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芒刺”，并说问题也是出在提供武器上面。
　　我回答总统说，我们在中美洲不抱有任何特殊的目的。我们不想在这里抢占桥
头堡和据点。美国对这个地区的事态作出的反应，使我们联想到一定是什么人在向
美国领导人提供带有偏见的信息。我们已经谈定不向尼加拉瓜提供武器，因而也没
有提供。同时我们也指出，美国国会也终止了对那里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
助。
　　至于说古巴，我强调指出，了解情况的最简单而又百试不爽的办法就是直接找
卡斯特罗去谈。任何人都不能对他发号施令。在访问古巴期间，卡斯特罗在和我单
独谈话中请求在实现对美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上给予协助。不久前古巴军队总参谋长
访问了苏联。他在和苏联国防部长以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谈话中，以信任的方式
再次提出这个请求。如果有这个愿望，我们可以帮助建立对话。
　　我必须承认，布什对这个建议作出的回应是极其生硬的。他坦率地让人明白，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坚定地建议我们压缩同古巴的经济关系，
并且说他很奇怪，既然古巴公开谴责我们的改革，为什么还没这么做。
　　为此我不得不提醒说，古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它自己的政府，它有它自
己的对事物的理解，它有它自己的抱负。最近时期以来，我们正在把对古巴的经济
关系转轨到互利的基础上来。但我们并不打算教训它。
　　我在谈话中还提到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即美国对诸如巴拿马、哥伦比亚以及
最近的菲律宾等国家的关系问题。在苏联人们常问：难道美国和美国总统即使面对
的是独立的国家也不肯收敛一下自己的言行吗？为什么由华盛顿的人们来进行审判，
做出判决，并由他们自己来执行判决呢？莫非“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后又来了一个
“布什主义”吗？
　　在回答总统的反驳时，为了把我的立场说得尽可能明确，我举了下面的例子：
欧洲正在发生变革，一些国家的政府被推翻，它们也是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这就
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这种权力斗争中有人请求苏联出面于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应该如何行事呢？也像布什总统那样做吗？
　　对方当然不同意我的说法。但也承认苏联有些人可能产生这种反应。
　　东欧是我们充满信任的会谈的另一个题目。我说，对于人们围绕着德国的事态
忙得团团转这一现象，我感到不安。统一是一件严肃的事，需要认真地去对待。让
这个进程发展下去，但不要人为地去推动它。
　　布什声明他不打算亲自去袭击两德边境，不打算去“跳墙”，他的话很风趣。
我学着他的腔调当下表示同意说：“对，跳墙可不是总统该做的事。”
　　与天气预报相反，第二天夜晚风刮得更大了。到了早晨已经清楚，海上的情况
不利于把两个代表团从一艘军舰转移到另一艘军舰上去。惟一的办法是在我们那只
观光轮船上再次会晤。就在船上的图书室举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先举行扩大会谈，
后举行单独会谈。
　　鉴于在第一轮会谈时我对布什就军事和政治问题发表的意见只作出了很简短的
回应，我认为现在把要点加以说明是适宜的。
　　我说：“首先，美国应当从这一事实出发：苏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美
国发动战争，不但如此，苏联准备不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敌人。其次，我们主张携起
手来保障相互的安全，愿意把全方位的裁军进程继续下去，并为防止研制各种新型
特异武器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第三，我们采取了防御学说，我们的军队已经普遍
实行深刻的改革：中欧驻军的部署正在改变结构，师一级驻军的坦克现在已经减少，
登陆渡河装备正在撤出，攻击型飞机正在转移到第二梯队以及其他等等。
　　但我们产生了种种问题。为什么美国继续执行20年前采取的‘灵活反应’战略？
为什么它的军事实力三大组成部分之…海军至今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为此我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苏联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拥有核武器，既有战略核武
器，如潜艇弹道导弹和海基飞航式导弹，也有战术核武器，如短程飞航式导弹、核
鱼雷和核水雷。海军战略核装备是日内瓦裁军谈判的项目。剩下的是战术核武器。
我们愿意就全部销毁这种武器达成协议。采取这种断然的决定，会使监督程序一下
子变得简化。
　　维也纳谈判还剩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削减武器的同时裁减军队兵
员。我们建议把兵员裁减到每方为130万人，即双方各裁减掉100万人。第二个问题
是减少驻扎在外国的军队数量。我们建议以30万人作为上限。据说只准备裁减苏美
两国的军队。然而还有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加拿大的军队。第三个问题是
空军的规模。我们曾提出北约和华约双方各自的前线战术空军拥有飞机的水平为47
00架，并提出截击机的单独水平。不过，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很缓慢。我强调指出，
我们支持布什总统关于“开放天空”的建议，这个建议很有意义。
　　谢瓦尔德纳泽提到布什昨天就化学武器提出的很有意义的建议。我重申我对这
项建议持肯定的态度。
　　接着我们重又谈起欧洲事务。
　　为了不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重点地谈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欧洲正在发生的
变化具有深刻的性质。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日子里，应当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格外仔
细、格外认真地行事。这个观点实际上得到所有欧洲活动家的支持。
　　这个观点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首先，要在继续和发展赫尔辛基进程方面下功
夫。因此需要第二次赫尔辛基会晤，我们必须在这次会晤中研究新的形势，制定出
共同的标准和方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在另一种时期建立的跨国机构。
这里也需要仔细、认真的态度。现有的保持平衡的工具不应当削减，而应当根据时
代的要求加以改造。东欧和西欧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不应当竞争，而是应
当合作。
　　我接下去说，欧洲一体化可以采取各种形态，其中包括未知的形态。这个过程
不是无痛的。我们是根据苏联的情况作出这种判断的。东西方接近的历史性机遇已
经出现，如不加以利用，后果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今后事态的发展不要削弱已经产
生的相互谅解。
　　在这里，我和布什为了对“西方的”民主价值和全人类的民主价值的理解而发
生了一场小小的辩论。我再一次强调说，我们所坚持的政治新思维认为每个国家都
有权利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要善于学习，包括学习别人的经验，
但必须从中吸取对你真正合用的东西。布什基本上同意了我的意见。
