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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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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晚期冯宸奉其师李塨之命为师编写年谱时所说的:“年谱犹日谱耳,日谱记功过以策励习行,年谱何独不然?”(《李恕谷先生年谱·序)将自订年谱作为省身手段。《碑传集三编》的汇编者汪兆镛(1861~1939),清亡以后居于澳门,与移居香港的张学华(1863~1951)及王舟瑶三人,考虑到世事的变化,怕身后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有误会,因而“相约自订年谱,记述生平行迹,以存其真”。汪氏于是动笔,从出生写起,至辞世前,写到59岁;张、王二位的年谱也已成书(《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小引》)。    
    造成清代自写年谱风气的另一个原因是功利性,自纂或家属写,是为了感谢天恩祖德,以发达子孙,绵延家世;而对谱主则是提高知名度,以便国史馆立传之采择和私人为其作传。如提督杨芳(1770~1846)讲他为何自撰年谱,乃因出身行伍,获得高官厚禄,但是“先德源流,贻谋有自;天恩高厚,报称未遑;帅德帅功,不忍淹没。据事直书,使后嗣知感云耳”(《宫傅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叙》)。洪亮吉的儿子饴孙请求乃父老友法式善为洪氏写行状,是拿着洪氏年谱做资料去的,以便通过行状有更多的传记文问世,所以法式善说:    
    饴孙居丧次,不能为文,以余久故,知先生深,乃寓年谱乞余为行状,以待他日有道能文之士为铭幽文者之采择。(《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洪稚存先生行状》,收入《洪北江先生年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代,人们为写作年谱,形成一种攀比心理,似乎同类型的人应当有同等的拥有年谱的权利,否则就是缺憾。这种心态在明代已露端倪,万历间山西夏邑人马峦,与宋代名臣司马光是同乡,认为许多名人有年谱,而他的这位乡先贤却没有,于是为他编制一册。清人发展了这一观念,似乎名人必须有年谱。仍以司马光年谱讲,马峦所作极少流传,以致人们不知道有这么一部书。康雍时期学者顾栋高编写过几部年谱,但未见马峦之书,因而以为“名儒大贤”的司马光“年谱独阙”,致使他的“敷陈之章奏,往来之书牍,无由合诸正史,考其本末,读者病焉”,于是着力为其编辑年谱,六七次修改原稿,并最终在友人帮助下获见马峦之作。再如黄宗羲的裔孙炳垕认为,其先人与王阳明、刘宗周是同一流人物,而王、刘的年谱早已流行于世,可是其先祖自撰的年谱已毁,造成空缺,作为其后人难辞其咎,遂于同治年间纂写并刊刻《黄梨洲先生年谱》。不想它一问世又成了他人的榜样,宣统间丁宝铨知道黄宗羲、顾炎武的年谱编写“缜密”,而与他们同时的名士傅山的年谱则甚为疏漏,“心为不怿”,乃作成《傅青主先生年谱》。这种攀比观念表明年谱的写作已深入人心,是风尚形成的标志。风气一开,年谱大量面世,仅清代人的年谱,就有八百余种,加上为前代人写的,当在千部以上。


官绅写照第3节 清代名人写年谱(2)

    传奇人物罗思举撰写年谱    
    罗思举(1764~1840),四川东乡人,农家出身,是所谓自幼不拘小节的人。参加会党,做过盗贼,后来带领乡勇参与对白莲教徒的战争,屡立奇功,位至提督大员。    
    他在晚年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湖北提督署中写作年谱——《罗壮勇公年谱》,两年后逝世。有些人写年谱为自家评功摆好,隐瞒丑事,而罗氏则直言不讳,在年谱里如实记述了生平:    
