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第3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蟠斓闶凳隆Ｎ沂紫却肪枳剩担埃霸侄蔽倚值堋⑹宀值芫枳剩⒑耪俚吃薄⒏刹看贰Ｍ芬惶欤褪盏骄杩睿玻埃埃岸嘣＜柑旌螅澹保罚不в校保罚被Ь枇丝睿疃嗟囊换Ь枇耍玻埃福冈Ｗ詈笞芄彩盏骄杩睿玻赐蛟４逦峒烦觯保竿蛟０凑瘴颐窃に悖媒保餐颉ＵΠ欤课揖统鋈フ彝В颐恕Ｕ蚧首艹Ц颐牵保低蛟┗狄倒靖耍雇蛟姓穸煞萦邢薰靖耍蓖蛟芄玻保案龅ノ唬颐蔷枇耍锻蚨嘣：罄聪乩锪斓肌⒄蚶锪斓家簿枇耍蓖蚨嘣Ｕ庋凰悖筒畈欢嗔恕０肽曛螅桓鲎芡蹲剩保惩蛟男滦１憬ㄆ鹄戳耍以僖膊挥梦⒆用堑陌踩傩牧恕！ �
当了干部，我这“曲线救校”的办法算是把学校救活了，那一年我还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我是支书，后来又是村委会主任，兼着校长。我不能扔下老百姓不管。我是既管村里又管学校，还担着课，身兼几职只拿老师这一份工资。村民们也很拥护我，３年来村里没有一个上访告状的。村里先后获县级“政务公开先进村”、“重视教育先进村”等荣誉称号。总之，县里开展的１０项评比活动，我们村获得了９项先进。
（记录：郝太斌）
第五卷电脑让我变得自信了
乔勇军，男，３２岁
新郑市观音寺镇一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６日
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敢见生人。刚到学校时，给学生上课我都会脸红，更别说领导听课了，我不是腿抖，就是嘴抖。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胆量，那就是跳迪斯科。从在家里跳，到后来在大街上跳，慢慢地，我变得自信了，上课能放开讲了，课学生也爱听了。
然而，在１９９８年的河南省历史教学观摩研讨会上，我发现自己落伍了。别的老师已开始使用录像、投影等较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而我使用的还是一台录音机。我有些自惭形秽，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在学生那犀利目光中手足无措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跨越传统的教学手段（录音、录像、投影）直接掌握现代科技——电脑，我要让自己的课成为最吸引学生的课。
不懂电脑知识，学。从那以后，只要看到报纸上有电脑方面的信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剪，即使是广告也不放过。如今，我已经剪了满满三大本电脑信息。
没有钱，想办法找钱。当时，我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工资，每月几百块钱，另一个是母亲每天出去收破烂，一天的收入也就在１０元左右。在这种背景下，想买近万元的电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挣钱，我想尽了办法。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那两年，每天凌晨４点都有一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一趟一趟地出入观音寺一中，将学校的４个垃圾池全部清理干净，这个人就是我，为了买电脑，一天５元我不嫌少。
为了挣钱，我把收集到的时事消息油印成一本本知识小册子，拿到县城的高中去卖。为了不被班主任发现，我必须在１２点半之前离开教室。就这样，一天一个班，风雨无阻……
尽管我在做着种种努力，但相对于买电脑的钱，我的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尽快买回电脑，我只有一条路——借钱。我找亲戚，找学校，找乡教办，找县教委，只要是认识的，只要是有关系的我都找遍了。１万元我终于凑齐了，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借的。
为了买台我认为最好的电脑，我选择了北京中关村。１９９９年１月的一天，我在认真地把钱藏到鞋里，缝到内裤里后，出发了，我从没带过这么多的钱。
在中关村的一家电脑公司，我讲明了来意后，公司经理感动得连连说：“快，快为这位河南来的老师装机器！”主机，显示器，扫描仪……我看得眼花缭乱。看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脑就要在这里出现了，我的心怦怦直跳！
装电脑的三个大箱子伴着我一回到家，电脑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由于没有系统的电脑操作基础，电脑两次系统崩溃，一次硬盘数据丢失。每一次电脑出现问题，我都要抱着主机上北京维修。
那时候坐火车我也没经验，见车就坐，心里急啊！等到了北京才发现刚刚晚上１０点多，住最便宜的旅社一个晚上也要二三十元，为了能省点钱，我就抱着主机蹲在绿化带的草丛里。冬天的北京，冷啊，冻得实在蹲不住了，我就顺着一条路走啊走啊，也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就那么一直走，只要不拐弯我就能找到原来的地方，就这样一直走到天亮。说起来我去北京三四次了，但至今我也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
我第一次将我的电脑用于教学，是２０００年４月在新郑市的郑韩大酒店给全市教师上的一节公开课。那次讲课在全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新郑市的电脑辅助教学也由此开始推广应用。但我心里却系了一个不小的疙瘩：我的显示器太小，上公开课用的屏幕是从县城一所学校借来的５４英寸的背投电视机，需要４个人才能抬得动，并且效果还不好。没有屏幕怎么给学生上课？这种“需要４个人抬的屏幕”，我连想都不敢想。怎么办？“一个恶毒的计划”又在我脑海中形成——买投影仪。
当时，最便宜的投影仪价格也在３万元左右，困难还是没钱，不但没钱，此时的我还有一大堆外债。不过，这次我倒没有像上次那样为了钱而四处奔波，因为有几位关心教育的热心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久之后，一台先进的微型投影仪又被我搬回了家，用在了我的教室里。
２００１年５月，我在林州一中用多媒体辅助手段上的高一公开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引起很大轰动，许多学校纷纷邀请我前去讲学。
想想这些年来，如果不是对电脑辅助教学的不懈追求，我就不会有今天，不会自信地面对学生，不会自信地面对同行，更不会自信地面对生活！
