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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

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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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就多延长了一天。再苦再累,我都没有嫌弃她,这是真的。    
        今年正月她离开人世,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不是遇上你,俺早10年前就走了!”这次,她的儿子孙子都来了。她儿子一进家门就跪在我面前说:“伯,俺不是人,俺没尽孝。俺妈如果不是遇上你,早就不在世上……”    
        生活再苦,我都没流过泪,但这一次我哭了。我觉得他们都理解了我的心,我尽了自己的仁义去对待一个需要我的人,大家都觉得我这么做是一个好人应该做的事,这样活一辈子也是很值得的。    
        我家里的条件一直不宽裕。钱都给她治病花了,没有庄稼地,没吃的时候,到地里去捡人家没收净的玉米。大家伙都知道我的情况,有的主动在地里留些余头,等我去捡。这习惯现在还保持着,你看对面墙上挂的都是我捡回来的。现在我有退休金,得给自己看病了,颈椎病,肩周炎,前列腺增生,老人嘛,病都来了,也很正常。    
        如果说跟刘同花没感情,我会照顾她15年吗?我们没红过脸,你吵她什么呢,她不能干活,也不会做错事,吵了她不仅干不了活反倒病会加重。    
        要说也没啥好说的,其实就这么平淡地过了15年。    
     (记录:徐结怀)    
    


第五卷从编辑到老师的那段日子

    郑辉,女,23岁    
    淮阳县郑集乡史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2001年11月10日    
        师范毕业时,乡里说暂不分配,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    
        我从小就有一个心愿,长大当一名警察或是记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当一名老师。我上师范是报志愿时父亲逼的,因为他曾经是一名老师。当时,如果我不报师范,他就不让我再上学了。如今,我有理由不当教师了。    
        7月1日,我就去了周口市。当时,周口的一家学生报刊正在招聘美术编辑,我学的是工艺美术,便去报了名,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7月10日,我到报社正式上班。以后的几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我用我的所学,努力画好每一个版面,我靠自己的工作成绩赢得了同事的尊重,领导的信任。在那儿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那些在家等分配的同学相比,我很自豪,因为我工作了而且工作得很好。    
        真是好景不长啊!2000年3月1日,父亲来找我,说乡里开始分配了,让我回去试讲。我一百个不愿意,可又不忍心让父亲生气。我请假跟父亲回了家。    
        回到家,我就跟父亲商量能不能变通一下,我去试讲,试讲通过了,不去上课,找个人代我的课。父亲说不行,一是人不好找,就算人能找到,乡里知道了也不好。    
        3月8日,天还没有亮,父亲就叫我起来赶往乡里试讲。    
        在试讲时,别人提问学生,都是叫前三排的,我偏叫最后一排的。那个学生站起来怯怯地说他不会。我当时一点都不生气,请他坐下。说心里话,我当时还很感激他,真的。试讲下来,我的一个老师就过来对我说,你怎么提问最后一排的学生,后排学生学习都不好。我笑笑没说话。父亲当时也被我的表现气得够呛,不过他没说,我就是不想通过试讲。    
        可是,乡里的通知还是下来了。2000年4月,我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我们村小。学校还是我毕业时的那副模样:没有大门,没有厕所。学校11个班,只有19名老师。学校没有开设美术课,我的专业也就没用了。我到校先教了两周的三年级语文,接着是两周的四年级数学,后来教五年级数学,才算是稳定下来。    
        刚开始的一个月,那感觉真是难熬啊!每天回到家,就悄悄躲在自己屋里哭。只要一有空,哪怕只有几个小时,我就会骑车20多里,赶到县城,再从县城坐车跑到周口,到报社去坐坐。    
        2000年5月,学校发工资了,跟我一块来的都是200元,可我是100元。我跑去问校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校长又跑到乡里问,人家说是我当初试讲没通过,现在不是正式聘用。我生气极了,试讲没通过,为什么还要通知我上课。回到家我哭得不得了,跟父亲说不干了。校长也到家里来做我的工作,他舍不得我走。他说乡里只发100元,那100元我们村里给你出,他还说帮我解决转正的问题。在大家的劝说下,我又回到了学校。    
        2000年6月,我听说周口另外一家报社招聘编辑、记者,我又坐不住了。考试那天不是周末,我先到学校请假,然后匆匆忙忙赶往周口,等我赶到时已是9点半,人家已开考一个半小时了。我找到一位认识的老师帮我说情,报社才同意我参加考试。但走到考场门口时,我犹豫了,看看里面那么多人,想想比自己有才的人多的是,我能行吗?想到这,我转身离去,悄悄地又回到了学校。回来后的那两天,我感觉自己好像丢了魂似的,干什么都没劲。    
        从那以后,我下决心再不去周口了。可每当接到原来报社同事打来的电话,我心里总有几天平静不下来,不能安心上课。后来,只要是从报社打来的电话我干脆就不接了。慢慢地,我开始把精力转到孩子们身上。学校没有美术课,我就先在我们班开设美术课,后来又开了音乐课,增加了课外游戏。我感到孩子们开始喜欢我了,他们在我眼中也变得可爱了。    
        一转眼,我在学校工作也已一年多了。提起以前,还是有些伤感,但已是很平静了。去年教的五年级学生如今已经上了初中,有些学生还会经常趁周末到学校、家里来找我,跟我谈学习、生活。我现在很满足,也许,将来我会换地方,但职业是不会再变了,对教育我已是死心踏地了。    
    (记录:侯军锋)    
    


