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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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生活史”，学术界理解不一，本书并不探讨这一概念，也不企求全面描述清代人的社会生活，只是就著者的研究心得，杂谈清朝时期人们生活中的某些现象。这些现象，涉及清朝制度、政策、观念、生产方式、社会经济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生活中表现出的历史人物的个性、命运，社会生活对历史演变的作用。
因系札记文章的汇编，非系统、深入的研讨之作，故阅览此书，如同漫游清代社会，涉足何方，可能对那方面的事物有某种了解，漫步到另一处，或许有其他的观感。漫步，在生活上说是自由自在的行进，也可以视作为一种“休闲”；漫步式的读书、求知、认识事物，是休闲式的阅览，显然也不希望获得全面、深刻的学问。
本书不可能提供清代社会生活的全貌，只能呈献给读者零星的、片段的清人社会生活知识，而读者也不妨以“休闲”的心情对待，阅读时轻松一点，只看你想观赏的内容。说休闲，是时尚，著者用此一词，可以说斟酌至再。难道自轻自贱，降低著作的文化品味、学术品味，将之当作消遣之物，追逐时尚以媚俗！仅供人无聊时翻翻，或在旅途寂苦中解闷。著者可不是这么想的，而是考虑到史学著述的功能转换问题。
众所周知，史学的传统功能是“史鉴”，给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经验，所以它成为帝王之学，天子也予以重视，令之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在诸种学问中有着尊贵的地位。与此同时，史学对人，特别是对青年人起着教化的作用，教人自觉地按照官方解释的历史认识人类的社会足迹，去做忠臣孝子顺民。所以传统史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功能（教化也是政治功能）。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从历史著作中分流出古典历史题材的唱本、演义、小说，将历史事实与虚构成分结合起来，而且时代越后，史实越少，但能吸引读者，亦起着某种教化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满足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和自身的历史情结，同时传播人类创造生活的智慧，增强人们生活的情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古典历史小说的社会功能，或者具体地说是文化娱乐功能，而不是历史学的政治功能。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社会已经与传统社会大异，传统的统治术已不适用，而适合于新时代的政治经验一时难于总结。现代科学被分为人文、自然、应用三大类，在古代后两类地位卑下，上不了台盘，而现代社会的情形恰恰相反；至于史学，只是人文学科中许多门类的一种，其处境比之古代相去甚远，势必政治功能大为削弱。然而人们对自身历史的兴趣并未减少，特别是生产力提高，物质生活比古人改善了不知多少倍，五天或五天半工作日已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人们余暇时间增多了，怎样打发日子呢？当然方式方法很多，读书不失为选择的一项。读什么书？有人作过调查统计，似乎第一位是文学类，第二位为自然科学类，第三位为经济学类，第四位则系史学著作。看来人们还是喜好历史的，问题是史学家应当将什么样的读物提供给读者。严肃地总结有益于人生的历史经验是必要的，主观愿望也是好的，然而恐怕一时拿不出多少好的来。借历史发抒个人的感情，或表达历史使命感，未为不可，但这不是给多数人阅览的。多写点知识量丰富的、贴近人们生活的、富有情趣的东西，可能比较理想，让读者在轻松的气氛下阅览，看了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既增长了知识，又愉快地度过闲暇时光，岂非一举两得。看来，当今可能是史学从政治功能为主转向社会功能为主的时代。笔记体的学术著作、普及历史知识的读物的不断问世，或许就是这种转换的标志。
说休闲心情、休闲时刻阅读史学作品，著者本人可不是以休闲心情去写作，率意操觚，无论是始初的纂写，还是后来的修饰汇编，都是以认真的态度进行的。命笔不苟，著者尚是相当自信的。
