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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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生命中的人来来往往
段伸眉，女，６０岁
平顶山市一高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０日
我跟他是初中同学。后来他去北京当兵了。１９６３年，我从郑州大学毕业，分到叶县完中当老师。通过别的同学介绍，俺俩寒假结的婚，年底有了大儿子，又过了两年有了女儿。俺俩一直两地分居，过年，假期，要么我去北京，要么他回叶县，结婚几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１００天。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天别的人谈话，说这一段咋不见彭真呢？他说，听说彭真正编毛选五卷呢。也不知他是听谁说的，还是蒙的。就这一句话，部队里就说他跟彭真有联系。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文革”在北京开展不下去，“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便把矛头对准了彭真。人家认为他跟彭真是一派的，狠劲批斗他。他感到很冤枉，想不开，自杀了。
北京部队里的人到叶县通知我。我当时感到塌天了一样，四肢无力，头晕，走不成路，觉得地球转得不对劲，太阳也不会升起来了。我总不相信，想着是在做梦吧。隔了好几个月，我才慢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他不再给孩子寄衣服，也不再寄钱了。我感到他确实在地球上消失了，这时候才是巨大的悲痛。
我父亲是１９２６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坐过国民党的牢。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斗争很厉害，对立面就说他是叛徒。要是没有变节行为，怎么会能活着出来呢？其实他完全是靠机智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我父亲经常挨批斗，他当时在住院，医生很同情他，就让他回家。他不敢住俺家，就住在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家里。那天，人家荷枪实弹地到俺村“袭击叛徒”，找他。五保户老太太说，我去外面看看风声，你在家里好好待着。老太太回来后发现，他上吊自杀了。那是１９６８年的春天。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阵子的孩子爱用雷管在河里崩鱼。大孩去捡了条崩死的鱼烧着吃。我下课后，发现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就抱着他上医院。女孩那会儿才两岁多，不能丢家里，也得带着。学校在县城西边，离医院还有几里地。那一天刮大风下大雪，这两个孩子我招呼不住。我抱着小女孩走十几步，放在树下背风的地方，再回来背男孩，走到树下把男孩放下，然后抱起女孩继续往前挪。
走到一半时，我们一个组的老师王均大出现了。他背着男孩，我抱着女孩，赶到医院。大夫说，这孩子是食物中毒，幸亏来得早，再晚会儿就没命了。
王均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通过这件事，我决定跟他结婚。他结过婚，后来离了，没有孩子。他的成分不好，是地主。我虽然成分好，但政治背景复杂，俺俩谁也不挑谁。那阵子不论感情，只要政治观点一致，说得来就行，最重要的是他对我的孩子很好。我带两个孩子，一般人家还不容我哩。啥是感情呀，谁对我的孩子好，我就对谁有感情！
原来俺俩商量着不要孩子，他成分不好，怕孩子大了以后不好安排。后来我母亲说，你们还年轻，为了家庭的巩固，再要一个孩子吧。１９７２年，我们结婚４年后生了小儿子。
小孩长大了，很可爱，在银行工作。去年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他得票第二多，当了保卫科长，准备过罢年就结婚。
去年１月２１日，他去执勤，晚上没回来，打电话没人接，打手机不通，打ＢＰ机不回。第二天找了一天一夜还找不到他。２３号上午１０点多，有人说看见出车祸了，人让交警队送到火葬场了。他哥到火葬场去找，果然就是他。
当我很年轻时，父亲上吊了；需要丈夫时，丈夫自杀了；老了老了需要儿子时，儿子又没了。我比祥林嫂还祥林嫂。我哭了几天几夜，不敢进这屋，老想着儿子曾经在那儿坐过，干过啥事，这水龙头是他给我修的，这门铃是他安的……
俺俩共同的孩子没了。我和老王商量过几次，想自杀，不想活。退休了，也没啥事业追求了，干一辈子，轰轰烈烈，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大儿子和女孩给我们跪下不起来，说你们要是走了，我们连个家也没有了。俺俩就想着，咱要活下去，为让咱的孩子能有个家。
我的感情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跟老王这么贴近，相依为命啊。俺俩的性格不一样，他爱静，不好说话；我爱动，在家里待不住。可现在我再也不出去跑了，只要他在家，我就每天陪着他，哪儿也不去。
（记录：刘肖）
第一卷诗歌离我越来越远
李豫，男，３０岁
原阳县二职高（农中）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４日
上大学时我开始接触诗歌，好写，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社，我是社长。那时候年轻人可有热情啦，经常是写写稿，讨论讨论诗，还办了个刊物叫《吉他声》。我的第一首诗叫《墨镜》：“带着墨镜我看清别人别人看不清我”。后来参加咱省里的“黄河杯”文化艺术节，我有首诗获奖了。当时我在《新乡日报》、《青年导报》、《新乡师专报》也发了有一二十首诗，还被吸收为新乡市作协会员。
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原阳县农中，咱也不是说不留恋大城市的生活，但心里又想：搞文学创作哩，家乡的生活比较适合自己吧，就回来啦。
农中偏僻得很，在黄河野滩上，往南走一二里就迈到黄河里头了，交通不便，不通车。但是我喜欢那种寂寞的环境，上完课后就在小屋儿里写，没课时候就到黄河边看黄河，感受黄河的那个波涛，看黄河坝上的柳树，还有些鸟从水面上飞过，好多都写到诗里边了。那时候住校，也没啥生活负担，一门心思投入到诗歌创作中。有时夜里１２点了，躺到床上想起啥好句子，拉着灯就写下来。
