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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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一部分遭到屠戮、充军,有幸存留者会继续传教,所以秘密宗教在嘉庆末一度消沉之后,道光间又活跃起来。道光帝在1832年说:“习教传徒,久干例禁,近来匪徒故态复萌,实堪痛恨,必应密速查拿,以期净绝根株。”(《清宣宗实录》卷二○八)表明秘密宗教活动的频繁,是统治者头痛的事情,这时在“邪教出没之薮”直隶巨鹿任知县的黄育楩特地著作和刊刻《破邪详辨》一书,希图从思想上清除民众对秘密宗教的信仰,以便化解它,这是一种梦想,然而表明当时秘密宗教活动的严重。
现就《清宣宗实录》所载的被破获的组织列出《道光朝秘密宗教活动简表》。
道光朝秘密宗教活动简表
时间地区情节资料出处
1821山东观城张书笏传播“邪教”被破获卷十二
1821直隶天津、河间民间有“看香”、“学好”等教卷二十二
1822河南新蔡朱麻子、邢名章起义卷三十九
1822广东拿获吃斋教徒卷三十二
1822河南虞城卢照常等传教被破坏卷四十六
1823山东平原周天明传大乘教,卷五十七 计划在临清起事
1823直隶东明王二大嘴与山东卷五十七 菏泽人王景元从路宗染习教
1823山东历城一炷香教徒活动卷六十
1823直隶东安石三为掌教,组党活动卷六十
1824山东临清马进忠的乾卦教预备起事,卷六十四 被破获
1826直隶容城张俭、胡之机等以治病传卷九十五 教徒
1826直隶承德徐学宽传教失败卷九十七
1827安徽阜阳王会陇传教失败卷一一七
1827山东禹城冯大坤传一炷香教失败卷一一八
1827毛金一、麻汝清立仁源教卷一二五 失败
1827山东邹县李成文等传教败卷一三二
1827直隶献县孙荣传教失败卷一三二
1827四川华阳青莲教被破坏卷一三七
1827陕西徐继兰等习教被捕卷一四○
1828浙江处州处州帮水手信奉老安教、卷一四一 潘安教,自相残杀,被破获
1831直隶清河尹老须传白阳教,自称卷一九三 南阳佛,传教有年
1831直隶巨鹿曹老尤传大乘教,卷二○四 张贴匿名揭帖
1831直隶传白阳教,又创旗门卷二一○
1831顺天大兴李二传混元会卷二○三
1831同上孟六等传红阳会卷二○四
1832安徽(?)张义法等教徒被官方逮捕卷二○八
1832江西黄钧传大乘教,至福建崇安活动卷二一四
1833直隶南宫、陈恭传一炷香教有年,卷二四一 奉天辽阳远赴奉天辽阳
1833直隶,山东一炷香教在直隶故城、卷二七九 山东德州等处均有传人
1833直隶唐县戴汉传天竹教有年卷二四六
1834直隶玉田、王平诺、王进和等传红阳教,卷二四九 奉天开原活动至奉天开原
1835山西赵城曹顺传先天教,聚众杀知县卷二六四
1835山东东昌从建等传离卦教于河南卷二六八
1836直隶直隶人到山西传五荤道,卷二八四 暗相封授
1836顺天通州张秀传红阳教卷二七九
1837山东潍县马刚传添柱教,被捕,卷二九三 信徒闹衙
1837奉天盛京陈喜等习红阳教卷三○四
1838山东章邱教徒于九月十五日集会,卷三○九 曰“走坛”(无生老母教?)