　　当天我们还详细地讨论了中东地区的局势。布什介绍了美国如何努力促成以色
列和巴勒斯坦人进行认真的对话。我也重申我们愿意对此作出建设性的贡献。现在
已经不存在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上的障碍。我们就互设领事馆达成了协议。
一旦中东和谈开始，我们就与特拉维夫恢复外交关系。
　　布什提请我注意，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已经转向与苏联协作。谢瓦尔德纳泽按捺
不住了，对他的这个声明发表了评论：“的确，最近时期你们在已经作出计划和决
议之后同我们进行了磋商。而协作似乎要求事先进行讨论。”
　　这一天谈判的尾声是阿富汗问题。谢瓦尔德纳泽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列
举了实际转人解决冲突的几种可行的途径：召开国际会议以建立联合政府和安排自
由选举，由联合国来安排这个会议，敦促阿富汗各方进行对话，相互中止提供武器。
　　布什和贝克谈话的要点是，阿富汗反对派不能接受纳吉布拉这个人物。不过在
会谈结束前贝克到底还是提醒说，根据他得到的信息，阿富汗的反对派似乎愿意和
纳吉布拉坐在一起开始关于过渡时期的谈判，但有一个条件：过渡时期结束时他必
须下台，并将组成新的政府。
　　我认为这个创议倒是值得讨论一下。归根结底，拟议中的政府由什么人组成，
是阿富汗人自己的事。让他们去决定嘛。我们商定就这个题目继续进行会谈。
　　这次谈判之后举行了单独会谈，中心议题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形势。布什陈述了
人们熟知的美国立场，并且立即声称美国舆论对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事态很
敏感。我对苏联发生的情况的特殊性作了说明。
　　在马耳他又开创了一个先例干脆就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的甲板上举
行了苏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总的成果是，两国关
系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第十七章　　德国的统一

　　　　　　　　　　　　　　　　　　　　　　　1988年以前的德国问题

　　马耳他会晤之后，我确信我们终于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对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指
针在战后年代第一次停止了左右摆动，而停在“晴”的刻度上。我相信我们终于冲
出了难得一见的“解冻”屡屡转为旷日持久的“霜冻”的怪圈。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们自己也未必立即完全搞清楚了。要知道，整个战后国际
关系史上正好开始了一个性质全新的阶段。“冷战”随着马耳他会晤走向结束，虽
然它的后果仍遗留下来。我们没有辜负生活在分裂的欧洲的人们的期望。
　　1989年，在德国这个许多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神经痛中枢”启动了一个进
程，这个进程使得苏美关系、苏联和西欧关系、苏德关系迄今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
经受了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德国，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无论如何，
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事件的参加者都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我说我早就预见到了德国问题将如何解决，为此苏联对外政策将面临哪些
问题，那将有悻于事实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
的）有人曾经在事件发生前一两年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德国发生剧变之后，
事态急转直下，以致出现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回顾当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情势下，无论从保障我国利益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维护欧洲和平、
挽救全欧进程而言，我们都是竭尽全力了的。
　　当然，1985年全部德国问题从莫斯科看上去与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是我们的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在西方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在“军事政
治等级表”上被列人“潜在的敌人”一栏。
　　苏联和西德的关系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时期开始“解冻”，而到了80年代
初期又“变冷”。在紧张局势普遍强化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人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的政策首先根据苏美对抗的背景加以评价。按照这种方式提问题，就会自然而然
地生发出以后的一连串的议论：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又是美国
路线在这个大洲的执行者；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支柱”，联
邦国防军是北大西洋联盟的“第一集团军”；联邦德国部署着美国的“潘兴式”导
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打到苏联境内。我说这些话绝无讥讽之意，因为在全面对抗
的框架内上述论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种论据上还附着战争遗留下来的极其沉重
的心理因素。
　　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主张所持的看法，也是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不打算去考证历史，说明谁对德国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
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
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
宣传性质。
　　当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失算了，他们听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摆布，于70
年代初正式选定了以其“简单易行”而受人青睐的办法：组建两个德国，德国问题
从此“解决”，没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问题不在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关于民族问
题的理论架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苏联的安全利益要求务必使德国的
分裂永久化。
　　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
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