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的堕落与忏悔-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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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境遇当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把所谓的‘名节、道义’思想当成是一种优
良的品格。”

　　　　但是这种李代桃僵的想法毕竟是太狭隘了，所以感到精神上无限空虚。刚才经
过陈晓颖的善意沟通和有力提升，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但一想到交待问题，又惯性
般地回到了“名节道义”的怪圈上。

　　　　李真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讲名节和道义的。”

　　　　陈晓颖开门见山地说：“你不交待问题也不是许云峰，你交待了问题也不是甫
志高。”

　　　　李真神经质地说：“你们无非是想把我杀了。”

　　　　陈晓颖说：“我们不是为了杀人。杀人有什么意义呢？反腐是为了政权巩固，
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你把法律看成啥了？老子说：”孰能一之，不
嗜杀者能一之。‘这不是剥夺几个人生命的问题。“

　　　　李真说：“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陈晓颖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中国就
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教课书是这样说的。今天
我可以告诉你，法律体现着良心和正义。我作为一名检察官查处腐败案件，就是替
天行道。”

　　　　李真自言自语地说：“噢，良心和正义。”

　　　　陈晓颖知道，此刻李真已经有了一个飞跃。他一直把这次“不幸”，看成是对
立面在整他，有人在害他，所以总跟你较着劲，你不是有人整我、害我吗？我就等
着有人保我、救我。现在放在法律的天平上一衡量，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法律体现
的是良心和正义，而不是公报私仇。对立面整你反倒是最好的监督。

　　　　对此他后来曾经反思说：“我很少考虑党纪和法律，觉得这离我太远。我给省
领导做‘大秘’时，虽说有人管我，但没人能监督我。我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后，
由于这是个垂直系统，总部在北京，离我太远，要管我很难，而地方包括本单位就
没人能管得了我，有时只好拿批评与自我批评，算是对自己的监督。时间一长，脑
子里哪还有党纪和法律？不要说我，就连我坐的38号车，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谁
敢惹？”

　　　　的确是不敢惹，李真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居住，到桥东上班时，他驾的车从来是
不管红灯绿灯，总是“勇往直前”，老警察看见知道是他的车，谁也不敢拦。一次，
在距离他机关不远的平安大街十字路口，有个新警察刚来此上班，不知闯红灯的是
李真的车，上前想收他的驾驶本，他摇下车窗“老老实实”等着，等警察到了跟前，
一口啐到警察脸上，然后开车扬长而去。回去又给有关人打电话，让解聘那个警察，
之后便再也没有看到那个警察在平安大街十字路口值过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群众举报把他送到了党纪和法律面前。群众举报，在他看
来就是“对立面”举报。其实说“对立面”也没有什么错误，他自己首先与广大干
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跟他对立，难道跟他同流合污吗？

　　　　现在经过陈组长一番强大攻势，他终于从忌恨“对立面”的狭隘角度，走到了
法律的平台上，并进而上升到良心和正义的水平线。

　　　　陈晓颖接着说：“你是一个挺开通的人，为什么这长时间还在抵赖？借用一句
军事术语来说，你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大量证据证明你犯罪，我一声攻击令可以
置你死地。根据新的刑诉法，有证据，没有口供，也同样可以定罪；反之，有口供，
没有证据，我们可以不定罪。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大量证据。”

　　　　李真下意识地朝四下看了看，好像要看到那些证据似的。

　　　　陈晓颖继续说：“淮海战役时毛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读过吗？写
得非常通俗，毛主席说，‘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想突围吗？四
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
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是不
是这样？李真。”李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陈晓颖进一步围攻：“连国民党将军都知道交枪，你却不知道。当然当时作为
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没有投降，仍在负隅顽抗，结果在人民解放
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他算不明智者。在这次战役中，其他6　位国民党高级将
领都率部起义或投降了。你不如他们，不是一个好军人。”

