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首次面世作品选萃-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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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首次面世作品选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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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是永恒的。我，那年五岁。我们去那里度假，为了逃避东京湾三角洲的绵绵细雨。旅行是漫长的，花了三天时间穿越云南的山岭。我很清楚这是中国，不是印度支那，不完全是，名称上有点差别。 中国的小脚（1）
中国的小脚（2）
中国的小脚（3）
绝妙的，必然绝妙的克里斯蒂娜·V。（1）
绝妙的，必然绝妙的克里斯蒂娜·V。（2）
绝妙的，必然绝妙的克里斯蒂娜·V。（3）
第二部分
为什么由于孩子的到来而实现的母亲的诞生不可以是一种灾难，就因为那母亲煎坏了牛排要挨男人几个巴掌，比方说？对孩子而言势必也一样，因为数学得了零分而挨巴掌。当她们有了一个孩子，而她们又不当他是她们亲生的，这或许是因为她们其实不想要这个孩子，她们其实不想活。 多维尔和死亡（1）
多维尔和死亡（2）
巴黎…鲁昂之路（1）
巴黎…鲁昂之路（2）
德巴雷斯德先生
克莱尔·德吕卡
第三部分
夏天的临近总让我感到有点害怕。住在海边的不便。夏天度假者的景观让我的状况变得很艰难。从我的书房，我看见他们在海里嬉戏。忧郁的日子。没有巴黎来信。肖万突然离开我了。他是打电话来向我告假的。我让人问他是不是关乎涨工资的事情。他对我的秘书嗤之以鼻。 芭蕾的理由（1）
芭蕾的理由（2）
中国的小脚（1）
中国是永恒的。我，那年五岁。我们去那里度假，为了逃避东京湾三角洲的绵绵细雨。旅行是漫长的，花了三天时间穿越云南的山岭。我很清楚这是中国，不是印度支那，不完全是，名称上有点差别。我还知道中国人很多，尤其在中国他们最为密集，他们不想要小女孩，在他们眼中小女孩一钱不值，如果生的女儿太多，他们就把她们扔给小猪吃。这些都是别人教我的──就像日后教拼写和法兰西的伟大一样──在我们到达云南之前，为了让我看到中国人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怎么去称呼他们。他们教得甚至更多：中国广袤、残酷、善生养，在那里孩子们都非常不幸，你们从来都不知道你们有多么幸运。爱情被放逐。中国人不痛苦。他们从来都不拥抱自己的孩子。死亡并不让他们害怕。他们从来不哭，也不会哭。定期地，汹涌的洪水在中国肆虐，中国的河流也不像其它河流，它们都是以颜色命名的，它们离开河床，冲毁一切，夺走30万人的性命，尤其是孩子，显然因为他们个子小，因此在大人之前就被淹死了，办完这些坏事之后，它们就退却了。但在中国因孩子的死亡而引起的悲恸要比在别处小得多，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有那么多的孩子死掉，又有那么多的孩子出生，一切周而复始，有规律地发生、平复、堵塞、遗忘，没有必要因为水灾而悲哀。
但至少，别墅很漂亮，土夯的，坐落在开满鲜花的园子中央。一条小溪从旁流过。我的哥哥，在头一天就找到了三只蟋蟀。对他来说，那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整个假期都在找蟋蟀，中国之于他就是有云南美丽的金褐色蟋蟀的国家。
但至少，城市也是美丽的。富足的城市，给人的印象如此，我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贫穷的回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她建在丘陵上，到处都是台阶，层层叠叠的，白色和蓝色的房子，红色的招牌颤颤巍巍的，响着凉鞋的踢踏声和流动商贩哽哑的吆喝声。有时候会碰到几只小山羊。我从未在任何一个梦中找到过可以和她比拟的城市，那么名不虚传。巴黎，我十七岁那年见识到了，在她旁边，显得零落，不够紧凑；热那亚港的街道倒可以，如果愿意的话，给你一个小城的印象。当时我只是一个从红河凄凉的平原、河内碎石铺的宽敞寂寥的街道上出来的孩子。我认为，城里卖的没有别的，只有皮货、茶叶、丝绸和鸦片，五百种皮货，两百五十种茶，上千种丝绸和鸦片。人们只吃流动小贩供应的糖果和煎饼过活。城市里飘着焦糖的味道。城市本身也是甜的，像鸦片；涩的，像茶；野性的，像毛皮。
