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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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小杨就坐在我的床边，不停地说，说了整整一个上午。她说假期里如何想我，想见到我，跟我想得几乎一模一样。具体内容我现在记不清了，你去想吧，反正跟所有的爱情小说里描写的都差不多。
幸福的时光稍纵即逝，接下来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原因就是，我们都有对象。
我的事好说。开学后不久，我就跟对方明确提出不再谈了。没有感情的生活是很可怕的，即使跟杨进成不了，我迟早也要跟她分手。小杨的出现加快了我们分手的速度。
杨进这边就比较麻烦。他们双方的家庭交情很深，她妈妈很喜欢那个男孩，非常希望他们能成。而杨进的家教使她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思，她觉得跟对象分手就是对她妈妈的伤害，她不忍心那样做。
她那边不能分手，只有我们分手。我们一次次地说好要分手，可总也没能成功，坚持得时间最长的一次大概有３天吧。一到晚上我就坐立不安，但我一直压抑着自己。第三天晚上，小杨来敲门，说：“电影院正在放《沉默的羔羊》。”她就说了这么一句便沉默了，也不说要去看。我们推上车子就去电影院了。这长达３天的努力又宣告失败……
期中考试到了，由于监考既不能批改作业，也不能看报纸，我在考场里走来走去，脑子里尽是胡思乱想。这日子可真难熬。突然，我有了一个特别强烈的想法——排除千难万险，也要娶她为妻！
考试完后，我顾不上回我的宿舍，直接去了杨进的宿舍，把我的想法十分坚定地告诉了她。她的反应非常激烈，扑到我怀里，一个劲儿地哭。我觉得这难熬的日子该到头了。
其实，事情没有杨进想得那么严重。她妈妈是个很开明的人。她回家说了我们的想法，她妈妈理解了她，对我印象也不错。对象那边的善后工作都由她妈妈去做了。这么长时间受的煎熬很大程度上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１９９４年元旦过后，我们结婚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男孩，名字叫“刘思阳”。
（记录：刘肖）
第二卷爱人啊我何时能抵达你
乔克清，女，２９岁
商城县汪岗乡虎塘小学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
您一定看见我的左腿了。５岁那年，我的髋关节长疮，手术中，粗心的医生竟把５个棉球都忘在了伤口里，从此留下了残疾。１９岁时，病魔再次缠身。完全靠学校和社会的热心捐助，我才从死亡线上又被拉了回来。
１９９１年高考，我以高出录取分数线４３分的成绩，考入郑州一所学校，可复试时因体检不合格被拒之门外。我第一次感到现实的残酷和命运对我的不公平。但我不愿屈服，在家潜心自学，第二年以全县榜首的成绩，被信阳建筑技校录取。我对未来又充满了无限憧憬……
然而怎么也想不到，就从我毕业的这一年开始，技校不包分配了。身体健全的同学找工作都难乎其难，何况我腿有残疾？命运又一下子把我推进了万丈深渊
我那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父亲，成天带着我的毕业档案，这局那委地求人，谁也不买他的账。我死心了。一个人没有工作就无法自立；不能自立，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想到了死，可就是死也不容易，总要挣一笔钱料理自己的后事呀！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一位热心人说，边远贫困的山区缺老师，这也是条路。我一咬牙就去了，在一所山村小学当代课教师，每月工资１００元。
山里的条件相当艰苦，但对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来说，苦又算得了什么？代课工资低，没钱买煤，我就用柴草烧饭。柴草是我课余上山捡的。山上地形复杂，我腿脚又不灵便，稍不留神就会摔个鼻青脸肿。乡下没人卖菜，我就每周一次回家带菜，从学校到县城，要走２０公里的山路，我就这样骑着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
就是在这艰苦的环境下，我慢慢地对文学发生了兴趣，仿佛找到了最好的倾诉方式。夏天蚊子多，我就躲在帐子里写；冬天气温低，我就趴在被窝里写。我的枕边常放着笔，身上总带着笔，我一笔一画地用心记录着对生活一点一滴的感受和思考。孤单寂寞的时候，钢笔和稿纸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这种虽然艰苦却还平静的日子，我也没能过上多久。１９９７年秋天，教育系统实行“三制”改革，所有代课老师都被清退了，我也无奈地回到家里，以泪洗面。
一个星期天，不明真相的学生们见我几天没到学校，骑着自行车到城里来看我。一见学生，我忍不住又流泪了。他们的到来，激起我重返讲台的渴望。当天夜晚，我含着泪给县领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表达了我想当一名人民教师的强烈愿望
县领导收到我的信，非常重视，破格将我转为一名正式教师。得到这个喜讯时，爱好写作的我，却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当我重新站在讲台上，面对着纯朴可爱的学生，我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教好学生，为教育事业倾尽我的一生！
风吹过，雨淋过，受过伤，流过泪，现在总算天晴了，路顺了。刚想松口气，我仿佛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已经２９岁，是个大姑娘了。
和所有花季中的女孩一样，对至真至纯的爱情，我充满渴望。然而，身体上的小小残疾，使得我比一般人更加自尊，也更加脆弱。上技校时，我曾与一名男生萌发过朦胧的爱意。毕业后，我的工作迟迟没有找好，那位男同学就表现得不那么坚定了。我感到对方稍稍有点迟疑，就调过头去不理他了。
后来认识了一个交警。我们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他比我小３岁，也爱好文学，喜欢写东西。这以前他读过我发表的作品，对我挺有好感。他不是很帅，但很平和，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平静而安祥。我慢慢地喜欢上了他，还为他织了一件厚厚的毛衣。
