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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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来的，他在当地动用军队和坦克来对付工人的不满和骚动。别利亚耶夫仿
佛是“流放”　到此，他给人的印象是完全不知所措，心神不安，半年之后就离开了
斯塔夫罗波尔，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成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库拉科夫出生于库尔斯克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对农村生活了如指掌。
　　边疆区对库拉科夫表示欢迎，对他寄予希望。他当时42岁。与前任不同的不仅
是年轻，还有令人羡慕的果断、性格开朗、个人魅力。至少这是我最初的印象，而
且不仅是我一人的印象。
　　库拉科夫一来，边疆区党的机器转速加快了。这反映在各个方面，首先反映在
干部工作方面。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和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后，我如今也愈来愈多地从事党的工作：深入各区，参加制
定决议以及在全会和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边疆区党委的会议花去
的时间特别多。库拉科夫不断交给新的任务，仿佛在考察我，看我都能胜任哪些工
作。
　　1962年1月在总结和改选的代表会议上，我再次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几周之后，库拉科夫就把我叫去，建议从共青团的工作转到党的工作。当时成立了
一个新的机构：边疆区党委派驻各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党组书记。
1962年3月，我成为边疆区党委派驻斯塔夫罗波尔管理局的党组书记，该局将市郊的
施帕科夫斯基。特鲁诺夫斯基和科丘别耶夫斯基三个区联合到一起。对于物色党组
书记一事十分重视，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为此还被请到苏共中央去谈话。
　　我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我整天跑农庄，常常连夜里也搭上，为建立新
的管理机构而奔忙，相信指靠内行就一定会有收获。我留任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
经常与库拉科夫见面，他仍一如既往，交给我各种任务，邀我一起到区里各处视察。
　　因此，196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就更加显得意外了。
　　边疆区党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致农业劳动者的公开信问题。这
样的公开信当时多如牛毛。那些对宣传鼓动部长HJ．利霍塔没有好感的人挖苦他是
“聪明得像掉到头上的砖头”，他突然对我发难，说我犯有对社会主义竞赛估计不
足和其它类似的毛病。我起来反驳，于是出现了互相争吵。库拉科夫建议成立调查
组检查我的工作，在8月7日的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库拉科夫完全“把我出卖”
了。他说我“在落实中央公开信的工作中不负责任”他的发言不够公正，言辞激烈，
态度粗暴。
　　我急切地想起来反驳，却一直得不到发言的机会。在返回区里的路上，我的同
路人、老资格功勋农艺师、昔日“穿蓝工作服者”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恰钦
见我还在生气，便问道：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是不是还在为没有让你发言怄气啊？”
　　“那当然啦，”　我回答说。“这不光是申斥，还是毫不客气的攻击。难道可以
这样吗？别看我很敬重库拉科夫，我可不吃他这一套。”
　　恰钦宽厚地看了看我。
　　“好吧，就算你发言了，讲了你的意见。你以为你就能让大家都相信你是对的、
库拉科夫不对吗？荒唐。好吧，好吧，”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接着说道：“万
一是另一种情况：你发言了，积极分子不管怎么样，全都支持你。那么库拉科夫呢？
你真的以为他就把你的这桩事忘了吗？你是了解他的脾气的。所以你就听我的一句
忠告吧，记住：最好的发言是没有念出来的。”
　　这件事之后，一些同事开始把我看成不可救药的人。当机关的一位女同志搬出
库拉科夫来让我写一篇关于我的工作经验的材料时，我简直是受宠若惊。
　　“苏共央正在综合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联合体党组织的最有意思的材料，”
她说，“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①认为你的看法正好合适。”
　　11月底，根据中央全会的决议开始了上面提到的将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一分为
二的“伟大”实践。库拉科夫邀请我到他那边去，岂料他居然建议我调到新成立的
农业边疆区党委去当组织部长。我于1963年1月1日走马上任。
　　因为苏共已经取代了一切，实际上不仅是充当领导，而且履行了管理社会的功
能，与其他部相比，党的组织部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部所管的问题范围也相
当宽泛：除了边疆区党组织的组织工作而外，还要“照管”　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
的工作。
　　不过主要的是，干部都在组织部的主管范围之内，这里包括各级官员，大大小
小的各种重要职务，从非同小可的党内职务到工厂厂长、国营农场场长和集体农庄
主任。也就是党内行话所说的“选拔、分配和培养干部”。这首先是保证边疆区党
委掌握实际的权力。