1838山西凤台王贵等人习清茶门八佛香火会卷三一一
1838河南汲县河南有无生老母庙39个,卷三二○ 各地群众每年正月十八日去汲县朝拜
1839山东高密滚单会卷三二一
1839湖北襄阳黄起能(顺?)传牛八教,卷三二六 活动至豫、直、川、鄂
1840湖南、广西以《性命圭旨》为经典的组织,卷三三二 信徒断荤腥
1845陕西、甘肃夏长春等传青莲教卷四一五
1845四川李一原传青莲教卷四一六
1845湖北朱立中为湖北青莲教卷四一六 总教主
1845山东滨州、崔金伯至热河平原传卷四一九 热河平原黄莲教
1845湖南衡州、周灿传金丹大道,信徒卷四四九 传至云南、四川
1847山东魏际云等传根华教卷四四九
1848江西董言台等先入金丹教,卷四五四 后改天地会
1848陕西刘振麟等习教被破坏卷四五八
上表似乎揭示,1839年以后民间秘密宗教活动大减,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鸿胪寺卿黄爵滋在1838年为民众礼拜无生老母庙事上书的附片中说:“所有邪灯花教与清军作战图教二字,竟为一时地方官所深讳,而传说中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画像办理邪教一事,更为今日官吏所恶闻。”(《黄爵滋奏疏》)
原来山西赵城令杨延亮查禁先天教,被曹顺等杀毙,山东潍县令逮捕马刚,激起事变,地方官从中吸取教训,不敢与秘密宗教明显对敌,因而也不敢报告上司,所以“实录”难于再有多少关于它的记载,这不等于说它的活动减少了,前述侍读学士董瀛山
说的邪教“在在皆有”,才是历史的真实。应该说,道光朝民间秘密宗教活动不绝如缕,屡破屡兴,它表明民众为争取幸福生活,反对清朝腐败的政治活力及其坚韧性。
世态剪影(一)第5节 道光朝的民困与民变(4)
民间秘密结社的盛行
秘密宗教大多发生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北方省区,而南方则是秘密结社盛行,民众组织会党最主要的是天地会、三合会,发源于福建,传播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江西、浙江、江苏、台湾,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倡言“反清复
明”,幻想真主出现。
1831年5月广东籍御史冯赞勋奏报广东三合会活动情况,6月两广总督李鸿宾奏称当地没有三合会,7月新总督卢坤与前任相反,在奏折中承认有三合会的活动,这说明天地会的活跃,地方官已无法掩饰。道光帝在1836年就此指责地方官,指出“莠民中惟会匪之惑人最甚”,然而“近来不肖州县,非但不肯查拿,更复多方掩饰,即访出会匪名目,该督抚意存消弭,遂令匪徒有恃,滋生厉阶”(《清宣宗实录》卷二一一)。会党在许多地方都有活动。浙江嵊县有钩刀会,聚众一二千人,每年七月十二日聚会。赣南有添刀会,入会者烧香结盟,与私盐贩联合行动。宜黄有天罡会、新天罡会。福建永安有一字教,建宁、邵武等四府双刀会、铁尺会、天地会活动频繁。湖北江陵、潜江各有郑老鼠、段么组织的会党。湖南人李金保等组织三合会,1832年失败被害。新田王棕献聚众拜会,造旗帜、器械,拒捕伤兵。闽浙赣交界处有“花子会”,又名“巴会”,每年五月十三日聚会(《清宣宗实录》卷二七八)。会党在道光朝的发展,表现为进行武装暴动,有的已超出隐蔽活动的范围。道光十一年末至次年初发生的湖南江华赵金陇领导的起义,道光帝就认为是“会匪”参加的,新宁李源发在1849年起义前,先成立“把子会”,结拜兄弟,动员、组织了群众(《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道光朝的五多现象,表明它是动荡不定的社会。那时,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太多,涉及的社会层面广泛,有纳税的农民、工匠、商人、渔户、监生、秀才、纳租的佃农、城镇的平民,士兵、吏役本来是政府的工具,它在鱼肉人民之外,因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有反政府的某些自发倾向。清朝政府的腐败政治,把广大的民众驱赶到它的对立面,迫使他们从事违法的以至反政府的活动。游民、盗匪、民变,以不同的方式破坏社会秩序,游民盗贼也是秘密团体成员的主要来源,有更大的破坏力。从社会正常秩序来说,人民的贫困和无出路,是社会不稳定的主因;人民没有正常职业和不事生业,因细小的缘故而轻生,是社会不稳定的征兆;人民广泛参加非法团体,进行了反抗斗争和组织准备,预示社会矛盾激化的到来;频繁出现的各种民变,是人民破坏社会秩序的演习。所有这些现象,揭示道光朝社会处于大动荡的前夜,预示太平天国运动的必将爆发。