第一部分 叙说叙说（2）
这39篇札记，编写的情形各异，有的是已经发表过的，原文照搬过来；有的是以长篇论文形式刊布过，收入本书时将一篇篇拆散成若干篇，并对每一篇作了某些修改，或者从长文中节选成短文；有的是新近撰写的。各篇文字，深浅不一，有的资料多而论述少，要在读者看了那些材料完全可以自行作出判断；亦有文章素材贫乏的，意在陈述观点。著者之意，在于不拘一格也。书中附有插图多幅，是接受周葵女士建议而作的。插图的资料，应当取自原作和最初发表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形是做不到的，只好以获取方便为原则，因此所选之图不甚理想，效果则更难令人满意，这实在是不得已的遗憾。如今的图片来源于多方面，有清代人绘制的，更有后人绘画、拍摄的；有从档案、原书移植的；多数是由他人著述中借用过来的；也有本书作者偕友人田野调查时拍照的。具体说到图片的来路，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清朝官书及清人著作，如《清会典图》、《景德镇陶录》、《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诗图》、《清代学者象传》、《清代帝后像》、《鸿雪因缘图记》等。从现代人的编著中取材，每一种不过一二帧，或三四帧，有《帝京旧影》、《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国舞蹈史·明清部分》、《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明清瓷器鉴定》、《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清朝典制》、《女性与历史》、《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历史地图集》、《沈阳满族志》、《南京市文物普查资料汇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凤城满族自治县概况》、《满族萨满跳神研究》、《中国生育礼俗考》、《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阮元传》、《仪征市志》、《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华侨史研究论集》、《猪仔华工访问录》、《南洋三月记》、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代生活丛书》中的某些图书，等等。另从台北印行的《历史月刊》、北京出版的《紫禁城》杂志中选择多幅。对于《历史月刊》，本书作者在《古人生活剪影·后记》中有着特别的说明，这里不赘。总之，本书作者对从各处所选择来的图片资料的编著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以上是本书原中国社会出版社版的序言，如今这本小书的问世，倏忽之间也已五年，今承中华书局和编辑李世文先生垂慕，重新梓刻，令人高兴。我同名扬四海的中华书局交往整整三十年，不胜荣幸之至。
这个新版，我除了改正旧版的错别字之外，做了两件事，一是删削与增加篇目，二是更新一些插图。裁撤的篇目是《雍正帝的崇佛和用佛》、《鄂尔泰与雍正帝君臣关系》两篇，去除的原因是由于书中有关雍正帝生活的有四篇，占得多了，撤出来好增进新篇章，所加的有四篇，为《扬州盐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扬州盐商协办地方公益事业》、《乾隆帝的好胜性格》和《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与性格》，用乾隆帝的事顶替雍正帝的，也许会增添一点故事趣味，而且这四篇文字，是从近二三年所写论文中截选的，充实以新作，应当是选文的原则，故而自我感觉尚可。关于图书的插图，最重要的自然是选图与内容配合的得当，说明文字的确切和交待图片的出处，印刷的清晰美观，此三项缺一不可。我按此要求，更换一些图片。我关注图书插图也有几年了，在几部书中插入几十幅，以至百余幅图片，一些文章也有插图，开始我对它的效果并不在意，因为我们出版业多年不留意于此，现在事情刚起头，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今日审视初版的插图，感到了不安，就是说选图不当、说明不规范和印刷模糊的毛病
不少。借此新版机会，我做了一番调整，希望能以新的面貌呈献给读者。