　　　　闹来闹去，怎么跟国民党搅和在一起去了。

　　　　“对了，我看你也不像个军人，你像个商人。”陈晓颖接着说，“商人就应该
知道怎么选择或交换利益。”

　　　　李真仍然不吭。

　　　　陈晓颖说：“同样，作为一个理智的罪犯，也应该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更为有利。
就算你过了五关，难道你还守得住麦城吗？何苦抱着元宝井里跳？”

　　　　李真全身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最终还要落实到实
际利益的兑现上。日头没在云里，白粥盛在盆里。人家要的是这个结果。

　　　　急走冰，慢走泥，刀趁利，火热光。一见这情景，陈晓颖加快了节奏，因为是
时候了。

　　　　他说：“你对党对人民犯下了重罪，可你的儿子是无辜的。你出事后他很孤独，
许多小朋友不同他一起玩了，他主动向学校提出不想再当队干部了。他还不到8　岁，
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何等的创伤啊！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不仅要对自己
的未来负责，还要对亲人负责。”

　　　　这话说到了他的心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

　　　　陈晓颖继续说：“你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无论从人性的角度看事物，还是从政
治的角度看问题，你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维护法律
的尊严，教育、挽救和警示更多的人们不要再搞腐败了。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有
勇气面对现实，向司法机关彻底地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揭发，使那些腐败
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替天行道。”

　　　　李真仍在思索。但斧利不怕柴纹皱，陈晓颖突然凑近了他，很机密地小声说：
“锣鼓不是偷打的。你往境外送两只装钱的箱子，乘的哪次航班，坐在几号位子上，
我们都知道。你到香港一下飞机，就把人民币到‘两替屋’换成美元了。”

　　　　“两替屋”兑换行的意思，是香港惯用语。

　　　　李真蚂蚱驮砖头———吃不住劲了，慌忙说：“那就是李军看到的，但她不知
道那是啥钱。”

　　　　陈晓颖等待着，但李真意识到说漏了嘴，不再往下说了。

　　　　是追问下去，还是继续等待，或者换个方式等待？陈晓颖决定换个方式等待。

　　　　他说：“哎，我们犯规了。不谈案子。吃饭，吃饭去吧！”

　　　　李真如同获救了一般。

　　　　李真在《忏悔》中写道：由于进京活动的一些经费难以解决，向乙提出给予帮
助，“他听后非常积极地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支持。”于是他们“建立了较为密
切的关系”，后来乙出事，他参与了营救，“乙复职后，对我感恩备至。”这样，
乙就成了他“通过建立‘合理’机制，获取经济保障的”一个重要砝码。

　　　　吴庆五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砝码。乙在国有企业掌握经济大权，适合于搞大的运
作，例如500　万美元外汇额度和5000万元贷款问题。但在这个大的运作中，没有吴
庆五也不行，他搞的是民营公司，可以通过“合理贸易的形式”化公为私。所以
“一政、一商、一国企”的联合是再好不过的了，跟“一家两制”并行不悖。

　　　　吴庆五还有别的用处。正因为他是民营公司，所以自己通过职权给予他支持和
帮助，立刻就能得到回报。


　　　　　　　　　　　　　　　第二十三章

　　　　23、李真说他最恨腐败

　　　　1998年5　月，吴庆五突然来到李真办公室，很激动地说：“某市二建公司经理
王某是我的朋友，该公司是一个优秀单位，却在石家庄国税局大楼工程中连投标的
资格都没有，他们一定要给省四建干，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默契，主要是主管基建的
副局长在里面作怪。现在你当局长了，应当主持公道。”

　　　　李真一听就火了。这发火的原因，一是自己的朋友（吴庆五的朋友就是他朋友）
遇到了麻烦，自然要非常仗义地发火；二是给朋友造成麻烦的原因竟然是不搞招投
标，这就更可以假公济私理直气壮地发火。帮亲不帮理，现在帮到理上了。他立刻
给石家庄国税局局长打电话：“你们办公大楼工程为什么不让某市二建参加公开招
标？前段省局下达的文件看到没有？”

