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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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布告前文述晏玛太说小刀会起义之前上海有八万广东人是不确切的，但其时广东人甚多，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还不在人多，广东的移民同时还把在广东流行的民间结社天地会带到上海，正是这一组织，作为基本力量发动了小刀会起义。这个团体的首领是刘丽川。刘是广东香山人，1845年参加天地会，1849年只身到沪，当过丝茶栈伙计、商场经纪人、洋行通事，失业后运用民间验方为人治病，遇到贫穷的病人不收诊费，获得好声誉。他发展天地会成员，使之散布于上海及邻县青浦的城乡。当时上海民间会党很多，有福建移民组织的小刀会，土著居民建立的罗汉党等。1853年3月太平军到达南京后，上海民众谋图响应，刘丽川联合其他会党，并大度地以福建人组织的小刀会为联合团体的名称，于当年9月发动起义，担任总首领，起义基干队伍由粤人、闽人和青浦农民组成，内有七个帮派，为闽人的建帮和兴化帮，浙人宁波帮，当地人上海帮，粤人的广帮、潮帮、嘉应帮。粤人七居其三，可知其为起义中的基干力量。由于起义队伍中粤、闽不能团结等原因，起义坚持一年多，于1855年1月失败。小刀会起义是上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众运动，反对清朝统治，并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表现出民众的愤慨。粤人充当了领袖的作用，处于骨干的地位，给上海的历史留下了粤人的重重一笔。
戊戌变法是在北京进行的，舆论中心却在上海。不管在哪里，最重要的人物中都有广东康有为、梁启超，而康梁在上海制造舆论的作用更大。康有为认为要变法，在于有人才；要人才，得讲求学术；讲学术，要有团体。他本着这个认识，办报纸、书局，组织社团。1895年8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9月筹设北京强学会，11月初到达南京，动员两江总督张之洞，取得他的支持，偕同其幕僚、广东番禺人梁鼎芬到上海，设立了强学会分会，代替张之洞撰《上海强学会序》，发表在《申报》上，主张士大夫参加议政，并作《上海强学会章程》。次年1月上海《强学报》创刊，康有为令其弟子、广东人徐勤、何树龄主持笔政。但是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查封，《强学会》办不下去，浙江人汪康年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康让弟子粤人麦孟华、徐勤、欧矩甲先后来主笔政，番禺人黄延耀为该报理事，管理财务。需要指出的是嘉应人黄遵宪为参预上海强学会活动，为《时务报》的出版筹款独多，贡献甚大。《时务报》自1896年8月9日创刊，至1898年8月8日止，共出版69册，刊出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序例》、欧矩甲的《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徐勤的《中国除害议》等文，鼓吹变法，认为：若仍因循守旧，就会像印度那样灭亡，波兰那样被分割，而变法就会如同日本那样地富强；变法就要废科举，兴工艺，发展民族工商业。1897年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与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馆，出版译著《俄土战纪》、《意大利侠士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书。康广仁还同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设立戒缠足会，提倡风俗改革。
维新志士在沪的团体和出版机构，制造了变法舆论，推动了维新运动。他们的出版物大得读者青睐，尤其是《时务报》，问世数月后，售出万余份，为中国报纸所从来没有的盛况。梁启超的文章议论精彩，妙笔生花，大得阅者欢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的文化人都知道梁启超其人，把他与维新运动主将康有为相提并论，号称“康梁”。各地方的读者在当地传播康梁维新思想，陕西有位书院山长刘光刊刻康有为给京沪两地强学会写的序言，号召在陕西实行变法，还集资在陕西设立织布局，发展工商业，并主动与梁启超联系，梁向他转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康梁在沪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倡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主张废科举，清积弊，开议院以通下情，开办近代工商业。这些思想渗透到士大夫阶层，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
世态剪影（四）第23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政治活动（2）
康有为在沪组织学会，对民间政治团体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清朝历来不许士人成立政治组织，北京强学会的建立破坏了这种限制，上海强学会的设立再次对限制政策加以冲击，这两个学会虽然很快被取消了，但其他学会在1897年、1898年大量出现，梁启超因而能在《康有为传》里说，“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汤志钧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一书中著录的团体就有50个之多。北京强学会与上海强学会开创之举，打破了清朝严禁结社的法令，以后民众组织社团已成不可遏制之势。事情还不只是在创立之功，更重要的是这些团体具有近代民主色彩，是明清之际的稍具政治色彩的复社、几社以及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所不能比拟的。爱国者建立团体，就为推翻清朝统治作了组织准备，所以强学会的建立有着深远意义。
仁人志士在沪集会、办报、译书，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要求变法维新，在北京强学会被查封之后的1896年至1898年间，上海成为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唱出变法的时代最强音，是宣传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上海的这种作用，是北京以外的城市所不能比拟的。这是上海历史上的光荣一页。随后有1890年章炳麟、唐才常、容闳、严复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就不是偶然的了。当然，上海能开风气之先，康有为选择上海结社办报也不是没根据的。戊戌以前，上海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界比较活跃。1863年开设的广方言馆，随后并入上海机器制造局为翻译馆，到1879年即译出西方书籍98种，梓刻出售。1874年容闳和唐廷枢合办《汇报》，粤人投资，该报意在主持公正舆论，与英国人办的《申报》相抗衡。改良主义思想家也在上海活动，郑观应就上海租界会审堂为洋人把持一事发表议论，大声疾呼：“我国极宜变法，破格用人。”当时人们都到上海寻求新学问，即使比较开化的广东人也不例外。康有为于1882年从北京回原籍，路经上海，更加懂得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购买了许多译著回乡研究。梁启超在1890年路过沪上，得读机器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作。上海的文化思想基础，使它有条件成为新时期的舆论中心，康有为在此作变法经营自非偶然。
