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十年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第7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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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那三棵老银杏怎么样？你的诗预备怎么样作下去呢？”
表哥说：“还没想停当呢，不妨给你说一说大意。我的诗不光是说那三棵老银杏。”
我问：“还要说些什么呢？”
表哥说：“我们村子里种了千把棵小树，你是看见了的，村子四周围，家家的门前和院子里，差不多全种遍了。那些小树长得真快，去年清明节前后种的，到现在才十几个月，都高过房檐七八尺了。再过三四年，我们那村子会成什么景象，想也想得出。除了深秋和冬天，整个村子就是个密密丛丛的树林子，房子全藏在里头。晴朗的日子，村子里随时随地都有树荫，就是射下来的阳光，也像带点儿绿色似的，叫人感觉舒畅。”
我想着些什么，正要开口，表哥拍拍我的肩膀，抢着说：“不光是我们那村子，别的村子也像我们村子一样，去年都种了许多树呢。你想想看，三四年以后，人在道上走，只见近处远处，这边那边，一个个全是密密丛丛的树林子，怎么认得清哪个是哪村？”
我说：“尽管一个个村子都成树林子，我一望就能认出你们集庆村，保证错不了。你们村子有特别的标记，老高的三棵银杏树。”
表哥又重重地拍一下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说的正是我的意思！所以我的诗一开头就说三棵老银杏。”
爬山虎的脚
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满是爬山虎。我家也有爬山虎，从小院的西墙爬上去，在房顶上占了一大片地方。
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色。不几天叶子长大，就变成嫩绿色。爬山虎在十月以前老是长茎长叶子。新叶子很小，嫩红色不几天就变绿，不大引人注意。引人注意的是长大了的叶子，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那些叶子铺在墙上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儿空隙。叶子一顺儿朝下，齐齐整整的，一阵风拂过，一墙的叶子就漾起波纹，好看得很。
以前我只知道这种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道它怎么能爬。今年我注意了，原来爬山虎有脚的。植物学上大概有另外的名字。动物才有脚，植物怎么会长脚呢？可是用处跟脚一样，管它叫脚想也无妨。
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儿的地方，反面伸出技状的六七根细丝，每根细丝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也是嫩红色。这就是爬山虎的脚。
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儿，巴住墙。细丝原先是直的，现在弯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拉一把，使它紧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如果你仔细看那些细小的脚，你会想起图画上蛟龙的爪子。
爬山虎的脚要是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后来连痕迹也没有了。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儿逐渐变成灰色。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巴在墙上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儿劲儿，休想拉下爬山的一根茎。