第五卷我和我的露天教学

    贾留兰,女,56岁    
    社旗县唐庄乡冀岗学校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2001年11月24日    
        1963年,17岁高中毕业后没一个月,我就当上了孩子王,在方城县券桥乡当时是公社史庄小学教学。    
        那时,在村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两条河流夹史庄,一下大雨成汪洋,桥板搭石全冲跑,家长背娃把学上。”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村党支部决定在史庄开设1-3年级复式班,让我来教。教室就是村后的麦秸房。    
        1975年夏,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造成洪水暴发,把我们的教室冲塌了。望着一片汪洋,我茫然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群满身是泥的孩子围着我,七嘴八舌地问:“老师,没有教室,咱们咋上课呀?”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我哭了。家长们找到我,说:“留兰,你还是继续教吧,我们支持你!”    
        孩子们的要求,家长们的支持,让我感动不已。我想继续干下去,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直到开学前,我突然想到,没有教室,在我家里上课不也行吗?想到这,我心里一振:只要能上课,有没有教室都行。这天晚上,我跑东家串西家,一连跑了几十家,征得了家长们的同意。    
        第二天上午,孩子们都搬着小凳子,挎个小书包来到我家。从此,露天教学正式开始了。院子里,河岸边,大树下,到处都留下了我和孩子们的脚印,飘荡着朗朗的读书声。那时,我年轻能吃苦,又爱好文艺,课间或课余,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做游戏。我还经常编写一些表演剧、小快板、三句半、对口词、顺口溜及演讲稿,组织学生排练。我们自编自演,自娱自乐。    
        我家院子小,上课时,粪坑、猪圈、厕所旁坐的都是孩子。春秋天还好说,但一到冬天就难了。雪花无情地打在孩子们的头上,脸上,身上都变白了,手脚也冻得不灵活了,牙齿格格地响,但他们一动不动,双眸凝视着小黑板,专心地听讲。目睹那情景,我全身每根神经都被触动了,一股股暖流涌遍全身,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病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天气特别不好时,我也在屋里上过课。3间房子容不下50多个学生,只好轮流听讲。墙壁、立柜是我的临时黑板,水缸、案板、锅台、床铺成了孩子们的临时课桌。阴雨天光线不好,我买来煤油灯、蜡烛给学生照明。村里人给我们编了顺口溜:“露天上学难上难,老师家里娃娃山,水缸案板是课桌,立柜墙壁当黑板。”    
        我用的黑板是箱子盖改做的,它每天与我相伴。我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夏天,骄阳似火,我带着孩子们在河边小树林里上课,挂在树杈上的小黑板在微风中左右摇晃。稀疏的枝叶遮不住那烈日的强光,树上的知了叫得让人心烦。有时东南风一来,会在河滩上掀起旋风,卷起的沙土迷住我们的眼睛,睁也睁不开,进到嗓子里,吐也吐不出,只好咽下去。天长日久,孩子们的小脸晒红了,皮肤变粗糙了。    
        1979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孩子们正在一片小树林里上课,突然一阵狂风,天霎时变得昏暗起来。我赶紧让他们躲到附近的一间破房子里。地方窄,孩子多,大家挤来挤去。一道道闪电不断,一阵阵雷鸣不停,雨水很快从房顶、墙缝中渗进来,打湿了孩子们的头发、衣服,打湿了书本。房子似乎马上要塌掉,孩子们很害怕,挤得更紧了。他们哭着说:“老师,咱村啥时候才能有个不漏雨的教室呀?”听了孩子们的话,我一阵心酸,泪水、雨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仿佛看到远处有一座崭新的教室,孩子们正在那里读书呢!我对孩子们说:“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    
        孩子们在雨里的问话,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里。我一次次请求村干部批准盖教室,直到1982年,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教学楼才盖起来。从1975年到1982年,我干了6年多露天教学工作,苦是苦了点,但让我自豪的是,这些学生中后来有十几个考上了大学,有的还读了硕士、博士。    
    (记录:侯薇)    
    


