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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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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的是新乡师专,1997年7月毕业。当时莘园中学人手不够,让我帮忙,我就来了。我是8月26号进这个学校的。干了一个多月,干的都是杂活,后来就让我担任高一班主任,当时干得还挺不错,也算是给咱自己定了个位吧。干了一段感到还挺有意思。因为这里工作排得挺满,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闲人,工作特别紧张,可以使上劲,锻炼人。有人说莘园中学是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咋啦?也得有人干呀。        
        我就想,我们这些毕业生完全可以在这儿闯一闯。    
        来这儿已经两年了。这中间我有两次走的机会,由于不热心,都让自己放掉了。    
        一次是进这所学校前后,当时是7月份,我哥给我联系了北站区化纤厂中学,已经讲好了。我上学时喜欢写作,发表了一些小说、诗歌、散文,他们看了我的档案比较满意。当时他们准备搞个写作班子,正需要我这样的人。8月23日我回了一趟家,我哥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赶快回来,31号要去中学报到。回来后那边不吭气了,后来才知道他们从厂里调了两个人,外边的一个也没进。也怨我当时不热心,结果没弄成。在这个学校干了几个月后,他们厂里又来信说,还可以去,到小学去。我当时很消极,没有主动去跑,结果又凉了。    
        后来家里总感到我在这儿工作不牢靠,我哥他们就到处活动,最后在郑州高速公路管理局联系到了工作,在收费站收费。表都填好了,只等去上班了。后来家里老人不太愿意,说一个小女孩儿跑那么远去搞收费,出了问题咋办?主要是不想让我离开家。我也感到我上的是师范,到那儿干没啥意思,也不愿意去,结果到时间了,我也没去报到,这事就又没有弄成。    
        我觉得几次没有弄成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对那些地方不热心,二是这里的工作挺带劲,大家对我也不错,结果就干下来了。    
        在民办学校工作总感到有种压力。以前自己的性格比较“肉”,现在不行了。这里的老师素质都比较高,人又少。要竞争,要教出质量,再按原来的节奏就不行了。工作任务,或者说形势逼着你非改不行,否则就要被淘汰,这就是压力。    
        顾虑?当然有。大专院校毕业生到民办学校当教师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到民办学校档案没地方放,没人发资格证书,没法评职称,现在虽说不算啥,但终归是个麻烦事。因为很难说你永远不离开这个地方。要是人家对咱的工作不满意,不要咱了,再换新单位没有这些证件,谁承认你?    
        至于以后,考虑得还不多。近期是要争取下一学期担上课,业务得上去。如果学校满意,也可能就在这儿长期待下去。如果一两年内业务还跟不上来,人家不要了,那也可能离开这里,去考研究生。因为自己的学历达不到教高中的程度,老停留在专科的水平上早晚要被淘汰。再就是改行,究竟干啥,我也不知道。    
        我总有一种感觉,大学生到民办学校干也是一条路,拿这个学校来说,进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河南师大毕业的,另一个是山西农大的。前一段通过试讲,又定下了三个人。今天又有一个试讲的。随着以后民办学校的发展,到民办学校来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记录:郝太斌)    
    


第二卷命运的船弯在哪儿

    张晓华,男,35岁    
    永城市马桥乡朱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1999年10月30日    
        说难,真是难!难就难在十几年没着没落的煎熬,难在连自己也不知道船究竟弯在了哪儿。    
        我是马桥高中80届的毕业生。1983年,经村两委研究,乡文教组批准,我接替了村里一位违犯计生政策而回家务农的老师的民师指标,成了一名民办教师。    