芦鸡
作者：任大霖
任大霖 1929年出生。浙江萧山人。著有童话集《鹰妈妈和她的孩子》，小说集《稻田发绿的时候》，散文集《山岗上的星》，儿童剧集《水淹春花田》等。
有一年春末，梅花溇（流过我们村子的河）涨大水，从上游漂下来一窠小芦鸡，一共三只。
长发看见了它们，跑来叫我们一起去捉。我们在岸上跟着它们，用长晾竿捞，用石块赶，一直跟到周家桥边，幸亏金奎叔划着船在那里捉鱼，才围住了小芦鸡，用网把它们裹了上来。分配的结果，我一只，长发一只，灿金和王康合一只。
那小芦鸡的样子就跟普遍的小鸡差不多，只是浑身是黑的，连嘴和脚爪也是黑的，而腿特别长，所以跑起来特别快。为了防它逃跑，我用细绳缚住它的脚，把它吊在椅子脚上，喂米给它吃。小芦鸡吃得很少，却时时刻刻想逃走，它总是向外面跑，可是绳子拉住了它的脚，它就绕着椅子脚转，跑着跑着，跑了几圈以后，绳子绕住在椅子脚上了，它还是跑，直到一只脚被吊了起来，不能动弹时，才叽呀叽呀地叫了起来。我以为它是在叫痛了，就去帮它松开绳，可是不一会儿，它又绕紧了绳子，吊起一只脚来，而且叫得更响了，我才知道它不是为了痛在叫，而是为了不能逃跑，才张大了黑嘴在叫唤的。——这样几次以后，小芦鸡完全发怒了，它根本不吃米，却一个劲地啄那椅子脚，好像要把这可恶的棍棒啄断才会安静下来似的。
那时候，燕子在我们的檐下做了一个窠，飞进飞出地忙着。只有当燕子在檐下吉居吉居地叫着的时候，小芦鸡才比较的安静，它往往循着这叫声，侧着头，停住脚，仔细听着。燕子叫过一阵飞出去了，小芦鸡却还呆呆地停在那儿好一会。——它是在回想那广阔河边的芦苇丛，回想在浅滩草窠中的妈妈吗？
长发的那只并不比我的好些。它一粒米也不吃，只是一刻不停的跑、转，到完全累了之后，就倒在地上不起来了。让它喝水，它倒喝一点点。第三天，长发的小芦鸡死了。长发把它葬在园里，还做了一个小坟。
我知道要是老把它吊在椅子脚上，我的小芦鸡也活不长，就把它解开了，让它在天井里活动活动。不过门是关好了的。小芦鸡开始在天井里到处跑，跑了一会儿以后，忽然钻到天井角落上的水缸旁边去了，好久没出来。这时我突然想起：水缸旁边的墙上有个小小的洞，那是从前的猫洞，现在已经堵住了，它会不会钻进洞里去？急忙移开水缸，已经晚了！小芦鸡已经钻进了那个墙洞，塞住在里面了。要想从这洞里钻出去是不可能的，可是要退回来，也已经不行。我们想各种办法帮助它出来，最后我甚至要妈妈把墙壁敲掉，可是即使真的敲掉墙壁也没有用，小芦鸡已经活活地塞死在洞里了。
为这事我哭了一场，不是为的我失掉了小芦鸡，而是为的小芦鸡要自由却失掉了性命。我觉得这是一件极悲惨的事，而我要对它负责的。
只有灿金和王康合有的那只小芦鸡，命运比较好些。他们不光给它吃米，还到芦苇丛里去提蚱蜢来喂它。有时候，灿金还牵着它到河边去走走，让它游游水，再牵回来，就像放牛似的。所以它活下来了。
王康家里养着一群小鸡，他们就让芦鸡跟小鸡在一起。过了半个月，就算解开了绳子，小声鸡也逃不了；它混在家鸡群里，前前后后地跑着，和别的鸡争食小虫。它比家鸡长得快些，不多久就开始换绒毛，稍稍有点赤膊了。可是，它终究是不快乐的，常常离开家鸡群，独自在一旁呆呆地站立着；而它的骨头突出在肉外，显得那么瘦。
大家都说，灿金和王康合养的小芦鸡“养熟”了，说它将会长得很大、很肥的。
可是有一天，小芦鸡终于逃走了。那时鸡群在河边的草地找虫吃，小芦鸡径直走到河边，走到河里，游过河去；对面是一带密密的芦苇，它钻进芦苇丛，就这样不见了。
第二年夏天，天旱，梅花溇的水完全干了，河底可以走人。有一天金奎叔来敲门，告诉我说，从河对面走来了两只小芦鸡，他问我要不要去捉。我跑去一看，果然，两只小芦鸡在河旁走着，好像周围没有什么危险似的，坦然地走着。它们的样子完全跟去年我们提到的那三只一样。
我看了看，就对金奎叔说：“不捉它们了吧，反正是养不牢的。”
金奎叔点点头说：“是啊，反正是养不牢的。有些小东西，它们生来就是自由自在的，你要把它们养在家里，它们宁愿死。芦鸡就是这样的东西。”
寒冬，我记忆的摇篮……
作者：韩少华
韩少华 1933年出生。北京人。著有散文集《晨光集》，长篇小说《暖睛》等。
我的童年，是在祖国的春天到来之前度过的。我儿时的记忆上，总是蒙着霜，披着雪，凝结着冰凌。
是的，严寒的冬季，是我的记忆的摇篮。所以，一提起童年，小朋友啊，我只能给你讲几个冬天的故事……