但第二天，突然，我看到了中国女人的脚。我叫出声来。在她们小时候，人们跟我解释说，像你这样的年龄，就只给她们穿同一双鞋子，直到二十岁。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在中国，人们只喜欢小脚。它们以一种病态的缓慢成长着，原本可以长很胖很大，却只能被装在我五岁的脚穿的鞋子里。它们迈的步子说实话不能叫步子，而是雀跃，像鸡一样，脚和腿连一弯都不弯。对于这样的脚，跑步是不行的，甚至就是快步走也很勉强。似乎小脚让她们很花心思，吸引了她们全部的注意，以至于我以为她们受着折磨，苦于行走，我从没想象过人可以在痛苦中行走，我向来认为走路只能是一种最大的愉悦。在这里，或许人们只喜欢小脚，但如果长了一双大脚又会招来怎样的惩罚，终其一生？它们是物，物，和身体的主人隔开了，离异了，如果说我为这些女人抱屈，她们也让我觉得可怕，那是因为她们让自己的脚忍受这样的摧残。难道她们的脚就没有权利，像她们、像小鸟一样，完全长到它们天然的大小？
我想，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集体受罪的场景，而这，在五岁的时候，已经让人感到难受了。五岁的时候，我为中国女人嵌在小鞋里的脚痛苦不堪，我模糊地萌生了一种对错误的认识。因此脚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只是尚不被了解。我看着自己的脚，它们自由，像长了翅膀，在大小合适的凉鞋里，我受不了世界上所有小姑娘的脚无法享受同样的自由。我幻想这些受到压迫的脚不顾一切还是在长大，宁可自娱而不愿取悦于人，膨胀，胜利，撑破鞋子，自我解放，最终长大。但我想，为什么不跟她们解释呢？那得花上千年的时间，人们对我说。是的，中国人如此喜欢小脚的天性真是一种可怕的宿命。我五岁，在中国。
中国的小脚（2）
之后，是旺鸡蛋。那似乎比小脚更过分。别再想了，人们对我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我不愿意接受这种无能为力，我老想着它。我爱小鸡亲同手足，对人们让它们所忍受的虐待，我肯定负有责任。它们和猫一起，是惟一比我小又让我觉得亲近的生灵。我幻想着要把它们全部解放。我的所有小鸡都破壳而出，我的所有小姑娘的小脚都撑破她们的鞋子。把小姑娘扔去喂猪的故事对我的震动没那么大，可能是因为她们已经出生了，已经走出了夜，呼吸着，因此当她们被猪吃掉的时候，在我看来就没有被窒息的小脚和小鸡那么令人愤慨，这种如此完美、如此彻底的对生命的窃夺。不让长大比单纯不让活要严重得多，在我看来，不让呼吸、不让出去也比马上弄死要严重。当我们去云南乡下散步的时候，远离丝绸和鸦片，经过城市周边那些悲惨的村镇的时候，我看到土夯的笼子，只有一间，用一块离地一米高的木板盖着，下面总是圈养着两三头猪，我心想那是出于方便的考虑而做的设计，因为如果你生了个多余的女儿，不用烦恼，只要马上挪开木板扔给猪就完事了。因为我以为孩子生得很快，几乎什么时候都有，女人们怀孩子也像田野里的花花草草一样迅速，我当然知道，另一方面，猪只要活着，总是要吃东西，我看到多余的女孩按照猪的胃口的节奏出生，可以说完全一致。猪通常在我看来挺和善的，所以又一次，我也没觉得它们享用父母不要的小女孩有什么可耻──猪就像孩子，在大人看来，它们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反，大人，如果是中国人的话，肯定就是充满理智的。而且猪总是饿（就像我看到的世界上所有的牲口一样有惊人的、难以餍足的胃口，真是不幸）。既然在这个奇怪的国家人们只给它们吃小女孩──总之是自然地，合法地──它们又怎么能够拒绝呢？它们甚至都没有选择去吃她们，是人们把她们送来吃的。但是人，他们在不饿的时候也会选择吃小鸡，或至少饿也是因为别的东西而不是还在成形的小鸡。那么在人的胃口面前，小鸡到底是什么？这些丰腴的中国人有什么权力像吃水果香糖一样吃它们、犯下这可怕的罪行呢？猪，它们，关在木板底下，只能指望人的好心，小女孩的出生，在我看来，和猪一样，几乎都带着一丝温情，我的小脚、我的小鸡的世界要比其它世界、大人的世界要更亲切，后者决定了所有一切的命运，甚至猪的罪行。而且，还有，我很清楚回头会怎样，人在这一慷慨施舍的合谋中要捞回什么好处，当猪被认为吃了足够多的小女孩养得够滋润的时候，等待它们的会是什么，人开始在周围转悠，带着贪婪的眼睛。不，尽管这种经济是那么怪诞，但并没有让我感到震动。