现在的任务是继续钻研课件制作，建立课程资源库。当然，还有最主要的任务——还账。等明年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一些后，我希望能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记录：侯军锋）
第五卷我为盛世歌唱
刘栋军，男，３１岁
济源市高级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话题得从我当教师的父亲说起。
大约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在去学校的路上，拎着干粮袋的父亲不知道突然想起了什么，在对我进行一番开导之后，吟出似诗非诗的两句话：诗文留后世，文贵千古香。
当时，虽然只有１１岁的我，却已经生吞活剥啃完了大部头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把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也就记住了父亲的两句话。
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师范学校。师范３年，正值８０年代中期，是文学狂热的年代，我和几个同学酝酿成立了一个“雏鹰文学社”。请老师搞文学讲座，编油印的刊物《雏鹰》，开诗文创作讨论会，干得轰轰烈烈。母校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学生，但这个文学社至今却还依然办着，这可以说是“薪尽火传”吧！
师范毕业后我到了工作岗位上，忙碌的现实击碎了许多人的文学梦。我想，如果没有家庭的变故，我也许会和大家一样，与文学分道扬镳。
那是１９９０年的春天，厄运开始向我袭来——我父亲不幸去世，第二年饱受艰辛与悲伤的母亲，又撇下我们兄妹三人撒手人寰。掩埋了母亲，已近１９９２年春节。听着人家院子里传出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望着母亲的遗像和袅袅升腾的檀烟，两个年幼的小妹哭得痛不欲生。作为长兄的我，用被泪水浸透的衣袖擦干自己的泪水，又擦干小妹的泪水，心中一次次告诫自己：要挺起腰杆做人，脚下的路还长。
以后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白天，我一边教书，一边照料跟在我身边读书的两个妹妹。为了节省一点点生活费，我就趁课余时间到校外去挖野菜。虽然饭菜经常是少油寡味，但是我尽可能让妹妹感受到长兄的关怀和温暖。最难捱的是晚上——学生放学了，偌大的校园就只剩下了我兄妹三人，孤独和痛苦吞噬着我的心。我把自己交给了书和稿纸，以求得暂时的解脱。说也奇怪，沉浸在书中，我会忘记了孤独和痛苦；握起笔尽情地倾诉，我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就这样，在蜡烛一寸寸矮去后，我的文学底子与日俱增。我常常背着别人把稿子投到报刊，居然不时见诸报端，这为我这段苦难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亮色。这段时间，我的教学工作也一直搞得不错，由小学调入了初中又到高中。
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庆幸，我终于过了这一关。“苦难是一所大学”，对这句话我也深有同感。
我的创作成熟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大约在１９９７年以后，因为我受尽了苦难，所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引发我的创作灵感。１９９９年，我的第一本诗集《王屋山的歌吟》出版了，我还陆续创作了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盛世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祖国与丰碑》，为建党８０周年而创作的《镰刀与锺头撞击的美丽》等大型组诗或长诗。
有人不禁会问：你在艰难困苦中，为什么能充满激情地引吭高歌？这并不奇怪。一方面，正是因为历尽苦难，才懂得幸福生活的珍贵；另一方面，我也想让同样在苦难中的人看到光明，看到新生活的希望！
（记录：高军红）
第五卷这样活一辈子也值得
陈景义，男，６６岁
禹州市郭连乡夏庄小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刘同花是陕西铜川的，他的丈夫是挖煤工人，被活埋在井下。她得的是冠心病，稍微活动一激烈就出不来气，家务活都不能干。儿子下岗，媳妇儿难相处，她在那边的处境很难。
我姐姐也在铜川，她们在医院是病友。我姐觉得刘同花虽然得了心脏病，但对人有一颗好心，也觉得我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就有意在中间牵线搭桥。
我因为“家庭背景不好”，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时受迫害，妻离子散，破镜到最后也没能重圆。１９８６年年底，姐姐把刘同花带到了我身边。
她的身体实在太坏了，见面时我不愿意。俺姐不断劝我，想着她的难处，她在原来的家里活不成，出来就是找救命的。她背了几床被子和几件旧衣服过来了，俺俩就结了婚。
别说干活，她的病严重时走几步路气都上不来。待我逐渐掌握了她的发病规律，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她跟着我在学校，帮我洗洗衣服还能适应。每当天擦黑，我都会给她拉二胡，唱段戏，学校里环境很好。但好景不长，１９９０年她病上加病，右半边胳膊腿失去知觉，得了偏瘫，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连一个整句也说不了。
为照顾她，我每天晚上１２点之前不能睡觉，天不亮就得起来，给她熬药，找医生，经常拉着平板车送她去医院。大部分是去镇上的诊所，也去过县里的大医院，拉二三十里地，两个人在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记得那次雪过天晴，我穿着棉袄，拉的时间太长，里面的衣服都滴水，全部是汗。
村里人都说我找罪受，劝我把她送到陕西去。怎么说我们也相处了几年光景，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生活苦一点，但身边有个人，哪怕是躺在床上哼，我心里都感觉充实一些。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都有生存的权利，既然是她的老伴，又是身边惟一的亲人，我就得负起责任来。她多活一天，等于我的生命就多延长了一天。再苦再累，我都没有嫌弃她，这是真的。
今年正月她离开人世，她跟我说的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