第五卷他们都说我不简单

    孟丽,女,46岁    
    开封市第十五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2001年12月22日    
        1982年9月28日这一天,我成了陈相民——一位高位截瘫病人的妻子。    
        1976年,我21岁,到开封市第十五中学任教,担初中生物课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后来,在我们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陈相民的弟弟——陈相军。    
        我第一次见到陈相民是因为一次家访。当时,陈相民的父母还没有下班,只有他在家练习“走路”。他告诉我他是陈相军的哥哥,两年前因公脊椎受伤,造成高位截瘫。看到他在铁制的双杠中努力而艰难地行走,我感到他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    
        1981年,陈相军中学毕业想参军,但一想到家中瘫痪在床的哥哥,他又犹豫不决了。他找到了我,我说:“相军,你去吧,参军是好事,家中的事有大家呢。”    
        那时,陈相民的父母工作忙,能和他交流的弟弟也参军走了,他很苦闷。我去看他时常给他带些书,帮助做些家务活儿。在交谈中,我发现陈相民虽身有残疾,可思维敏捷,谈吐幽默,话语里透出遮掩不住的才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但不幸没有把他击垮,我要帮助他。从此,我就成了陈家的常客。    
        有一次,我看陈相民的头发脏了,要给他洗,他不肯,我说:“看你头上的灰,洗下来能上两亩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只好同意。我扶他从床上坐起来,由于脊椎上有钢夹板,他弯不下腰,我就在桌上放一只凳子,然后把脸盆放在上面,我站在另一只凳子上给他洗头。    
        由于高位截瘫,陈相民的脚已没有新陈代谢功能,像两根干枯的树枝,没有知觉,十个脚指甲成了古怪的“黄毛山”。由于长期输液,他双脚上的针眼发炎、溃烂形成了恶疮,最大的有鸡蛋大,让人看了头皮发麻。每当他父亲为他换药时,别人都会躲得远远的。我打来热水,慢慢地浸泡他的双脚,然后把他的脚抱在怀里,一块一块地将榆树皮似的污垢揭下,一剪一剪地把“黄毛山”剪去。洗完脚,陈相民用被子蒙着头痛哭起来。后来,他多年不治的恶疮在我的护理下渐渐愈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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