客观条件只是一种因素，维新时期人们的活动才是决定意义的。康有为的到沪举办社团和报纸，他的学生梁、麦、徐、欧及弟弟康广仁、同乡黄遵宪、黄延耀等的宣传组织活动，对上海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阵地起了倡导作用和推动作用。没有这批广东人的到来，上海难于成为维新舆论中心。
同样上海对广东人也有很大影响，前述康、梁在沪寻求新知识即其一端，不过本文主要是探讨广东人对上海的作用，故不去谈它。现在可以就广东人在沪的作为进行归纳：广东移民是19世纪后半叶的上海居民的重要构成部分；广东人在上海开办商店，经营转口贸易，建立近代式企业，对上海经济发展，对其成为对外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城市，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广东人在近代上海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起过促进社会变革的良好作用；广东人还在上海组织地域性、商业性团体，办理社会救济事业和公益事业，一定程度影响上海居民的社会生活。总之，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有了广东人的新血液，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它的历史，具有了广东人的一些面貌，可以说，没有广东人的参与，清代后期的上海就不会是它那样的历史面貌。
世态剪影（四）第24节 晚清的南洋华侨（1）
这里所说的晚清，系指同治至宣统，即1862年至1911年的50年间。这时华侨大量拥向南洋，是清朝政府逐渐改变华侨政策和华侨祖国意识强化的时期。了解华人移民南洋的情况及其与祖国的关系，应当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中国人向南洋迁徙，明朝初年业已兴盛，此后络绎不绝。比如，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60年间，每年进入西加里曼丹的就在3000人以上，到1820年在那里居住着15万华人（温广益等《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又如1832年（道光十二年）在菲律宾有几万名福建人（道光《厦门志》卷八）。19世纪60年代初，清朝政府同英、法等国订约，允许华工出洋，跟着出现华人出国的热潮，及至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旧规，出国的人员骤增，纷纷进入美洲、非洲、澳洲，南洋地近中国，更是华人奔赴的处所。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薛福成讲，每年到南洋的华工有10余万人（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几年后，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出使俄国的王之春说，每年去南洋的华人多达十五六万（王之春《使俄草》）。王、薛的不同数字说明南洋的华侨在逐年增多。我们知道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1860年为22。1万；1870年增至26万，平均每年增加3900人；1880年华侨34。4万，自1870年以来每年加多8400人；1890年华人46。1万，自1880年以来年增17000人；1900年华人达53。7万人，自1890年以来年增7600人（参沈己尧《东南亚——海外故乡》）。华侨的增长在前30年呈现出直线上升的势态。在缅甸的华侨，1861年有1万人，1891年增为4。3万，年平均增加1100人，1911年达到12。4
万人，自1891年以来，年增4050人（B·Φ·瓦西里耶夫《缅甸的华村社》），华侨数量迅速上升。华人不断地流入，到189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南洋人口达300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薛福成疏），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达到400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杨晟文）。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50年中，华人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流入南洋各地，是真正的出国潮。这样使得这个时期的下南洋，人数多，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且有持久性，这就使它与前此任何时期相比具有了不同的特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时人民灾难更加深重，无法维生，闽粤沿海人民只好出洋谋求生存。陈述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中指出：“光绪末，国政日非，民俗日下，携眷而出，势如奔涛，不可复遏。”中国半殖民地化加速了华人的流向南洋。19世纪下半叶南洋土著居民不多，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为实现资本输出，更多地掠夺南洋财富，深感劳动力的匮乏，希望用华人去补充。为此，英法两国政府于1860年10月，分别强迫清朝政府在中英北京《续增条约》、中法北京《续增条约》中承认它们来华招工的权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大量被招往南洋做苦工。光绪间修撰的《闽县乡土志》写道：“膂力强者，用应洋人之招，为苦工于绝域，彼族以牛马视之。”民国间编写的福建《永泰县志》讲：“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都是说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华招劳工的事实，晚清华人的大量移民南洋，正是西方资本输出、扩大在南洋殖民的时期。
世态剪影（四）第24节 晚清的南洋华侨（2）
南洋华侨的公益活动
晚清南洋华侨同国内经济联系密切，渠道甚多，诸如侨汇，举办公益事业，兴办工商企业，向清政府捐饷等。华侨多系“卖猪仔”只身出洋，然而怀念父母妻子，把省吃俭用节余的银钱汇寄回国，赡养亲人。清朝驻德大使杨晟于1906年估计，南洋侨民每年寄给亲属的银钱在1000万两以上。1890年薛福成就新加坡一地而论，说在前此13年内，华侨携寄回国的钱财不下一二千万两。近年林金枝在《略记近代福建华侨》文中估算了福建华侨汇款数字，列表如下：
年度华侨汇款数字（元）年度华侨汇款数字（元）
1871～188443，540；000190719，156，000
1885～189814，540；000190819，368，000
1899～190460；000；000190921，700；000
190520；534；000191023，396，000
190619，898，000191119，368，000
福建的华侨90％以上在南洋，所以侨汇主要来自南洋华侨。从福建一省看，自1885年以来，每年侨汇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