在我们交往的一两年中，他始终没有对我承诺什么。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我的心全在他身上，可他一边跟我联系，一边还不断地去跟别人给他介绍的女孩见面。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我的腿。他说即使他不在意，别人也会在意。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尽管他说他觉得以后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好的人了。
虽然经历了一次次挫折，可我的生活态度还是挺乐观的。我常常忘了自己的伤残，觉得自己各方面能力都很强，并不比健全人缺少什么。我有权利追求一份属于自己的平平常常的幸福。
其实我对未来的他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希望他能理解我，支持我写作，并且有一点上进心。当然，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好也很重要。
我真的很想很想成一个家，我简直无法想像，青春不再的时候还是我独自一个人，那日子该怎么过
我曾写过一段话，特别能代表我目前的心情——爱人啊，你在哪里？我日臻完善自己，就是为了抵达你啊！
（记录：刘肖）
第二卷我咋越来越不会做人了
李桂枝，女，３６岁
确山县杨店乡中心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５日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沟。兄妹７人，两个哥哥都是教师。我从小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像哥哥那样做一名教师，可是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夜晚，哥哥在家给差生补课，我就在旁边听，总希望有一天能上学。有天夜里，我说梦话：“唉，我要能上学该多好。”这话妈妈听见了，她抱住我痛哭一场。第二天，妈妈就让我上学去了。那年，我１１岁。
几年后参加中考，我只报了一个志愿——驻马店师范，结果因几分之差落榜。正在老师三番五次劝我复读时，我们村小因缺教师，开不了课，我就放弃了复读，走上了三尺讲台。但我知道，仅靠６年的学业底子是教不好学生的。经过３年自学，我考上了汝南师范。在汝师两年，我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由于成绩优异，可享受一级分配，但我放弃了留校和进县一高的机会，回到家乡确山县瓦岗乡任教。后来，我又考上驻马店教育学院数学函授大专班，还取得了自考本科文凭。当时我既当先生，又当学生，我教的班级成绩在周边几个乡评比中也年年名列前茅。
１９８９年，我调到杨店乡中教中二语文。１９９０年我所教班级的语文成绩在全乡评比中位居第二。后来，学校又让我教中二数学，１９９４年我带的班的数学成绩，在周边３个乡评比中名列第一。但这年的省数学竞赛选拔赛，却给我造成了至今难忘的痛苦。
当时，离竞赛还有一个星期，校领导让我辅导二年级参赛的学生。在没有资料，时间又紧的情况下，我天天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辅导。学校离县城百十里，考试那天，我们几个带队教师和学生早早乘车去县城，偏偏赶上交通事故堵了车，等到了考点，考试即将结束。局领导给我们延长半个小时，可是匆忙赶到的学生咋能考好呢？回到学校后，学校开会说数学竞赛在县里是后三名，要罚款。成绩出来后，我辅导的学生果真是倒数第三，但其他的都是倒数第一。数学组的老师让我找领导谈谈，说情况特殊能否不罚。结果我碰了钉子。星期天晚上，校长在例会上说，罚款是确定了。到了星期一的数学课，大部分老师站在教室门口不上课，以示抗议，领导就以为是我私下跟他较劲。这下我就算满身是口也说不清了。
１９９６年，我教中二数学。开学一个月后，英语教师调走，语文老师也因故离校，三门主科就剩我一人。我和班主任老师既要上自己的课，还要轮换上外语，语文由学校安排同头课的老师代上。频繁地更换老师，导致学生纷纷转学。我骑车２０余里作家访，承诺学生生病我给看，没钱我拿，学生嫌住寝室脏，就住在我屋里，就差没给学生下跪了。就这还是留不住学生。校长也到班里做工作，仍无济于事，结果走了１５名中上等生。学校规定，学年度统考计算班平均成绩是以开学初人数为准的。这样，班里就要有１０多个“０”分参评。尽管如此，我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勤奋了，没有好学生，努力再培养。但尖子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在以后的几次抽考中，教这个班的老师无一幸免都受了罚。在学年度统考中，我们班的数学成绩与同年级没有流失生的另一班并列倒数第一，又一次受罚。我认了，苦水就往肚里咽吧。但我咋也想不到，有人竟说学生的流失是我做了手脚！
这年暑假后，学校实行聘任制。我落聘了。但面对误解和蔑视的目光，我不辩解，坚强地撑着。生活中有时真话说一百遍不一定有人相信，假话说一百遍却能成真理。有些人见了领导脸笑得像一朵花，头点得像鸡啄食，嘴甜得像抹了蜜，而且这些人又极善于毫无痕迹地到处游说。慢慢地，同事们不敢接近我，周围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我想，我兄妹７人，３个嫂子，都说姑嫂难处，但我与嫂子们极为融洽。当姑娘的时候，她们都夸我“能文能武，通情达理”，可现在我咋越来越不会做人了？本来对教育一片痴情，现在却是老牛掉井里，有劲用不上了。有天晚上，我痛苦极了，不顾严重的胃病，一口气喝下六七两“稻花香”。我醉了。在醉意中，我向人倾吐委屈的愿望更加强烈。
１９９６年秋天开学后，上级领导安排我到乡中心小学上班。虽然，我接的班级在全乡四年级１１个同头班的评比中倒数第一，与第一名平均分相差１６分之多，但好在小学生一般不流失，我有信心把班带好。经过一学期的摸爬滚打，在期末全乡统考中竟跃升到第四名。升入五年级后，中午我没午休过，不是到办公室找题，就是在班里辅导，在五年级全乡抽考中，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