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选注-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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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中原，指洛阳。阔，阔绝。是说许久得不到家书。北斗，指长安。深，深入。所谓“犬　

戎直来坐御床”、“犬戎也复临咸京”。　

　　　　　　＇三二＇二句言作客很可怕，常有生命之虞。千里井，赵次公云：“考千里井有两事：谚云：　

　‘千里井，不泻剉（饲马的草料）。’以其有汲饮之日也。唐有《苏氏演义》小说者，载《金陵记》　

云，　‘日南（郡名）计吏，止子传合间，及将就路，以马残草，泻于井中而去，谓无再过之期。不久，　

复由此，饮于此井，遂为昔时判节刺喉而死。故后人戒之日：　‘千里井，不泻到！’或又云，　‘千　

里井，不堪唾。’亦是古语。故陈徐陵作《玉台新咏》，载刘勋妻王氏杂诗云：‘千里不唾井，况乃　

昔所奉。’为客于外，所逢者，皆千里之井也。然谓之　‘畏人’，则到节刺喉，于义为近。”《礼记：　

曲礼上》：“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向俗。”因怕触犯忌讳，故须问俗。箴，是一种寓坝诫的文　

体。《汉书：扬雄传赞》：“雄以为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扬雄有《十二州箴》，见《古文苑》。　

古代分中国为九州，问俗而至于九州，见得作客还不是在一个地头。　

　　　　　　＇三三＇依旧，至今，是通计七五五年至七七○年说的。兵乱如此，看来真是”为客无时了”了。　

　　　　　　＇三四＇二句回到风疾。尸定解，是说必死于道路。又老、又穷、又作容、又有病、吃药又无效、　

世上又这样乱、伤心的事又这样多，岂非必死无疑？　《晋中兴书》，“葛洪上罗浮山（在广东增城县　

东）炼丹，亡时，颜色如平生，体亦软弱，举尸人棺，其轻如空衣，时咸以为尸解得仙。”尸解是道　

家术语，《后汉书：方技传（王和平恃）》注：“尸解音，言将登仙，假托为尸以解化也。”不想直　

说死，故用葛洪尸解自比。《三国志：蜀志：许靖传》：“董卓秉政，靖惧诛，奔豫州刺史孔油，伷　

卒，依扬州刺史陈袜，袆死，依会稽太守王朗。孙策东渡江，靖走交州避难，身坐岸边，先载附从，　

疏亲悉发，乃从后去。当时见者，莫不叹息。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后人　

蜀，先主以靖为太傅。年逾七十，卒。”杜甫挈家逃难，有似许靖，故以自比。但不免死于道路，半　

途撇下家小，所以又说“力难任”。　

　　　　　　＇三五＇浦注：“结联语妙，思之失笑。家事只靠丹砍，则将登仙乎？况又无成也，作霖，乃活　

人之本，而以涕为之，则是饮泣待毙耳。言外若曰：亲友亦念之否？”按此解极精到，并深得“作”　

字意。以上为未段，言兵戈尚乱，而一命垂危，不得不以八口相累，希望亲友们原谅、哀怜。为呈诗　

主意所在。我们不难推想：这首可以“动天地、泣鬼神”而又“精妙绝伦”的诗，是生了效的。否则，　

他死后的一家生活，殆难想象。论到杜甫的作品，我们认为杜甫往往用五言排律来写投赠诗，为的是　

可以“因难见巧”，显示个人的学力和艺术修养。这话虽不错。但还不全面。我们知道，唐代是以诗　

取士的，如果就所用诗体来说，其实是以“五言排律”取士，因为参加进土考试的照例是写一首五言　

排津。可知　“五言排律”乃是当时官方批准的一种正规诗体。因此，用这一诗体来赠人（特别是一　

般权贵或亲友），还含有表示郑重其事和尊重对方的意味。而这，也就是杜甫在伏枕呻吟的情况下还　

不能不采用这一诗体的客观的社会的原因。然而，这并没有把杜甫难倒，他恰如其分地说出了他所要　

说的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他最后的一篇示范了，按李白因附永王璘，坐系浔阳狱，　

中丞宋若思为之推覆清雪，释其囚，并使参谋军事，故白所作《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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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一诗，即用五言排律体。意亦在表示郑重，李白本不喜作律诗，　

排律尤少，仅三首，其赠诗采用此一诗体，显然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习气。——此诗首段，郭老　