　　　　　　　　　　　　　　　　　　　　　　　　　　　机关的游戏

　　1968年夏天，边疆区党委开始了“机关大游戏”……搞人员大换班。起因是卡
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雷任故意示威性地离开家庭，去跟另外一个女人
住在一起。此事引起了公愤。雷任被解除职务，选举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布尔米斯
特罗夫接任该职。
　　叶夫列莫夫的亲信都动作起来了。我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在酝酿自己的计划。
当时我已经自己作出了选择：应当往学术方面发展。我通过了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选定了题目，它与斯塔夫罗波尔的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布局问题有关，我开始收
集研究所需的材料。就在围绕第二书记职位的竟争达到白热化时，我已办好休假手
续，并买好了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索契的疗养证。
　　即将启程时，总务部长帕维尔·尤金忽然来电话说：
　　“米哈伊尔，你别走了，等等再说，这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的指示。
　　一天、两天过去了。我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有人向我转达说您要我先别走。可疗养证眼看过
期，时间一天天过去，全家人都准备好了。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到开全会时再说，”他口气很生硬。
　　“全会没有我照样开，我事先就同意您的建议。”
　　“我给你讲过了，等等再说。行了。”　叶夫列莫夫把电话挂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叶夫列莫夫请我过去。谈到推举我。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我对他说，“您又不想与我共事。不必强求自
己了。竞争者有的是，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你到莫斯科去，”　他明显地感到不满。
　　原来关于推举我的问题已经决定。叶夫列莫夫当即召开了边疆区党委会，党委
会……　一致赞成推举我。会后大家都散了，我又在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
后来我看谈话显然是不会进行了，便决定主动去找叶夫列莫夫。
　　“到莫斯科去，”　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
　　“到莫斯科什么地方？找谁？有何建议？”
　　“你自己知道去什么地方去中央组织部，那儿有的是人袒护你。”　连一句
送别的话也没有。
　　在莫斯科老广场的中央组织部，由副部长拉祖莫夫与我谈话，后来又同中央书
记卡皮托诺夫、杰米契夫、库拉科夫见面，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的
问题就解决了。我的所有疑虑在各个办公室里就让一句“必须新老干部搭配”　的套
话给弄得烟消云散了。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叶夫列莫
夫的确死不同意，一直拖到最后一刻，但卡皮托诺夫寸步不让，他得到库拉科夫的
支持，仍然用上了那个关于“搭配”　的套话，叶夫列莫夫只好让步。
　　我面前放着1968年8月5日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的记录。
　　边疆区党委会全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苏共中央进行了协商，并考虑到新老干
部正确搭配的列宁主义原则，建议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
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提出问题。一致通过。
　　读着这则记录，就会产生一种十分平静的团结一致的印象。仿佛在所通过的决
定后面既无人的欲望，又无激烈斗争。但我和其他党委委员都很清楚，在步调一致
和遵守纪律地投票“赞成”　的人当中，也有坚决持“反对”　态度的。其中最初就
有叶夫列莫夫本人。
　　我刚刚当选，他就休假，始终没有同我谈话，便去了基斯洛沃茨克。我则与此
相反，只得放弃休假，投入到工作中去。待叶夫列莫夫回来后，他和我都只字不提
过去的事情，开始重新安排共同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相互适应后，我们之间又
像从前一样建立起了正常的同志关系，即使遇到严重的分歧也始终不变。






　
　　
　




　　　　　　　　　　　　　　　　　　　　　　　　第五章　权力的考验

　　1970年春天，叶夫列莫夫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他调回莫斯科了。
　　我面前放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4月10日会议的记录。叶夫列莫夫被批
准为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因此免去其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关于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建议赢得一片掌声。
　　全票通过。党委委员自然对我十分了解，此外，令他们深感满意的是，多年来
这是第一次由自己人、斯塔夫罗波尔人而不是“外来人”　担任此职。
　　我当选第一书记后，出现了独一无二的情况。问题在于边疆区党委的所有其他
书记和党委委员都比我年长许多。

　　　　　　　　　　　　　　　　　　　　　　　　　　　　特殊现象

　　我觉得，为了弄清国内原先体制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搞明白共和国中央、州委
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是体制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存
在机关在部门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通过他们连接成为一
个统一的体制。他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总书记实际上是由他们投票选
出的，仅此一点似乎就使他们处于特殊的地位。
　　有必要再提醒一下，正是他们保证了赫鲁晓夫在与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集团的
斗争中稳操胜券。1964年10将赫鲁晓夫拉下马来的也是他们。
　　今天有人感到奇怪：无论我国近年来的历史是怎样的波诡云诡，许多州委、边
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竟然能够与新的机构（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商业机
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其实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体制从四面八方工农业生
产企业、科研单位、各种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中仔细地透选最积极、最有活力的领
导人。它确实在尽量地取其精华（换成俗话就是“刮走奶皮”）。不过只要你登上
了官名录，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工厂厂长还是有才气的工程师、杰出的学者还
是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这个体制中有指定的位置，就应当遵守一定
的游戏规则。最终，体制让干部通过“党的分离器”，将“奶皮”　加工成自己的
“黄油”。
　　通常，登上巅峰的领导人可说是麻木不仁、对其行为的道德方面不是特别在意、
将良心深藏起来的人。因为评价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达到既定目的的能
力。这叫　　“胳膊长的人”，就是说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至于竞争者的头脑甚至
良心，往往都忘记了。
　　在提拔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有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由第二书记担任，
其次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州委的部门主管书记或者诸如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哈
尔科夫。塔什干之类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担任。由其他人担任的情况很少。
　　党的工作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例外，这个职务由教研
室主任、大学校长、报纸主编等人担任。不过其中后来当上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
书记的人极少。
　　当时认为，既然党要管经济，要管国家的整个生活，那么一个较大地区的领导
人所学专业就应当与国民经济有关。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第一书记无论就工作经验
还是所学专业而言，都是土地问题专家。这不仅是为了顺应传统（曾几何时，大多
数居民的生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地区土地部门占有主要的或者十分重要
的地位。不过也有人文科学家，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