著者2004年10月18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世态剪影（一）第1节 清代的粥厂（1）
“嗟来之食”的典故，读者想多知晓。《礼记·檀弓》记载，春秋时代的某一年，齐国大饥，好心人黔敖制作食品，放在路旁，等待饥饿的人来吃食。一位饿肚男子眼睛不怎么看得见，还用袖子遮着自己的脸，步履艰难地走来，黔敖左手拿着干粮，右手端着汤水，大声地叫着：喂，来吃饭啊！这时来人扬起头盯着黔敖说：我就是不要这种不尊重人的财物和施舍，才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你施舍一点东西，就如此得意的样子，我是不吃“嗟来之食”的，说着扭头就走。黔敖感到自己修养不够，不应该在施舍时显出德色，连忙追上去认错，请他回来吃饭，但那人终不回头，活活饿死。后来曾参听到这件事，认为那人开始可以离开，待到黔敖谢罪的时候就应当转回来。遇到荒年，黔敖以个人的力量和名义施舍食品，是本文所要写的清代粥厂的滥觞。但是那时人接受施舍的心态与清代的人差别很大，而粥厂的管理更与黔敖不同了，更难得见到黔敖那样的痛惜穷人的舍施人和管理人了。
施粥以济贫民《点石斋画报·馈贫粮》
粥厂施赈，是清代荒年赈济的一种形式，当时最常见的是平粜，就是政府将常平仓的粮食拿出来，平价卖给老百姓，以平稳粮价，遏制商人囤积居奇；或者贷粮，即把仓粮借贷给百姓，等待收成后归还，以帮助灾民渡过暂时的难关；或者散米，将粮食无偿发给非常贫困的人户。粥厂，也就是施粥，特别困难户可以到这里领稀饭。后两种形式有更多的共同点，都是无偿施舍，对象都是极贫、次贫户，不同的是一种发放原粮，另一种则是给予粮食制品。因为它们有共同点，所以本文虽然讲的是粥厂，难免要涉及散米的情形。
施粥也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纯粹官办，有的是官绅合办，也有私家独办。当然，后一种现象相当少，因为个人力量有限，难以为继，不好收场，还会遭到埋怨。但是为此而鼓吹的人不少，如清初陆世仪在《劝施米汤约》文中提出的施米汤法，就是家里做饭时，多放点水，把米汤舀出来，再放进杂粮面煮熬，然后施舍给没有饭吃的人，自家破费不多，而能坚持下去（《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二）。比陆氏略晚一点的康熙朝江苏巡抚张伯行倡导“担粥法”，希望富户煮粥一担，挑出去，见到饥民就施予，施完为止，第二天再做（《救荒事宜十条·担粥法》，《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一）。下面我们将就前两种做法，举点事例，以便对清代的施粥有一点形象的了解。
首先看首善之区的粥厂。所谓首善之区，是指首都北京，也就是当时的顺天府，顺天府为直隶所包围，不妨把直隶的粥厂一起说来。在京城，平时就有施粥的地方，如《燕京岁时纪胜》所载，京师广宁门外的普济堂，“冬施粥，夏施冰茶”。下面所要说的则是临时性设立的粥厂。康熙四十三年（1704）直隶河间府水灾，人们逃亡，巡抚李光地动用库存和借支银两十余万购买粮食，一面平粜，一面设置粥厂煮粥散给饥民。《文贞公年谱》记载：“贫民赖以存济，故岁虽荒，而途无殍者。”
道光初年直隶先是久旱，而三年（1823）大水，受灾州县多达120个，总督蒋攸铦请出帑银180万，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修治永定河，同时在水灾最重的地方，于寒冬“拨米石设厂煮赈”（《绳枻斋年谱》、《清史列传》卷三十四）。光绪中，顺天府大雨连绵，九年（1883）水灾，顺天府尹周家楣奏准在各乡镇及京城六门外设立粥厂。十三年（1887）水灾的情形，亲历其境的震钧在《天咫偶闻》中写道：“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自是无岁不水”，而以十六年（1890）最为严重，造成的灾害也最剧烈，其
时京中“无舍不漏，无墙不倾”，“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天津人严修在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初六的《日记》中说：“自五月十八日雨，二十四日始晴，而十九日雨，三十日戌刻大雨，至初三日戌刻始止，然未开晴，连日又雨数次，居室十余楹，漏痕殆遍”，“忧心惶惶，如滨大难”。这时工部尚书潘祖荫和顺天府尹陈彝主持赈务，《清史列传·潘祖荫传》云：光绪十六年六月，潘氏与“府尹陈彝筹放义赈，疏请择地添设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