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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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您断言我们不相信德国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对他们的统一努力
予以放行了呢？我们本来是可以开红灯的我们有这种机制。但我们向他们提供
了通过民主途径作出自己抉择的机会。您说你们相信联邦德国，却又拉它加入北约，
不许它经过最后调解确定自己的命运。让它自己决定它该加入哪个联盟嘛。
　　布什：不要让统一后的德国处于特殊地位，您同意我们这个出发点？
　　戈尔巴乔夫：我同意，假如……·随后将在与维也纳进程和全欧进程有机结合
的倩况下对两个集团实行改革的话。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的可怕牺牲，也
是今天的心理现实和政治现实。无论是谁，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不能不考虑到
这个现实。
　　布什：可我还是很难理解您的意思。也许是因为我对联邦德国并没有恐惧感，
我不认为这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强国。如果你们不打破自己的心理定型，
我们将很难协商。然而达成协议本来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和科尔都愿意同你们在各
个领域合作。
　　戈尔巴乔夫：这里不应当有含混不清的地方。我们对谁也不怕无论是对美
国还是对联邦德国。只不过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改变关系，打破两个集团之间关系中
的负面模式，建立创造性的模式。”
　　整个这一场充满戏剧性的谈话毕竟以取得一致意见而告终。情况大致如下：
　　“布什：如果德国不愿意留在北约，它有权选择另一种命运。
　　戈尔巴乔夫：让我们就我们的会谈结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就说美国总统表示
同意拥有主权的统一的德国将自己决定它选择什么样的军事政治地位，是如。北约、
保持中立或者选择其他。
　　布什：选择结盟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如果联邦德国政府（我说的是纯属
假设）不愿意留在北约，甚至建议我们的军队撤走，我们将接受这个选择。
　　戈尔巴乔夫：那我们就这样措词：美国和苏联赞成，在达成把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结果考虑在内的最后调解之后，统一后的德国将自己决定它加入哪一个联盟。
　　布什：我建议稍作修改：美国主张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然而一旦它
作出其他选择，我们不会提出异议，我们将予以尊重。”
　　我对这个措词表示同意。
　　1990年7月中旬科尔抵达莫斯科，以便最后协商有关德国统一的一系列问题。我
们单独会谈了几次，也曾举行由我与谢瓦尔德纳泽和科尔与根舍参加的会谈。谈判
一开始是在莫斯科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外交部的一所独门独院的官邸，后来在
斯塔夫罗波尔继续。
　　总统专机“伊尔一62”在斯塔夫罗波尔降落伊始，我就同科尔、赖莎·马克西
莫夫娜以及我们的随行人员一起置身于我的家乡人中间了。我们到过了18世纪末按
照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修筑了一座属于莫兹多克军事防线的要塞的地方。从要塞
这一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的山下部分，再远些，朝着阿斯特拉罕方向，可以看
到斯塔夫罗波尔草原。山脚下是历代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在我们到来之前，那里
已聚集了许多人。我们献花、默哀之后和老战士进行了交谈。他们是挂着勋章来的。
我和联邦德国总理都记住了下面这些话：“你们在一起，这很好。你们为建立俄国
人和德国人。苏联和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作出了努力，我们支持。”
　　接下去我们乘直升机向高加索山系主脉方向的阿尔黑兹峡谷飞去。沿途我们降
落在集体农庄的农田里，农民正在那里收割新粮。乡亲们为这次会见感到高兴，我
们也非常满意。简短的交谈、亲切的致意、拍照留念，然后就继续上路大家都
很忙。当日下午我们的直升机取道大高加索山脉，飞抵终点山区旅游中心阿尔
黑兹。这是一个古代村落，周围残留着10…12世纪的古迹。我们下榻在大泽廖恩丘
克河畔的一所宅院。高度达1600米。我们周围是覆盖着针叶林、高达3000…3500米
的高加索山脉。稍事休息之后立即投人工作。晚上主人用卡拉恰耶夫菜和切尔克斯
莱款待我们。后来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作了短时间的散步。空气“像婴儿的吻一般
纯洁而又清新”（莱蒙托夫），饱含着山野的气息。天空高远而又近在飓尺，繁星
频频眨眼，群山侧影隐约可见，四处静悄悄，河面上泛着斑驳的月光。
　　在这里举行了我和科尔总理的最后阶段会谈。参加会谈的除谢瓦尔德纳泽和根
舍外，还有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苏联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C．希塔良。
　　科尔显得非常专注、坚定。我们谈得极其坦率。基本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
清楚了，但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
　　首先是北约机构不向民主德国境内扩展问题以及苏军按照协议期限留在那里的
问题。必须明确确定我国军队驻扎在统一后的德国领土上的法律基础和经费基础。
我们还需要得到这种保证：在我军撤出后，前民主德国的领土不会被利用来构成对
苏联安全的威胁。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都达成协议，并且把协议形成文字。我坚持
大大削减统一后的德国武装力量的人数，将其上限规定为37万人。并且达成了相互
谅解：德国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我们一致认为，应当使全欧进程和德国统一进程实现更多的一体化，例如通过
在欧安全框架内建立新的安全机构的途径。
　　我们重点协商了一些基本观念，这些观念应当作为未来的苏德“大条约”（后
来定名为《睦邻、伙伴关系、合作条约》）的基础。这个条约的宗旨是确定苏德关
系长期发展的主导方向。
　　简单地说，这是一次综合性的会谈，它反映了我们如下的共识：德国统一不是
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共同走向新欧洲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不怕重复，一次又一次
地认为有必要对科尔总理说：
　　“我们的舆论会逐渐地、一步步地向着理解德国人民走统一道路的选择转变。
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我们的每个家庭当年都遭到过不幸。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欧洲，
踏上与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合作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对加强欧洲以及全世界稳定的贡
献。”
　　在高加索的群山中，我们攀登上了一座政治上的高峰，站在这座高峰上，我们
两国人民关系的广阔前景尽收眼底。第二天我们乘直升机飞抵热列兹诺沃茨克
高加索矿泉区的一座旅游城市，受到了从苏联各地来此地治疗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的
热情欢迎。在“橡树林”疗养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通报了已经达成的协议。