    8岁入学,能背诵而不认字,受到老师责备,就设法捉弄老师和同学,老师为此数说他:“小小年纪,作孽出人意外,后来成人,如学好定显亲扬名,如不学好,必至披枷带锁。”乾隆四十三年(1778)东乡大早,次年凶荒。民谣:“戊戌年前起,烂田干透底。甑蓖问筲箕,何曾见颗米。”16岁的罗氏带着幼弟逃荒到太平,种地采樵,恰有川北总兵到那里阅兵,他因自己贫穷,心怀不平,偷拿营中铜盆换米。17岁时认为打柴没有出头的日子,读书又不成,于是到终南山跟随道人学了两年武艺。辞别师傅返回,途中与巨一品等人结拜义兄弟,讲究劫富济贫,巨一品赌博,赢了茧商银两,茧商谎报遇盗,捕役追拿,罗氏等拒捕伤人。    
    21岁返回东乡,其伯父、三叔见其不法,设计烧屋,诬赖其父子,虽经审讯得实,但在家乡无趣,父子遂迁居陕西定远厅。次年外出访友,见乡约强娶寡妇为妾,抱打不平,送还孀妇;见人卖女惨状,助银赎回完聚;又看到债主逼债剥人衣服,遂代为还钱;遇到朋友缺少路费,乃抢人银钱相助,及至得知被抢人之父正在监狱,就将钱还给人家。又返回故乡,其三叔把他活埋,幸而土松挣扎爬出,但被官方捕获,不久越狱逃亡,顺路盗窃,众族人怕受牵连,联名告他。于是东乡的盗窃案都安在他的头上,将其父兄拘拿,他遂投案,换出父兄,在狱监禁两年。乃叔见他不死,贿买狱卒,断其饮食,奄奄待毙,以为已死,拉出掩埋,夜间苏醒过来,捡了一条命。    
    24岁时,乃叔又告他,重新演出上一幕。    
    29岁时,发生一客商被抢5000两银子的大案,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盗首,四路缉拿。他的结盟大爷为得赏银,把他的住所报告官方,并将他灌醉捉拿,严刑折磨,引起失主同情,要求撤讼,知县赦放他人,惟独拘留他。一年后换了个狱卒,心狠手辣地迫害他,罗氏乃说,你不收拾我,我还在监里,如若加害,我就逃走,狱卒恃牢房坚固不怕,而他竟然越狱。行至湖北老河口,一店铺柜上放置50两银子一锭,说若有噜(一种下层民间组织)里的人能拿走,再送他一锭,罗乃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把银锭弄到手。在河南、山东交界处捉弄下江客商,偷拿茶馆名贵茶碗,诸如此类,与少时的恶作剧差不多。到陕西独河霸除掉开赌局、放重利的恶棍包谷大王和平山王;在巴州金华石,惩治专偷耕牛的恶霸斜牵王,将牛散放给失主;到贵州大丫山,除掉拦劫行商客旅的冷气王,将他们的银子千余两、制钱千余串分给附近穷人;行到荆州浅滩河,戕毙困山王;受人邀请,到洞庭湖击毙专在湖面杀人劫财的船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到河南卫辉,杀死卖良为娼的人,放出妇女三十余人,并各给银两。听说各州县捕役荼毒百姓,乃访查各地恶捕姓名住址,夜晚将他们暗行处置,认为这是行好事。以此惹怒官府,严行缉拿,幸遇道人救助,重上终南山躲避一年。下山来,适值嘉庆初元,白莲教四处起兵,罗氏改变对清朝态度,决心“出力报效,以扬名天下”,遂往教军最多的四川。他的族人罗崇等业已组织团练与教军对垒,他入伙教练团丁拳棒。白莲教王三槐部来攻,罗氏前往侦察,假言敌少,骗得众人一鼓作气,打了胜仗。但是大家说他冒险,不愿和他合伙,而罗崇等冒功,得顶戴之赏,经人说明原委,罗氏被收为乡勇。适有王三槐    
    一部驻扎东乡的丰城,当地人出赏银5000两以拔除该部。罗氏这时不想要钱,而要出名,遂约能“飞檐走壁”的同伙三十余人,携带火药潜入敌营。他人皆胆怯退去,他乃只身焚烧敌军营盘,获得大胜。又有人冒功,迨后被总督英善查知,罗氏被赏予七品顶戴,从此声名在四川全境传播。罗氏此后的事迹,在其自订年谱里都有较详细的叙述,如若这里不厌其烦地转述,则太费篇幅,还是以从略为好。总之,他转战四川、陕西、湖南,屡立大功。先后任贵州、四川、云南、湖北提督,赏戴双眼花翎,给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他就这样在年谱里写自家的经历,对青少年时代的不光彩行为,毫不掩饰,和盘托了出来,实乃奇特之人。


官绅写照第3节 清代名人写年谱(3)

    麟庆纂著图文相间的年谱    