后来感觉这诗是越写越艰难了，发表也比较困难。我觉得诗不应是藏在深闺无人问，应该是得到别人承认，就拿一些诗稿去报社杂志社，但好多编辑都说现在诗歌比较难发，说你可以写些散文啊，一些比较流行的散文，像咱省里的诗人，有的就开始写男孩女孩啊，流行什么样的男人啊这一类的文章。我觉得这不太好，真正有责任感的诗人不应去关注那些。诗歌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像当时我从学校回来也是有点儿理想化但我觉得理想化是比较正确的吧对自己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
唉反正我也可以说是自己放弃了。我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外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那时候家人一直催着让我结婚，２５岁在农村算比较大了。恋爱的时候也写点儿爱情诗。跟她认识有一年就结婚了。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谁知我和她的婚姻却成了诗歌的坟墓。那时候她爱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会写诗。可结婚后她对诗的态度全变了，说什么破诗，还不如哼哼流行歌曲哩。还说写诗能换回多少钱，一个月发不了一首，就那稿费还不够买一瓶洗发水，气得我直想揍她。一年后又有了小孩儿，整天这生活把你弄得焦头烂额的，原来那个氛围全给打破了。俺爱人课也多，孩儿没人引，非得把我俩的课错开。工资也确实微薄，乡里还拖欠，要再找个保姆也不可能。整天洗尿布、屎布，那个腥臊味呛得你根本没法儿保持那种很纯净的心境了。
其实我对诗歌一直是很留恋的，虽然不写了，但那时还在看，订了《星星诗刊》、《诗刊》。到后来连看也不看了，就好像跟初恋的情人分手以后，很怕再去面对她，好像你负了她，再见面很不得劲儿。结婚三年，离诗歌越来越远了。中间写过一些新闻报道，这个来得快，只要有了，拿来就写。新闻稿发了几篇，还有发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但是感觉不太合乎自己的追求，以后还是得搞文学创作。
我现在比较渴望的是啥哩？（回首望妻）在跟前哩，说啥哩，算！实话实说。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让我工作之余可以安下心写东西。你看俺这小屋，四合一，厨房，会客室，卧室，书房，综合治理办公室。这个写字台我在上面很少写东西，因为开灯怕影响她休息，晚上有时候想写东西，就拉上帘趴在外面椅子上写。
好在如今小孩３岁了，能自己在校园里玩，我打算重新开始。诗歌可以说是我心灵的家园，我要重新修建自己的家园。我给你念几句已故诗人海子的诗——
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的泪水来浇灌家乡平静的果园生存无须洞察大地自己呈现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记录：李若）
第一卷实话说到了中央台
赵志伟，女，４４岁
郑州一中校医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
为啥要去《实话实说》参加“离婚以后”这个话题的讨论？我这个人爱出风头，从小就爱。不管大事小事，我总觉得，只要能表现自己就中。去年１０月份吧，从电视里看到了“离婚之后”的讨论预告，我想，别的话题也许咱说不上话，但这个话题咱确实有啥可说。我把自己离婚以后的做法简单整理一下，写了５条，主要内容是：一、离婚以后把这件事迅速地告诉自己的所有熟人和朋友。二、在告诉他们这件事时，把自己的痛苦和不满都发泄出来。三、离婚以后要更加努力地工作，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四、组织同学聚会，高高兴兴地生活。五、离婚以后要更加注重与孩子沟通感情。
在给中央电视台寄出这封信之前，我先叫学校的同事看。他们跟我开玩笑：“就那吧你，别以为你在咱学校怪张精，就能到中央台张精。咱国家这么大，还能显着你？全国张精的人多了！”后来，从北京做完节目回来后见到他们，我说：“咋样，咱不是也到中央台张精了一回？”他们仍然调侃我说：“中央台真是找不着人了，实在是没人了，没人了。”
其实把信寄出去后，自己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后来接到《实话实说》节目组的编导张虎迪找我的电话，还真有点儿意外的兴奋。人家编导的话说得很诚恳，说我的信积极，健康，乐观，问我去中央电视台谈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我说，没有啥困难。他们详细询问和了解了我离婚前后的情况，对谈话节目中将涉及到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
这样的长途他们一共打来两次，每次都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真是非常敬业，认真，考虑问题非常周到，叫我十分感动。节目你都看了，想说的在那里都说了。
节目做了近两个小时，最后剪辑成了半个小时。人家的编辑水平就是高，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剪辑压缩的痕迹不说，还更精炼，更好看了。
对，电视播出时我谈的主要是前４点，第５点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播出。我觉得对于离异家庭来说，做好最后这一点很重要。
记得我女儿刚上高中时，她的老师跟我说，她在作文里写到了自己家庭的现状和她的痛苦心情。我想，我失去了丈夫，不能再失去女儿。我要让女儿知道，她的母亲什么事情都能承担，什么事情都能做好。我请一位搞书法的人给我写了个条幅：世上无难事。我把这条幅挂在家里，这其实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凡是女儿需要我做的事，只要我能做的，都尽一切可能去做好。
一次女儿班上开联欢会需要音响，女儿是班上的干部，回家来让我想法儿。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没有音响，我四处借也没借来。后来，我想起学校的小会议室搁着一台五六十年代出的老式音响，电子管的元件，又大又笨，平时都没人用。我麻烦电工，给女儿班上抬去了。班上的孩子没见过这样的音响，他们都笑，这是什么玩艺儿？谁知，这老式音响音质特别好，他们班音乐一放，别的班听见了，也要和他们班一起联欢。女儿很高兴，她曾对别人说：“没有我妈妈办不到的事。”
在与孩子的感情交流中，我觉得我主要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女儿上高三那年，我对女儿班上的一位任课教师说：“我女儿考上考不上大学不要紧，只要你别吓着她就中。”我真是这样想的，她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