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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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每月给他们多少钱？
答：犯人不给钱。每月有生活费。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不错。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我国记者能否会采访他们？
答：我估计外国人去采访的希望不大。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的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有一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导。他怎么知道江青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关于张春桥的最新消息，是新华社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北京英文电：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一九八三年七十二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江青现年七十四岁，张春桥七十一岁。
在即将结束本书之际，对于“狄克”，再补充几笔。
其一：
经中央专案组查实，张春桥在被逮捕之前，从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他曾用过“狄克”这一笔名，也从未提及过他在三十年代曾化名“狄克”攻击鲁迅。
其二：
上海一个名叫徐锡驹的人，也知“狄克”底细。此人出乎仰慕大文豪巴尔扎克，取笔名“肖扎克”。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捕，在上海青浦县劳改。他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下一份揭发“狄克”的材料；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编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为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所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拍它做什么！’”
虽然肖扎克“炮打”张春桥，开炮晚了一点，不过，毕竞还是提供了一份重要的佐证。
其三：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选集》第四卷二六六页，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对“狄克”新加了一条注释（过去出版的《鲁迅选集》、《鲁迅全集》从未注释过“狄克”）。这条注释，是千万人“炮打”而得来的成果：
狄克 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
这就是历史给“狄克”所作的结论。
纵观张春桥跌宕多变的一生，当他“步步高”的时候，每一次“高升”都伴着一场“炮打”。坐在高位上，他日日心虚，惶惶不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倒是锒铛入狱之后，他的心踏实了，再也不必为念“权经”而绞尽脑汁了。
《苟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是颇为传神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稿于上海。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改毕二稿，上海。
附录一：张春桥妹妹之死
“红房子医院”出了大事
“红房子医院”，老上海都这么叫着。这家在上海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历史悠久，悄然矗立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其实，它的房子跟普通医院差不多，唯有那幢最早落成的大楼，在青砖之中镶厂一圈又一圈红砖，老百姓称之为“红房子”，于是这家医院也就以“红房子医院”而逻尔闻名。
它的正儿八经的大名，白底黑字，清清楚楚、端端正正写在大门口的招牌上：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上午，一辆接一辆小轿车停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
到了下午，小轿车越来越多，差一点把方斜路堵塞了。惊动了公安局。民警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在小轿车间巡逡，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不言而喻，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堂，湖绿色的墙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白大褂”们忙碌异常。
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便达三十三人。
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一个个请来了。
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个个赶来了。
虽然在上午十一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一直到下午三点二十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
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那个“办”设在上海康平路上。“康办”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词。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春桥同志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徐景贤见张春桥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桥同志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春桥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长！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善良的人们很难理解他阴暗的心理，爽直的人们无法捉摸他九曲肚肠。他像黄鳝一样滑，又像蛇蝎一样毒。他除了作了那“三点指示”之后，从未公开对非常事件再作表态。然而，他的意思，却不断通过他的妻子、他的亲属透露出来。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却从无任何把栖落在别人手中。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李文静的时候，李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三点指示”全是欺人之谈，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体现在给儿子的信中。
其实，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明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因为他们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气。）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张春桥之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张，名佩瑛。张春桥之胞妹也。
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个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她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山东济南人。一九四八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七○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四十六岁……
她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
“白大褂”们取下胸前的黄花和臂上的黑纱，回到手术室和病房。
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十二年后，极为偶然，我在上海一个与医务界毫不相干的单位查阅成堆的“文革”档案时，见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发文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这份“绝密”文件，是根据调查组的一位成员的揭发材料写成的。这个成员曾在那个单位担任“工宣队员”，所以案卷中会出现这一文件。
我读罢这一“绝密”文件，深为震惊：像幽灵一样，一个行踪诡秘的“调查组”，当年曾在上海上窜下跳，调查着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所作所为，比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
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
“一、凋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
“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
“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惯于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