面前，摆着一张照片，一张仿佛落了层灰蒙蒙的尘埃似的照片。
照片上，几只骆驼，悠着铃挡，走着；拉骆驼的，拖着沉沉的步子，走着——扯缰绳的手，低低地垂下。那缰绳，长长的，一头儿系在骆驼鼻孔里横插着的小木楔子上；另一头儿，松松地搭在拉骆驼的手里，拖得弯下来，眼看就要擦着石头市路了……望着这张照片，我仿佛听到了那阵阵驼铃，沉闷，凄凉；又简直感觉到了那塞外风沙追着这骆驼队，直逼到我跟前——甚至感觉到了那尘沙随着刺骨的风，迎面扑了过来……
哦！我并不是在描述塞外沙漠的荒寒。请看照片上这石头市路吧。这是哪儿？雨路尽头，高大的建筑物是什么所在？拉萨河边的喇嘛庙，还是大青山下的佛寺？不，都不是。认不出了？也难怪。这尘沙中的高台、大殿，轮廓都模糊了；何况，它只映衬着步履艰难的骆驼队，在照片上不过是灰沉沉的背景罢了。
这，就是三十多年前的天安门……
记得就是在三十二三年前，一个残冬的黄昏，我下学路过天安门，亲眼见过一串双峰骆驼。驼峰间，搭着煤驮子；驼峰上，冻了一层残阳的光。那骆驼队，从西长安街，顺金水河，慢吞吞地挪到了西华表附近。那末了儿一只骆驼，走着走着，“噗”地泄了一大泡粪。那粪，落到冰冷的石头市路上，还冒着热气儿……猛地，一个小男孩儿，矮矮的，瘦瘦的，挎着个破荆条儿筐子，由西华表栏杆那儿，向甬路上跑去。两只小脚丫儿，虽说套着双鞋，可一跑，通红的脚心就都亮了出来——那两只鞋底子都磨透了大半儿，鞋帮子就“耍了圈儿”了。瞧，许是跑得太猛啦，从他挎的筐子里颠出了几块煤核儿。他也顾不得捡了，跑上去，就把两只脚都渥到了那摊冒着热气儿的骆驼粪里——啊！透过风沙，我当时似乎看见那个比我小好几岁的男孩儿，脸上漾出了一丝笑纹儿……
如果有人问我，天安门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什么？我就说，是——风沙，落日，石头市路，慢吞吞挪着的骆驼队；还有，一摊冒着热气儿的骆驼粪里握着的一双通红通红的、鞋帮子耍了圈儿的小脚丫儿……而那一切，都像我眼前这张从一本什么旧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一样，透过灰暗的风尘，在记忆中却越来越清晰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北京这古城总是灰蒙蒙的。可也有些东西冲破了迷茫的灰暗，曾在我的生活里闪过光。比方说，这古城街头叫卖的黄里透红的海棠果儿蘸着的冰糖葫芦儿，洒上了各色果子汁儿的雪花儿刨冰什么的，就是。
可北京解放前一二年，老百姓的日子简直一天不如一天了。原来，那些小康之家的孩子们，手里常攥着些零钱，是可以买点儿什么小吃食的。比如，三伏天，西单、东四一带，就常有卖雪花儿刨冰的——名字好听，用的可差不多都是从什刹海里凿出来、在冰窖里答了小半年的河泡子冰。不过，在孩子眼里，那一小碟儿、一小碟儿的冰花儿上，浇着些桔子黄的、樱桃红的或是苹果绿的果子汁儿，就是看那么一眼，也够凉快一阵儿的。还有，一上冬，大点儿的十字路口上，每到天傍黑儿，就摆出了挑子或是挎篮儿，上头插着各式各样儿的、蘸了一层透明糖皮儿的葫芦儿——有红果儿的、山药的、荸荠的……在小电石灯底下一照，闪着诱人的光。其中，最对我口味的，是海棠葫芦儿。不但酸甜可口，就是看一看，黄里透红，也挺醒目。何况那一串海棠果儿当中的顶头儿一个，总选的是大个儿的，还总留着那根蒂把儿，活像个梳着冲天辫儿的娃娃脸儿呢……可那两年，就连这些并不算尊贵的零食，孩子们也越来越难于到口了。
大概是1947年深冬，一个刮着小北风、干冷干冷的晚上。我凑足了一串儿糖葫芦儿钱，跑到街上。一抬头，见大街拐角儿摆着个挎篮儿，里头插着一串儿一串儿的葫芦儿；篮子提梁上，绑着盏小电石灯，在夜色里晃悠着。到了跟前，我蹲下身去，问了价钱，仔细挑了串儿海棠的。刚站起身来，要走，这才见那看摊儿的是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儿——头上裹了条旧围巾，顶心一根辫子，大半儿卧在围巾里；脸，黄黄的，两颊却微微泛红。不知是伤心，还是落下迎风流泪的症候，脸上挂着泪珠儿。就在她接钱、收钱的一会儿，泪珠仿佛已经冻在了小脸儿上……啊，一恍惚，我觉得那黄中泛红的脸颊，好像是个……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