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 作者:魏巍-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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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早，周恩来就接到电报：红一军团一师六团于昨晚攻占了湘、桂、黔三省交界处的黎平。这就是说，红军前锋已经进入贵州。胜利的消息自然使他感到愉快，但如此顺利又不免使他感到惊异。

　　此时，已是十二月半，经过几场寒霜，山色已经变成苍黄。当地俗谚说，“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象过冬”，真是一点不错，昨晚下了一夜雨，更使人感到寒气袭人。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带的衣服不齐，经过两个月的行军作战，已经挂得破破烂烂。没有带棉衣的人，不得不解开小包袱把全部家当都穿在身上。人们开始感到冬季的威胁。

　　周恩来骑着枣红马走在行列里。前面象是一座小小的市镇，两旁站着不少的人来看红军。看来红军的政治影响在迅速扩大，老百姓不仅不跑，反而对红军充满了好感和好奇。这种景象使红军指战员感到愉快，走得更有劲了。周恩来脸上也带着喜色，他下了马，缓缓而行。可是走到近前一看，却大出意外，两旁除了一些买卖人和市民以外，还站着一大溜穷人向红军求乞。这中间有老人，有孩子，有妇女，他们一个个全是衣不蔽体，面色蜡黄，骨瘦如柴，仿佛是从地狱里刚刚爬出来的一伙囚犯。周恩来心中酸楚，真想不到贵州人民穷成这个样子。当他正凝神观察时，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好象一眼认出他是“官长”，就追了上来。周恩来一看，她抱着的孩子光着屁股，睁着两只大眼；不知吃了什么东西，肚子凸得象大皮球似的，而四肢却瘦得象麻秸秆儿；一根一根肋骨，都能数得出来。那妇女一边喊一边追着，说：“官长，舍给我件衣服吧，我的孩子快冻死了呀！”周恩来看她实在可怜，就回过头说：

　　“小兴国！包袱里还有衣服吗？快给她一件。”

　　“都是军衣，还缀着红领章呢！”小兴国迟迟疑疑地说。“不管什么吧，”周恩来把手一挥，“先给孩子挡寒要紧。”

　　小兴国这才向后跑了几步，从枣红马驮着的马褡子里摸出小包袱，取出一件上衣，掂在手里，嘟嘟哝哝地说：

　　“我看你穿什么！”

　　周恩来装作没有听见，接过军衣，给孩子盖上。那个妇女眼泪刷刷地流着，一连声说：

　　“谢谢官长！谢谢官长！”

　　“不要叫'官长'，我们是同志！”

　　小兴国一听她叫官长就别扭，便立刻纠正她。一直走出很远，小兴国回过头，还看见她举着孩子，带着呜咽喊着：

　　“谢谢红军！谢谢同志！”

　　队伍离开镇子，又行走在那苍黄的山谷里。小兴国一直皱着眉头不说话。周恩来瞅了瞅他，问：

　　“小鬼，你在想什么心事呀？”

　　“我在想：这就是贵州吗？”

　　“噢，是的，这就是贵州！”周恩来点了点头，感情深沉。

　　下午，周恩来和几个骑兵赶在中央纵队之前来到黎平。他们在东门外下马，看见城门外站着两个红军哨兵，还有一个带班的干部，颇为威武。这个干部一见周恩来，立即发了一声口令，两个哨兵很有精神地行了一个持枪礼，还对周笑了一笑。

　　“你们是昨天晚上进城的吗？”

　　“是的。”那个干部恭敬地回答。

　　“里面不是有一个团吗，怎么打得这样快呀？”“是这么回事，”那个干部笑着说，“我们本来准备好好打一气的，爬城的梯子也准备好了，哪知刚打了一会儿，这东城门就哗啦一声开了，出来了几个老百姓，手里拿着小红旗，还噼噼啪啪地放了一挂小火鞭，算是欢迎我们。贵州军队就从南门跑了！他们跑得很及时，所以我们也没有缴获到什么。

　　……”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又问：

　　“你们的团部住在哪里？”

　　“紧挨着天主堂。”那个干部说，“嗳，我带你们去吧！”