　　　　局长说：“我们已经和省四建议标定了，都签了合同了，没办法再改了。”李
真更生气了：“那怎么没办法改？为什么不按省局精神办？议标容易出问题，为什
么议标？我决定重新进行招标，走正常基建手续。这个工程就得让某市二建干。你
回头和书记说，这是我的意见。”

　　　　牛不吃水强按头。既然让招标，却又指定让某市二建干，这不是横竖不讲道理
吗？

　　　　打完电话，冷静一下，又觉得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和下面局长的关系处不好了，
对自己也不利。就又拨通了局长的电话解释说：“刚才是吴庆五找了我，他和二建
的关系不错。”

　　　　接着他又给副局长打了电话，对副局长就不客气了，一顿批评，说不要搞什么
名堂，要让某市二建中标。副局长刚放下电话，局长就找他，说了李真意见，副局
长说李真刚找过他，批评了一顿。局长说：“我们也顶不住，只能照李真讲的办了。”

　　　　过后李真又给副局长家里打电话催了一回。副局长只得忙着向建委打议标改招
标的报告。还得装模作样地向建委写邀请招标申请。被邀请的单位有：河北四建、
中建一局六公司、某市二建、河北冶金建筑公司、石家庄建工集团。明知道除了二
建，别的单位都是陪榜的，也得这么做。为了让某市二建中标，副局长把二建石家
庄分公司王经理叫到自己的小汽车里，偷着说了招标的想法和办法，看了他们的材
料，以便能让他们中标。但还不放心，让他们在标书上做个记号，后来因为事先看
了标书的内容，记住了，就没让做记号。经过一番折腾，明保王莽，暗保刘秀，终
于让某市二建中了标。

　　　　中了标了，签了合同了，按照惯例，下一步就该给中介费了。对于这个程序，
李真早就非常熟悉了。这是“政、商、企”配合捞钱的最佳模式。李真是“政”，
有权力，但不好直接出面要钱。吴庆五是“商”，民营公司的老板，他可以要钱，
然后再把钱的一半给他。某市二建是“企”，国企，有实力，能出钱，是钱的雄厚
发源地。过去跟丙那个“商”配合，李真得了不少的钱，且配合默契，现在跟吴庆
五配合，还有点生疏。

　　　　吴庆五说：“我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李真说：“没关系。”

　　　　这时他肯定很希望听到中介费的问题了，而且不能少于6　个百分点。但是吴庆
五却没有下文了。

　　　　他就忍不住提示说：“庆五，你就白给他们帮忙啊？现在都收中介费的，你已
经下海做生意，该要的钱就要。我在北戴河建了一个宾馆，总投资6000万元，我向
施工队要了6　个点。”

　　　　吴庆五兴奋地说：“那就是360　万啊！”

　　　　李真说：“对。但是这个钱我现在还不敢拿。但是你可以拿。”

　　　　他得有所保留，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正因为李真不能明着拿，才需要吴庆五
这个中间人。联想起在某市二建参加投标过程中，李真曾向吴庆五流露过：“我和
柳絮离婚后关系很紧张，在新加坡的存款都控制在柳絮手中，我要办什么事，用钱
都很困难。”吴庆五就觉得更有必要帮李真要到中介费了。过了不久，吴庆五向王
经理要了50万元，又按10：1　的黑市价，换成了5　万美元，交给了李真。

　　　　李真在运转“政、商、企”配套谋私的“合理机制”中，很注意“中间商”的
身份。吴庆五当然有身份，过去的丙也有身份，甲更是有身份的人。在这些人身上
不容易出问题。

　　　　1996年5　月，甲带人找到在北京出差的李真，为深圳某公司刘某推销税务数据
采集器。李真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当时他还是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决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