的重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仅上海一地，调查组审查所及，达四局二区，即化工、仪表、邮电、轻工四局，卢弯、普陀二区。
此外，外调还涉及北京、内蒙、新疆、广西、四川、云南、江苏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国夫、护士龚雅琴。
还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强，弟媳许风珊；还审查了方兆麟和万廷钰的许多亲属、同事、朋友。
就连出事的那天清早，一个从苏北来沪的人，偶然在中山医院门口跟方兆麟说了几句话，也“有人反映”。结果，那个人受到审查！
更有甚者，长途台的一位接线员，在长途电话中常常听见关于方兆麟的事，偶尔向中山医院总机问了句“你们医院那位麻醉医生怎么样了”，居然也被调查组查到了，受到审查！
听说认调查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认真负责”，“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条线索”，王秀珍眉开眼笑，得意了：“这个案子，如果交给公安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来！”
她对调查组不断鼓气：“你们要继续全力以赴，查清问题，不要难为春桥、洪文同志了！”
不过，调查组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张春桥卖命的，也有不以为然的。
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实在着不下去，写信给徐景贤，指出：“至今，我没有发现方兆麟有蓄意谋害的事。现在调查组拼命从这一方面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贤把这一意见转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里听得进。她说，她到张春桥家大过了，张春桥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讲，张佩瑛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牺牲的！
Q一听说张春桥发话了，顿时查得更凶、更起劲了，非欲置方兆麟于死地而后快，以求报效于张春桥……
大胆推理之八：追查柯庆施之死
说实在的，不论是查打字机，还是查送蛋糕，查来查去，查不倒方兆麟，无法把医疗事故“推理”为“政治谋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难被。
调查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级情报”，说得有鼻子有眼：柯庆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庆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钠之后死去的！这次，张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纳之后死去的！
诬告，也需要某种“才能”——把假的说成比真的还真。“有人反映”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给何庆施所打的那一针硫苯妥钠，是他从家里带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钠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厂里生产的！
问等耸人听闻！似乎方兆麟以同样的手法害死了柯庆施和张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帮凶”！
还有人“反映”：在张凤瑛死后，为了查验所用的硫苯妥钠是否混入毒物，曾寻找过那支硫苯妥钠空瓶。可是，查遍手术室，未能找到，最后在洗手间地上找到。
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证——他给柯庆施也打硫苯妥钠……
这一“特级情报”非同小可。比起张佩瑛来，柯庆施要大得多了。柯庆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在“文革”中，报上提及柯庆施，往往总要冠以如此亲切的称呼——“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调查组一旦能够查明方兆麟是“谋害”何庆施的“凶手”，不用说方兆麟必死无疑，而已调查组会立一大功，震动全国，个个飞黄腾达……
然而，这却是一个高难度的命题。
关于何庆施之死，本来就云遮雾障，被涂上种种神秘的色彩，猜疑纷起。
柯庆施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突然病逝于四川成都宾馆。终年六十三岁。
早在“文革”初期，有人幕后操纵，借助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在全国范围内造谣，把污水泼向贺龙元帅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诬陷他们“谋害”了柯庆施。
我从红卫兵小报上，查到了当年几乎传遍全国的一份传单，题为《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
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之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
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从历史上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柯老是恨之入骨的。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长期以来，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早在抗战以前，柯老就指出了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
他对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去成都，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
红卫兵的传单，写得“有声有色”。柯庆施之死，仿佛成了一桩严重的“政治谋杀案”。
一时间，满城风雨，何庆施之死成为造反派们炮轰贺龙、李井泉的“重磅炮弹”。
谣言毕竟如同瓦上的霜，不能持久。虽然张春桥曾派人秘密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没有查到贺龙、李井泉“谋害”何庆施的任何“罪证”。
谣言终于烟消云散，被人们所淡忘。
然而，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之际，上海中山医院有人旧事重提，把问号打在方兆麟身上。
确实，方兆麟自从参加高于医疗班子之后，有点令人眼红：他一会儿飞到这儿，一会儿飞到那儿，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在给谁看病。他总是跟上海医学界的名医同来同往。无疑，参加高干医疗班子，意味着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双重信任。
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道听途说，方兆麟去过成都，参加过抢救柯庆施，最后一针是方兆
附录二：上海奇冤 ——常溪萍之死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他从三楼窗口坠下，砰的一声，摔在坚硬的水泥台阶上。
他足踝跌断，双目紧闭，殷殷鲜血立即从面额涌出……
离他坠地处两米的水泥方柱上，刷着醒目的红地白字大标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四十分。
地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边的数学馆。他从三楼“301”阶梯教室最末一个窗口坠下。
华东师大震惊了，上海震惊了。
当天，一辆小轿车急急地驶出华东师大校门，把一份报告送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白纸黑字：“我校党内头号走资派常溪萍与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竞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跳楼自杀身亡。”
“常溪萍”这三个字，曾被写成比今还大得多，打上红“×”，贴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上，贴在公共汽车上，或者用石灰水刷在柏油马路上，几乎家喻户晓。他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目击者，是当时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学生俞珠屏、汤惠娟。
在发黄的档案里，有着她俩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写下的目击记录的原文；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中午，我俩在九·一五广场骑自行车。大约一点二十分左右，我们看见大叛徒常溪萍由西面走进数学馆。一点三刻校广播站响音乐后（约五分钟）我们刚巧在数学馆前的马路上，这时我们看见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