　　说着，就领周恩来一行进了东门。街上尽是石头铺路，马蹄敲出清脆的音响。周恩来脚步轻快地走着，浏览着城里的风光。刚向南一拐，看见一大溜长长的石阶，一条南北大街，垂到深深的谷底，象弯下去的一条长弓，接着又升了上去。打量了一番，周恩来笑着说：

　　“噢，原来这座城是修在山包包上呀！”

　　“不止一个山包包，有五个山包包哩！”那个干部笑着说。“一个叫黄龙山，一个叫黑龙山，一个叫赤龙山，还有两个什么山，听老百姓说，黎平原来的名字就叫五垴寨。”

　　说着，他们下了一百多级的石头台阶来到谷底。沿街走去，两侧商店不少，都是古旧的板搭门或是烟薰火燎的两层小楼，已经纷纷开业。尤其那些小饭铺，在寒风里冒着大团的热汽，已经在招揽他们在昨天还觉得害怕还感到神秘的顾客了。

　　他们上了一道大坡，看见天主堂旁边有一座比较漂亮的房子，两侧耸峙着高高的风火墙，门口站着一个红军哨兵。

　　“这就是团部了！”那个干部指了指，打了一个敬礼就回去了。

　　周恩来穿过铺面，是一个很精致的天井，正堂屋有雕花门窗，颇为考究。只听里面一片欢声笑语，大多是贵州乡音。他进去一看，见六团政委叶明，坐在五六个贵州人中间，正在听他们叙说什么。那几个贵州人，一看就知道是劳苦群众，衣服七长八短，破破烂烂。叶明是个小个子，聪明、活泼、爱动，今天更显得活跃。他一看进来的是周恩来，立刻站起身说：

　　“哎呀，周副主席，你来得好快呀！我们正商量成立县苏维埃呢！”

　　说着，又把周恩来介绍给大家。那几个人都用尊敬的目光打量着周恩来，一时不免显得拘束。周恩来一连声说：“快坐！快坐！”说着，他自己也在人堆里坐下来。

　　“你们都是本城人吗？”他笑着问。

　　“这几个都是有功之臣呵！”叶明活泼地说，“黎平为什么打得这么快呀，就是他们几个开的城门！”

　　“噢，是这么回事！”周恩来有点惊讶地叫了一声；又一次站起来，同每人热烈地握手；并且用热诚的、钦敬的目光，望着每一个人。

　　“这都是周花脸带的头。”一个慓悍粗壮的汉子说。

　　“是，是，这都是周师傅出的主意。”其余几个人也抢着说。

　　这时，被叫做“周花脸”的这个人，却非常不好意思地红了红脸低下头去，有点腼腆地说：

　　“都是大伙儿商量的嘛！”

　　周恩来仔细一端详，心里有点纳闷：这个“周花脸”，反而比较白净，为什么倒叫他“周花脸”呢？叶明眼尖，看出周恩来不明白，就笑着解释说：

　　“这位周师傅在本城的戏班上，是一直搞文艺工作的。”“是的，是的，我从小就唱黑头。”周花脸说，“什么文艺工作！全是家里穷，混碗饭吃。”

　　周恩来又注视着刚才那个慓悍粗壮的汉子问：

　　“你是搞什么的？”

　　“我姓张，从小就杀猪。”那汉子挥动着他铁柱子似的两条膀子，嘿嘿一笑。“刚才他们要我当苏维埃委员，我说这可不行，我别的什么也不会，就会杀猪，同志们住到这里，杀猪的事我全包了！”

　　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周恩来又指着一个手指比较白嫩的有点上了年纪的人，问：

　　“这位老师傅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剃头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在这个县城我干了大半辈子了。你叫我跑个腿行，理个发行，苏维埃委员我可干不了。我看同志们，你们一个个头发都够长了，还是在这里多住上几天，我给你们修理修理门面，以后进贵阳也好看些。”

　　周恩来又笑了一阵。他兴致勃勃地凝望着周花脸问：

　　“你们这次是怎么想起要迎接红军的呢？”

　　“我早知道你们是干人的队伍。”周花脸颇含深意地一笑。

　　“什么干人？”周恩来对这个名词颇感新鲜。

　　“就是穷人。”叶明插嘴说，“这地方都叫干人。”“噢，干人！”周恩来吟味着说，“这说法倒很贴切，确实他们被榨得干干的了。”