并不真是，中国没有任何东西比小脚和小鸡对我影响更深远。甚至不是云南两百名富家女子一同乘坐一艘蒸汽船出游，像家禽一样挤在一起，发出家禽般的叫声，因为她们几千年来对平衡的规律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船在一眨眼工夫就沉没了，她们全部丧生，裹在一直缠到脖子的织锦窄衣里，被她们可怜的穿着绣花缎子鞋的残废的脚拖着沉入水底，额头上是愚昧和女性的柔弱。
但时间过去。我们离开云南回东京湾三角洲。我长大了。我的脚和我一起长大，忠心耿耿地，而中国小女孩长大的只是孤单的身子，脚不长大。因此，我是全面地长大，伴着雀巢奶、净化水、漂洗过的生菜。在两层软木带透气孔的殖民地头盔的荫庇下，我设法让自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长大，那些帽子是舅舅每年让人从圣…艾蒂安工厂带来的，考虑到我成长的速度。我的被人们很早就再三教导我的病菌、疟疾按蚊、变形虫和其它看不见但同样危险的造物吓坏了的心智也丝毫无碍，我依然在成长。如果说，从八岁开始，当男仆的儿子在我面前吃芒果的时候，我就会想：“他吃进去多少厉害的病菌啊！”我等到第二天去看他是否还活着；如果说除了捉迷藏、扮牛仔，其它游戏我一概不知，那是因为阴险的毒蛇，我知道，在花园每一块石头下面觊觎着我，没有大人看着，我被禁止独自在园中嬉戏；如果说在童话的年龄，我只知道热带的太阳，如果它不把人晒死，就是让人发疯，而当人一旦疯了，通常一辈子都不会清醒了，还有狗──我从来没有养过──人们从来不知道它们是否得了狂犬病，在这些地区，所有的花都被认为是有毒的，除非证明它不是，就像蛇一样，只要你摘了其中的一朵，你的手指就会掉下来；如果我还知道，在看西部牛仔片的年龄，在电影院，借着黑暗，携带鼠疫跳蚤的老鼠在四处游荡，知道在殖民地，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一部牛仔片；如果我六到十岁只和我的同类──总共也就只有四个和我一样的白人孩子一起玩耍，在一个和多尔多涅一样大的省份（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小学老师，之前被任命到一个地方就职），却从来没有和男仆的女儿一起玩过，一方面她没有教养，另一方面，她可能会传染给我她身上固有的无数细菌中的几只──细菌是不能让它们挪地方的，一挪就醒了──，我的身体器官对所有这些因素都无动于衷，它凭着自己的意愿慢慢地成长。什么都影响不了，我的帽子和鞋子的尺码也正赶趟。中国变得遥远，还有小脚和小鸡。然而，当我到了被教导童年通常是人一生最美好的时期的年龄──这让我陷入矛盾之中──我依然记得。甚至对中国小女孩也一样么？我问自己。对那些像小鸡一样的小动物？算了吧，人们对我说，你已经过了说这些蠢话的年龄了。我试着忘却，我做到了。时间继续流逝，我继续长大。
不顾一切地长大，不管细菌的威胁，还有，很快人们就教我的，罪恶的威胁──但这还在其次。致命的罪恶可以害死它的罪魁祸首（在我身边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最可怕的，不是不存在罪恶的细菌──人可以到处犯罪，甚至在本土──但人们不仅可以在行动上犯罪甚至还可以在思想中犯罪，在这片大殖民地上，细菌四处蠕动，在这种事情上毫不留情，而思想，它是那么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控制，却照样可以害死它的始作俑者。所有的威胁都没能阻止我长大──我的骨骼的钙化对此置若罔闻，并没有延缓自身的生长。当谎言也和霍乱一样能害死人的时候，我已经变得比我自身的不幸、我自身的细菌、我自身的毒蛇强一千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