        1984年夏天,乡里进行教师整顿,朱庄小学7名在编教师经整顿招聘后录用了3名,其余的落聘回家,我在落聘人员之内。3名老师开设1~3年级的课,4~5年级不办了,不少学生因此失学。没了学上,孩子们难过,家长们焦急,我也寝食不安。到了那年9月1日,经村民推荐,我又重新走上讲台。但村领导对此意见不一致,我的工资问题就没落实。工资不给解决,我不要,只要能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就行。从此,我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黑民师”生涯。那年,我才19岁。    
        鉴于1984年马桥乡里民师整顿中出现的错误做法,1986年,县委、县政府决定,让当时落聘的教师和经乡招聘上来的社会青年重新考试。考试前,县教育局领导分别下到乡里各学校了解情况,来朱庄小学的是个股长。我问他:“像我这样接替别人民师指标的,可不可以参加考试?”他说:“你在整顿前领过工资没有?”我说领过。他说:“只要在整顿前领过一个月工资的都属老教师,都有资格参加考试了。”他还说:“像你这样落聘后不拿一分钱还干了两年,在全县还没有,真是好样的!”这样,我就参加了乡里重新招聘教师的考试,并以前20名的好成绩被录用。    
        可惜好景不长。稍后,有人反映说:“张晓华接替别人的指标,他自个没有档案,不属于老教师。”结果,我被辞退,再一次掉进谷底。    
        我不甘心,就去找那个股长问情况。可这会儿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先是说:“接替指标时你没档案,档案上是那个人的名字。”然后他让我回去开具校、片、文教组三级证明,说这样就能录用我。但等我开来了证明,问题仍不能解决,而且那个股长还训斥乡文教助理说:“你为啥给他开证明!”对我,他总是说:“没指标,等等吧。”再往后,他把我的问题推给局里抓纪检的书记,书记又推给了局长。    
        我向局领导反复要求,请他们查清事实。局领导也确实来乡里调查过,也确认我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但指标早已全部分发完了,所以我得到的还是“再等等”。局长也让我“再等等”,并说:“你不要在我家守了,回去吧,今后有机会一定给你解决。假如不解决的话,你抹掉我的姓,可以吧?”他还叫人安排一辆小车把我送到乡政府,来的人找到当时抓教育的乡长,要求他今后有机会一定给我解决问题。翟乡长对我说:“你别再去找局领导了,一是影响他们的工作,二是影响他们的休息和生活。今后咱马桥要有指标,第一个就是你的!”    
        既然领导这么说了,我就应该相信领导,相信组织。我开始“再等等”,这一等就是13年,在这13年当中,我想用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领导的认可和同情。我包教的4年级的语文、数学成绩,在10多年的乡级统考中一直保持在前一、二名的位次,我也数次被评为乡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先进工作者。在这13年中,我也看着一批批民师转正,而他们都有一个我左等右等也等不来的可以参加转正考试的指标!在这13年中,我还感觉到从1984年到1988年这5年里我未得到的工资正离我越来越远……    
        当然,我也不是坐着死等。1997年教师节前,我向县委书记反映了我的问题。书记随即派人调查,证实我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但船不知又弯在哪儿了,问题没能解决。今年7月,我又向现在的市委书记反映情况,他对我的问题非常重视,立即责成市教委、乡教办进行调查,但市教委却孤立地只说我是计划外民师,而割裂了相关的种种联系,以此强调计划外民师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让市委书记也爱莫能助了。    
        一个农村小学的民师,没有关系想要办成一件事就是这么难!可“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毕竟我是把青春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了,那么,一个人活得就该当这么不值?我现在每月60元工资,还常拖欠着,家里开销不够了就卖粮,卖菜,想送礼办事也没钱,就是有一点送了,谁也未必能看得上。不平则鸣,发发牢骚总可以吧?现在我只想通过媒体让我的问题能引起哪位领导的同情和重视,争取有个光明一点的结局。不过,惹恼了有些人,再狠给我穿小鞋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记录:陈如陵)    
    