世态剪影(二)第6节 道光朝的社会病(1)
社会病,是越出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不正常现象,而且情节严重,蔓延迅速,不易扼制。前文叙述盗贼的猖獗,游民的众多,就属于社会病的范畴。这里将要叙述的吸食鸦片烟、赌博、宴请的恶劣社会风气,是社会病的主要内容。道光时期的这些社会病,除了吸毒,都有漫长的历史,不过这时情况严重,更能反映社会腐败的深度。
鸦片烟灾泛滥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实行罪恶的鸦片贸易以来,官民吸食者逐渐增多,清政府也较敏感,早在雍正年间即禁止民人贩卖食用,嘉庆朝随着吸毒的增多,1810年、1813年、1815年迭次颁发禁令,不许鸦片入口和官民吸食,然而那时除了“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侍卫官员等”也“颇有食之者”(《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已显出问题的严重性。道光帝于1822年下令广东严禁鸦片入口,但是禁止归禁止,贩卖、吸食却日益严重。其标志之一是烟土不仅来自外洋,国内许多地方也种植罂粟。在1830年前后,云南、浙江、甘肃、福建、广东等省种烟的较多,安徽、河南等省也有,浙江台州、宁波、绍兴、严州、温州诸府种植和制出的烟土叫“台浆”,由大商小贩运往各省销售(《清宣宗实录》卷一七○)。福建生产的鸦片烟称做“建浆”,四川的叫“葵浆”(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云南种罂粟,由边境向内地发展,种植量大,制成“芙蓉膏”。鸦片种植发展迅速,到1838年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民田“遍栽罂粟”(《清宣宗实录》卷三一七),在贵州,当罂粟出土时,外省商人就来查看,预付银两作定钱。国内栽植地区日广,增加鸦片烟来源,使吸毒来得方便。
吸食鸦片
鸦片市场的货源,主要是英国殖民者倾销的。在清朝政府实行禁止鸦片政策的情况下,中外鸦片贩子进行走私贩卖,用海船将烟土销售沿海各省,直至直隶、奉天,并供应烟具。
鸦片吸食者众,如《黄爵滋奏疏》所云:“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遍布社会各阶层、各省份,沿海地区尤甚。普遍吸毒,给道光社会带来严重问题:
其一,造成白银外流,银钱比价失调,国库空虚,长此下去,就会出现林则徐说的“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稿》)。
其二,民间生计萧索。宋翔凤《鸦片馆》诗云:“百事无不废,千金坐可耗。”(《清诗铎》)人民钱财耗于鸦片,难于购买其他生活用品,商业、手工业立即不景气,工商重镇表现得尤其明显。1838年苏州、武汉的商人说,“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因为其他的钱财用于购买鸦片了(《林则徐集·奏稿》)。
其三,吸毒者成为社会废人。抽鸦片成瘾者,“黧面耸两肩,眼垂泪,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继”(《清诗铎》)。精神萎靡不振,身体虚耗,影响劳作,失去活力,也如林则徐所说,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林则徐集·奏稿》)。
道光帝在1831年搞了一次禁烟活动,没有成效。1834年广东乡试,以鸦片作为策试题(《两般秋雨庵随笔》),反映了有识之士对它深恶痛绝的态度。1838年道光帝决心禁烟,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和禁烟运动的失败,烟毒泛滥,一发不可遏制。
世态剪影(二)第6节 道光朝的社会病(2)
赌博成风
1845年御史朱琦奏请“查拿赌博”,可见赌博成为社会问题。那时“上自公卿大吏,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者”(《履园丛话》)。太监张道忠赌博,受到管理步军统领耆英保护(《清史列传·耆英传》);四川按察使俞某在衙门中开赌;祥符令邹尧廷及其弟“专以诱赌为事”,又有幕友、地痞租赁房屋,开局聚赌;六安盗徒张四条等“开场诱赌”;慈溪县殷富之家的妇女赌钱,输赢很大;发配吉林的犯人耍钱,不时引起纠纷。和吸鸦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