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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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显得无可争辨的稳固，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该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巴西耳二世十分强大，足以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军事领将带利用为保卫边疆而征慕的农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改为交付现金。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其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帕齐纳克人和亚美尼亚人。但与前农民军相比，这些外国雇佣兵显然不可靠，在支付给他们的军饷尚来筹得时，他们经常转而反对表面上由他们保卫的帝国。
社会封建化的政治问题，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军事将领和地方地主们积聚起巨大的地产，使诸行省整个地落入少数家族的控制之中。皇帝们经常颁布阻遏这种趋势的命令，以下这条由君士坦丁七世于 10世纪初颁布的命令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经常得悉，色雷斯的富人们无视皇帝颁布的、由天赋的人权中导出的法律，拒不服从我们的命令，继续侵入农村。他们压迫穷人，购买授予权和遗嘱，把穷人从属于穷人的土地上赶走。因此，鉴于这些情况……尽管我们的前辈已有令在先，禁止购买穷人的土地，但我们仍再制定一条法令，……所有胆敢侵入农村或抢占穷人土地的人，必须立即交出占有的土地，不再拖延，不得申辩；无权要求赔偿任何损失。……
这个命令以及其他类似的命令都未生效，原因很简单，贯彻执行命令的阶级正是命令中所针对的阶级。巴西耳二世去世后，甚至连这些努力都基本停止。相反，皇帝开始准许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享有国家所有地用益权。这些赐地同服兵役连在一起，于是，开始形成了与西方的采邑相类似的东西，只是没有效忠和封地。的确， 1204年，拉丁人征服拜占廷后，将它分成了若干采邑希腊贵族承认，这种来邑就是他们的赐地的拉丁翻版。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危害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耳的继承者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骑兵袭击，危害也很严重，它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不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廷金币索里达，这时也连续贬值。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廷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在西方是诺曼人冒险者。他们最初是拜占廷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保留下来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在东方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从家乡中亚进入伊斯兰教帝国，在那里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变为主人，于 1055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得以复兴，重新统一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兵临将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边境。
这是 1071年拜占廷帝国发生两大灾难时的背景，这两大灾难标志着南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开始了。一个灾难发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在那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廷喉一残存的一个据点。另一灾难，也是更为决定性的失败，发生于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在那里，塞尔柱人在一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廷皇帝，这一战役使小亚细亚开始由希腊人的基地变成突厥人的根据地。这一战役之后，两位敌对的皇帝为争夺拜占廷王位而开战，他们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于是，突厥人能随意进入小亚细亚，渐渐将小亚细亚从东正教拜占廷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精明顽强的皇帝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 1081…1118年），挽救了似乎即将灭亡的拜占廷帝国。他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反对威胁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他还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但他得到的不是所希望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大批涣散的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十字军是由亚历克塞极有理由不信任的诺曼人领导。这两个社会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怀疑和公开敌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各自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
亚历克塞机敏地怂恿十字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在那里，阿拜占廷军队一起收复了塞尔柱人占领的部分领土。但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另外，在小亚细亚中部，当拜占廷人轻率出击，进攻塞尔柱帝国的首都科尼亚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他们在中途的密列奥塞法隆战役（ 1176年）中被突厥人打败。这一失败使拜占廷在小亚细亚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化为乌有。与此同时，威尼斯人由于早先从财政紧迫的皇帝手中获得的商业特权，正在破坏拜占廷的经济基础。他们获准在全国各地免交一切捐税，这一特权使他们对遭受苛捐杂税的拜占廷商人占绝对优势。因此，意大利人不仅束缚了帝国的贸易，而且使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威尼斯人的富裕和拜占廷人的贫穷之间的悬殊差别，导致了1183年的暴动；暴动中许多拉丁人被杀死，其财产被掠夺。
这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背景。这次东征被恰当地称为“商人的东侵”。威尼斯商人的经济计划，西方冒险家对财富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廷觊觎王位者的奉承，拉丁人心中对所谓的狡诈、柔弱、贪婪和异端的希腊人的长期不满，所有这一切，使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改变了方向，从解放耶路撒冷这一最初目的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 1204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连三日遭到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即使是萨拉森人”，一位拜占廷编年史家说，“也比他们仁慈。”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结果却是为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尽管1261年拜占廷帝国得以恢复，但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而是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四、拜占廷的灭亡
获胜的拉丁人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主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热心商业的威尼斯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的道路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然而，这些新的国家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虽死对他们满怀敌意。而且，拉丁征服者仅在巴尔干半岛的边缘地区占有几块孤立、不稳的小地盘，四周都被敌人包围着。他们不仅面临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相继建立的三个希腊国家，一个位于伊庇鲁斯的阿尔塔，一个位于黑海南岸的特雷比藏德，还有一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其中，第一个国家非常贫穷，难以提供有效的领导，第二个国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有尼西亚，能凭借它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有力的领导，组织希腊人抵抗拉丁人的统治。
凭借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结果， 1261年，拉丁皇帝和威尼斯殖民者未进行任何抵抗，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庄严地迈入首都，在公众欢呼声中，住进帝国皇宫。
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 1261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始，到1453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同突厥人作战、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这两个世纪中，恢复的帝国仅由君主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撤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雷比藏德。
这个可怜、残存的帝国的前景，并不比前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所面临的是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残留在希腊的诸拉丁小国，被北面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包围着。除这些外部威胁外，还有内部危机。这时，帝国的经济已经破产；意大利人对贸易的束缚仍在继续。因此， 14世纪中叶，君主坦丁堡热那亚居民区的收入是帝国政府关税收入的七倍。皇帝们被迫使自己的货币贬值，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不断增长的捐税对政治上有权势的言人通货无效。为反抗出身高贵的富有贵族，穷人们举行起义，结果，社会冲突使城市四分五裂。
1342年1349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派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寺院的土地，分给穷人；他们采取分享民主制，让市民参加民众会议，由公众选举官吏。他们的政治纲领似乎受意大利共和制城邦的纲领的影响。但垂死的拜占廷帝国，不能忍受蓬勃发展的西部所自然形成的这一政治和社会改革。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消灭了他们的共和政体。然而，这一事件表明了当时深刻且普遍的冲突，以下这段同时代的叙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起义象可怕、残酷的时疫席卷全国，冲击着许多过去曾是温和、稳健的人。……于是，所有城市都起来反对贵族。……整个帝国处于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斗争的痛苦之中。……人民动不动就发动武装起义，行为凶暴，因为他们憎恨富人。…
除这一社会经济的脆弱之外，帝国还因宗教纠纷而受到削弱。为了得到西方人的援助，反对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皇帝曾分别三次（ 1274年在里昂联合王国；1369年在罗马；1439年在佛罗伦萨）许诺，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教皇。但这些许诺毫无意义，因为西方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廷则因民众激烈反对向可僧的拉丁人作任何让步而进一步四分五裂。“伊斯兰教比罗马教皇更好，这就是人民大众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对意大利商人的剥削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认为土耳其人更好的呼声过去时常听到，但 15世纪中叶情况独特，当时的土耳其人已能够接受邀请。如第十四章第六节所述，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