说是杜甫“大历三年冬初来长沙时的回忆”，似可商榷。一，杜甫来长沙，不是大历三年冬，而是四　

年春，如是回忆，所写景物应是春景，不应有“岁阴”之文。二，诗言“时物正萧森”，时物乃指当　

时所见之物，与回忆口吻不合。三，诗言“舟泊常依震”，此舟当即诗题“风疾舟中”之舟，不可能　

是回忆中之虚舟。四，如果一开头就是一大段回忆，杜甫照例要用“忆昔”、“忆昨”、“往者”一　

类字样向读者作交代，现在这段诗中却连一点回忆的痕迹都没有。因此，我仍然认为这首诗写于大历　

五年冬，是杜甫的绝笔。后　记　

　　　　　一九六二年，是诗人杜甫诞生的一千二白五十周年，同时也是杜甫作为　
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来纪念的一年。那时我正在北京，参加　《中国文学上》教　
科书的编写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为了配合纪念活动，特来相商，　
拟将拙作　（《杜甫研究》）中的作品注释部分改编为《杜甫诗选注》。也知　
我一时势难兼顾，建议我只作些小的修订，并即以给《诗刊》写的那篇题为　
　《人民诗人杜甫》的纪念文字用代“前言”。我有些为难，但还是接受了。　
经与编辑同志磋商，将原选二百六十六首删去了八首，增选了二十七首，共　
得二百八十五首。大约是一九六五年，我曾看过这个修订本的清样，于今已　
是十多年，我早把它忘却了。　
　　　　　最近，出版社仍拟将该修订本付印，要我再次作些修改。在粉碎“四人　
帮”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虽自觉年力就衰，但还是乐于承命。这次没有新　
增篇目，只删去了四首，所以这个选本实际上是二百八十一首。对于注释，　
则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修订，有的甚至不惜推翻自己原来的说法，如关于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群童”。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这是白居易《李白墓》一诗的　
最后两句，对杜甫也是完全适用的。李白死时，还有他的从叔当时著名的篆　
书家当涂县令李阳冰为他料理后事，给他报丧，还为他的文集作序，死于何　
年何月何地，都有明文记录。至于杜甫，那就凄凉得多。“死去凭谁报？”　
没有任何人啊，只有诗人曾经歌颂过的那“乾坤日夜浮”的洞庭湖水！仅仅　
凭了诗人自己写的幸而流传下来的那篇追酬高适的诗，我们得知他是死在大　
历五年，从而纠正了所谓正史的《旧唐书》的错误。但是，究竟死在这一年　
的哪一个月，死在什么地方，怎样死的，却缺乏明文。这样也就形成了一桩　
关于杜甫之死的争论不休的老公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　
我不认为凡是主张病死一说的便是为了要美化杜甫之死，因为这根本说不上　
什么美化，正如主张死于牛酒一说之不足以丑化杜甫之死一样。我们需要的　
是实事求是。有关杜甫之死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杜甫的《耒阳阻水》和　
　《风疾舟中》两首诗。这两首诗，我都选录了。关于这两首诗，我曾写过两　
篇小论文，对杜甫不可能死于牛肉白酒，有所论证，请读者参阅拙作《杜甫　
研究》附录。　
　　　　　　“李杜优劣”，是又一聚讼纷纭的老公案。有的扬李抑杜，有的扬杜抑　
李，有的是就诗论诗，有的则兼及思想作风、生活细节方面。过去，我自己　
也未能摒除这一积习，存在着抑李扬杜的偏向。这种偏向，有时也流露在社　
诗的注释中，这次都作了必要的修订。在对杜诗的评价上，苏拭的眼光是并　
不高明的，只看到杜甫“忠君”这一消极面，远远落后于他的前辈白居易。　
但在总的对待李杜二人的看法和态度上，却比白居易更为客观、持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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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杜陵杰，名与摘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　
读杜诗》）这最后一句，把李杜二人比作端午竞渡中的两只龙舟，很新鲜，　
很生动，也很恰切。我们现在自然看得更清楚。在创作上，李杜二人原不是　
走的一条路、乘的一条船。他们打的旗号，一边是浪漫主义，一边是现实主　
义，分道扬镶，各奔前程，而又各有千秋。正是“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因此，我现在认为，在谈论这两位大诗人时，最好不要把他们扭作一团，分　
什么你高我低。而且这样做，首先就不符合他们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精神。　
杜甫说：“白也诗无敌”，态度固然十分明朗；李白说，“飞蓬各自远”。　
寓意也是可想而知。　
　　　　　以上便是这本小书改编的来由和个人的一些想法。　
　　　　　在先后两次修改过程中，我都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协　
助，给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我有很大帮助和启发，谨在此表示我的谢　
忱和敬意。　

　　　　　　　　　　　　　　　　　　　　　　　　　　　　　　　　　　　　　　　　　　　　　　　　　　　　　　　　　　　　　　萧滌非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