　　　　　　　　　　　　　　　　　　　　　　　　　　　　　　　　　　　　　　　　　　　　　　访问新德国

　　1990年11月9～10日，我访问了统一后的德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文件签
字仪式。这些文件为正常的、现区代的、真正友好的德苏关系奠定了国际基础和道
义政治基回础。
　　我们共同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终结了，现在开创了我相信是永远地
开创了德俄关系的这样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若干世纪以来俄德关系中积
累下来的全部宝贵财富将发挥作用。给两国人民带来这么多灾难和不幸的东西被一
笔勾销了。
　　苏联和它的反希特勒同盟盟友之所以给德国的统一开了“绿灯”，除了其他原
因外，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民主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全的德国、一个确定了
国境、满意于社会政治制度、满意于自己在欧洲和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德国，将
是欧洲进程和国际进程的重大因素。
　　然而，要是认为德国的统一会自动导致这个目标的实现，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今天大概人人都明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拉平东西部的生活条
件将是统一德国的要务之一。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巨额的投资，需要制定
深思熟虑、细致周密的社会政策，需要照顾到一些“新”州的特点。当然最艰巨而
长期的任务是“头脑中的变革”，养成重新联成一体的统一民族的精神，克服分裂
时期遗留下来的心理状态。不如此，也无法保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的完全稳定。
这是整个欧洲的利害所在。从历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于欧洲而言，在它的中
部发生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克服东西欧生活质量的差距。
这个课题必须解决，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是回避不了的。欧洲两个部分的所有政
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试图漠视这个现实，
终究会使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
　　德俄两国的伙伴关系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全欧建设方案的关键内容之一。拿“新
拉帕洛”做某些类比是不恰当的，有点政治投机的味道。我热切地希望，在当前的
困难时期，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都不会丢弃90年代我们两国关系中所积累起来的一
切积极的东西。
　　这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虽然很短暂，但很重要，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访问。
　　我们的访问日程安排还包括了访问科尔总理的家乡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
我们曾到过施派耶尔市，受到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欢迎。我们参观了建成于12世纪
的大教堂罗曼艺术杰作之一。听了巴赫的管风琴音乐，看了一所安葬着四位德
国皇帝和四位国王教堂。我观察着科尔总理，只见他陷入沉思，面部表情严肃庄重。
“这里洋溢着德意志精神，”我听到科尔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在酿酒业中心的戴德斯海姆市的一家“浪漫蒂克”餐厅为我们举行了午宴，用
当地的传统菜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刚走到广场上的时候，有两架体育运动用的飞
机在我们上空巡逻，它们拖着的条幅上面写着：“戈尔比，不要吃科尔的‘猪肚’！”
但是，我们很喜欢总理爱吃的这道菜。该市市长施特番·希里赫颁发给我一个证明
书，证明在这个酿酒中心为我栽种了5棵葡萄藤，我每年将按照每棵葡萄藤收到一瓶
葡萄酒。
　　在奥格尔斯海姆，我曾到科尔家作客，探望了他的邻居们。整个莱茵兰一普法
尔茨州之行都洋溢着友好的气氛，使我和科尔总理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诺贝尔和平奖

　　1990年10月，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通过了授予我和平奖的决定。坦率地讲，这个
决定给我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当然，获得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金之一是值得引以为
荣的，在我之前它已经授予了诸如艾伯特·施韦泽、维利·勃兰特。安德烈·萨哈
罗夫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我接到了许多祝贺来自同事、同胞和国外的都有。
　　但是苏联社会上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尤其是因社会政治活动而获奖，说轻点也
是另眼看待。众所周知，当年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文学奖是在突出他们
持不同政见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我们国内被说成反苏挑衅。真正例外的是授予肖洛
霍夫诺贝尔文学奖。一般说来，只有因为纯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奖才被
人们认真看待，而且是在科学院的圈子之内。
　　所有这些情况都影响着对授予我诺贝尔奖的评价，它被认为这非符合文明要求
和理所应当。加之这一时期国内局势已极端尖锐化，来自各方面的对我的攻击有增
无减。诺贝尔奖也就被看做一些人直接赞许我的活动的表现，而相当一部分社会舆
论却认为这些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者。但令人感到吃惊的则是，俄罗
斯联邦的某些领导人竟然为此事特别怀恨在心。
　　在这种时刻，我不认为有可能亲自去参加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典礼。
我将这一使命授予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作为例外情况这
样做是允许的）。他宣读了我的感谢词并以我的名义接受了奖金。
　　按照既定程序，诺贝尔奖获奖人应当发表演讲授奖之后当即进行或稍后一
些时候均可，但以6个月为限。我接到了于1991年5月上旬发表这种演说的邀请。同
时国内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一月事件之后。无论国
内或国外对我都是一片指责之声。利用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大做文章者也有
之：某些人甚至宣称这是个“错误”，委员会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等等。
在这种条件下，尽管一再受到催促，我却数度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