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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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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
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
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
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
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
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
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
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
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
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
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
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
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
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
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
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
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
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
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
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
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
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
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
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
‘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
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
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
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
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
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
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
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
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
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
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
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
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
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
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
都有  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
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
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
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
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
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
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
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
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
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
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
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
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
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
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
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
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
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
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
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
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
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
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
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
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
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
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
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
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
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
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
表明,敲起了警种。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
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
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
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
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
“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
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
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
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
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
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
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
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
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
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
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
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
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
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
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
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
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  “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
这一点,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
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
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
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起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
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
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们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
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
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
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
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为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
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
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
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
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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