第二卷当农民我也作了贡献

    王善道,男,81岁    
    偃师市教师进修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1999年11月17日    
        说我从教50年,那是个虚数,其实中间有20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原籍——偃师山化乡牙庄村,当了20年“不自由的农民”。    
        你想想,当时我在偃师高中教历史,干得好好的,忽然成了另类人物,挨批斗,作检讨,下放回家,心里能平静吗?那是1958年4月,我刚过40岁。回到牙庄村,老伴劝我,千万别胡思乱想,人家一辈子种庄稼不也过来啦,只当咱过去没有念过书,你去“学习班”,我给你送饭。我老伴目不识丁,可她是我相濡以沫的患难知己,她的话我得听。后来,彭老总被打倒了,再往后,每逢运动,都有大干部下台,我也少不了陪斗,挨批,反省,可人心是杆秤,会上喊口号,私下见面,不管是群众还是队干部没少跟我说:“老王啊,这你比俺还清楚,这是运动啊!”话不多,但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在乡亲们眼中,我除了能把上头的文件抄在板报上外,还是生产队里的棒劳力呢。下沟背沙,百十斤的袋子我一口气儿能背七八趟;抗旱挑水,我站在水囤口往上拔水,能供得上全队几十个劳力挑。当时那些“最革命的人”总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但在纯朴的农民的观念里,识文断字总比“睁眼瞎”强得多。渐渐地,老太太们拿着纸,喊着我的小名儿叫我替她们写信。村里求上进的年轻人也悄悄找到我,请教几个字或者让我讲一段文章。    
        终于有一天,生产队长找到我,让我管队里的技术活儿——红薯育苗。这干旱缺水的邙山岭上,红薯的地位很高,“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队长说,这任务交给你,理由很简单,因为你识字啊。我在课堂上讲惯了汉魏六朝宋元明清,对红薯育苗可是外行,可我顶着“右派”帽子,不敢怠慢,托人买来有关书籍,认真揣摩研究。育苗温度是关键,高了苗太细,低了发育差,出芽时,小苗既怕风又怕水,娇嫩着哩,又是大冬天育苗,不能有一点马虎。我照着书上讲的,又请教当地的行家,头一年便一炮打响,满圃里的苗棵大根肥,出芽率、成活率在全大队遥遥领先,除了供本队一百来亩地栽种外,光卖芽就为队里收入了一千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从此,每年育苗成了我的专业,一连搞了17年。    
        1971年,除了红薯,队里又让我管棉花技术。全队当时140亩棉花地,三十几个技术员。队长嘱咐我:“老王,对外咱不公开说,这群技术员你给带。队里富不富,全看这一步啦。”种棉花季节性强,技术要求高,间苗,打杈,施肥,配药,治虫……时令节气,干湿温度,哪个环节疏忽,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大田边儿上的一孔破窑洞,成了我的“实验室”兼“办公室”。管棉花我像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一样上心,端上饭碗也想到地里转一转。1973年,全队皮棉平均亩产过了百斤关,这在干旱缺水的坡地上,可算放了一颗大“卫星”呀。除了卖皮棉,社员们吃上棉籽油外,剩下的棉籽饼牲口吃不完,都当肥料上地了。这也是我下放在家作的贡献吧。    
        在当时,我一到地里,见满地红薯秧旺生生的,漫坡棉花挺展展的,我的心里头也豁朗朗的。可一回到村里,总有些抬不起头。那年县上来了个干部,要查什么“阶级斗争根源”,眼见该栽红薯了,芽都备好了,他偏叫抗旱种棉花。晚了一个星期,几千棵芽都放坏了,我心里气呀,社员们也在背后乱骂。他们知道后,反说我“有意挑拨干群关系”……我独自来到地头儿,坐在麦秸垛边,只觉得胸口发紧,解开棉袄一看,天啊,鼓起来老高一个大包……从此以后,不管遇见了多么难忍的事,听见多么难听的话语,我都不再生气。我相信,总有雨过天晴,拨乱反正那一天!    
        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也敢说,没有文化的农民是愚蠢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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