    一般的年谱都是用文字叙述的,另有以表格形式表达的,还有图画形式的,这就是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麟庆,满洲旗人,官至南河总督,署两江总督。在河工十余年,著有劳绩,因道光二十二年(1842)河决成灾,罢官回京,数年后亡故。    
    他平日就注意保留自身的资料,将经历的事情,特别欣赏的山水名胜,请人一一绘制成图,自己写出说明,并及时把文字部分印制出来。晚年家居,更是怡情园林生活,继续绘图配文,几乎把它当作事业来进行。他如此郑重其事,是把它当作自家年谱编制的。他对儿子崇实、崇厚说:“此即我之年谱,而别创一格。”言下颇以此自负。他死后,崇实将此书的图文全部印出(含有240幅图画和记文,今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本),传到宫中,为咸丰帝所见。崇实因之奏称,这是其父“感激君恩祖德,每于所难忘情处,手自为记,即画一图”而成(《惕庵年谱》)。前文对罗思举年谱,是转述谱主青少年的经历,这里相反,只说明麟庆在“图记”中所描绘的晚年生活,不妨从他罢官时开始。《鸿雪因缘图记》的《卸肩集句》,画面是花烛大堂内,有一抱琴少妇,院子里一老年男子向喜堂迈去。原来这是麟庆于道光二十二年,即卸任这一年,因鳏居多年,至此接受子女的建议与安排,纳姬成亲,当晚“集古人诗为卸肩四截句”,此图、文反映他的晚年婚姻史。这一年他被撤职,但“加恩免其枷号发遣”,获罪之忧,却变成卸肩之喜,故在《竹舫息影》图文中说:“无责于身,无忧于心,此境正不易得也。”接着离开任所返京,路经清江浦,士民为他写送行诗205首,官绅赠诗184首,绘图38幅,题名《袁浦留帆》,他亦以此为题作图和文。一般地方官离境的情形是绅民送万民伞,他不是父母官,则得了如许诗画。到京,过金鳌玉桥回家,作七律一首,有句云“而今幸作闲鸥鹭,沐浴恩波许到家”,庆幸朝廷开恩,没有往深治罪,得以平安回府。    
    麟庆祖茔在东直门外酒仙桥,外任十年不得祭扫,回京后即往该处祭奠,此为《仙桥敷土》图文之由来。麟庆家居半亩园,据说原为明清之际的李渔(笠翁)的匠心之作,麟庆父子又寻觅佳石,筑成拜石亭,并题联云:    
    湖上笠翁,端推妙手;    
    江头米老,应是知音。    
    此为表达其日常生活情趣。园内有藏书轩,收有康熙帝赐给其祖上的初刻本《佩文韵府》,麟庆率领二子整理图书,教训儿子“藏书千万卷,便是神仙家。……区区抱经心,慎守休矜夸”,强调读书传家。秋天游西山大觉寺,卧听泉水淙淙,安然入睡,因“思十余年来,值伏、秋汛,每闻水声,心怦怦动,安得如今日听水酣卧耶!寺名大觉,吾觉矣”。此正所谓无官一身轻,得享林下之乐。    
    《图记》最后一帧画题名《焕文写像》。焕文为贺世魁,内廷如意馆画师,为道光帝及皇太后绘像,画《平定回疆战图》暨《献俘图》,名声倾动中外,人们以得其画为幸。贺氏为麟庆画珥貂佩剑像,作为全书的首幅。为此书作画最多的陈鉴(朗齐)则将贺世魁为麟庆绘像的场面摹绘成图,作为全书最后一幅画面。至此,麟庆为全书作了总结,并写出参与绘画人的履历。用图画表现人物一生的行踪经历,很新鲜,也很生动,大约是历史上的首创。麟庆罢职至辞世,不过四五年的时间,上面所介绍的几个生活片段,基本上反映他的晚年经历和写作图文相间年谱的历史。    
    年谱的价值    
    今人阅读年谱,可以了解谱主个人的历史及谱主生活的社会的历史,具有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不过年谱还有一种社会价值,似乎不应当忽视,这就是开发读者的智力。无论年谱的谱主是什么类型的人,认真地阅读其谱书,不难发现:有的人大智大勇,建功立业;有的人猥琐怯弱,成就甚微;有的人修身养性,反省不辍;有的人能够急流勇退,另一些人迷途而不知返……如此等等。读者倘若细细思考谱主人生之路的得失,做到知人论世,在前人那里吸收智慧和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做人和做事的启发,不论是处世,抑或是从政、经商、治学、做工,相信都是很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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