　　“那几天，城里慌慌乱乱，”杀猪的张师傅插进来说，“有钱的全跑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我到周花脸家一看，他正在那里不慌不忙地做小红旗哩。我说，花脸，你做这个干什么，他笑了笑说，有用。我说有什么用？他说，红军快来了，欢迎红军。我吃了一惊，就问，你不怕杀头？他嘿嘿一笑，说，现在吃上顿没下顿，苛捐杂税，弄得人活不下去，还不如死了痛快！我一想，也就是这么回事，就说，周花脸，你既是做小红旗，也替我做一个，到时候我也去。这样联络了不少人。昨天，红军来了，枪一响，王家烈的队伍就往南门跑，周花脸就领着我们往东门跑，就把城门给打开了。”“是老张打开的。”周花脸补充道，“东门上那个大杉木门栓很结实，越着急越弄不开。张师傅就说，你们看我的，说着就搬起一块大石头，咔咔几下，就被他砸断了，那柄大铁锁也呛啷一声落在地上。老张平时杀猪，确实力气不小！”

　　杀猪的张师傅受了表扬，黑脸上放出亮光，嘿嘿地笑。

　　周恩来拍着巴掌说：

　　“这说明，同志们很有勇气，很有才干嘛！为什么说苏维埃委员不能干呢！别人瞧不起我们，我们不能瞧不起自己！”

　　他又讲了一番道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眉开眼笑。

　　最后，他压低声音对叶明说：

　　“你们这个团，还要准备向前面再伸一伸，最近中央在这里还有重要活动。”

　　周恩来所说的重要活动，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黎平会议。这个会议几天后就在这座房子里开始了。会开的时间很短，但是颇有成效。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并作出了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一决定明确提出，在川黔边开创新根据地，这个地区首先应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的条件下，可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就给红军的进军道路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周恩来在会议上对李德的主观、自大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还建议被贬职的刘伯承，重新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一建议得到热烈的赞同。

　　刘伯承，是共产党人物中最富有军事经验与军事素养的人物之一。就其外貌说，确实朴实而又朴实，平凡而又平凡，而其内在却蕴藏着一种惊人的刚毅的品质。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说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对乡里人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而毅然剪掉了辫子，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一九一五年，蔡锷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刘伯承就以四川涪陵为中心策动起义，成为护国军第四支队的领导人。第二年，也就是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丰都一战，他的头部连中二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自右边太阳穴射入，穿右眼而出。令人惊异的是，在重庆一家私人诊所手术时，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局部麻醉，那个德国医生一刀一刀修割赘肉，尽管每一刀都可以使平常人疼得大叫起来，而他却神态安然，端坐不动，仿佛是在给别人施行手术似的。这个手术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不用说麻醉药的作用早已消失。最后这个德国医生给他包扎时，见椅子的两个扶手上都是汗水，就问：“你疼得很吧？”刘伯承竟坦然一笑说：“不多，不多，你才割了七十几刀。”德国医生惊异地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记下数的。”从此事情传开，人们都说，刘伯承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将，而简直是一位战神。

　　这位青年最后一直升至旅长而名震全川。可惜他纵有救国救民的抱负，在军阀混战中也难有所作为。他是在“遍体弹痕余只眼”的遭际之后而倾心共产党的。南昌起义时，他是起义军的参谋长。起义失败，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那时他已三十六岁，是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人，学习俄文不能不是一件极其吃力的事。他象小学生一样把生词写在手掌心里终日背诵，俄语中的字母“Ｐ”发音很难，他用了几个早晨专攻这个字母。终于，没有几个月已经能阅读俄文书籍了。

　　刘伯承一九三二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先任红军学校校长，后任总参谋长。象这样一个既有丰富战争经验，又经苏联伏龙芝学院深造的将领，任红军的参谋长本来是很孚众望的，但是李德来了却看他很不顺眼。他对李德那一套堡垒主义和阵地战，也心存疑虑，不便苟同。这样矛盾就尖锐化了。有一次，李德竟当面申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