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1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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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40。0　　　　　　
　　中国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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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大同中的民族主义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已声明；“几内亚宁愿要贫穷中的自由，也不要卑屈中的富裕。”这一口号清楚地表明了当今时代的一个矛盾和问题——民族主义正在一个在其他方面均日趋统一的世界中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可直接归因于欧洲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并随着欧洲的扩张而传播到全世界。　　　　
　　事实上，民族的团结和好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成功地建立起他们对全球的统治。征服者的专城努力和冷酷无情使他们能轻易地在美洲大陆取得胜利，这种专诚努力和冷酷无情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招致毁灭的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抵抗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小撮英国人之所以能征服印度次大陆，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占优势，不如说是因为印度当时缺乏一种把所有印度人团结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不能结成反对西方入侵者的统一战线。如果印度人当时受到民族意识的激励，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相反，如果少数印度冒险家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少数英国冒险家出现在印度，其反应也会完全不同。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孙中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抱怨说，他的同胞“只有家庭和家族的团结；没有民族精神”，因此。他们“只是一盘散沙”，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　　　　
　　然而，正如拿破仑的征服刺激了欧洲的民族主义那样，欧洲的征服也刺激了海外的民族主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了殖民地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动乱。但是，帝国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的海外民族主义已得到满足，也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已得到保障。相反，民族主义似乎又繁殖了民族主义。英国统治的结束导致了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锡兰的僧加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同样，肯尼亚总理乔莫·肯雅塔于　1964年宣布，他的政府“决不答应作任何止步，决不答应交出一寸领土”给邻近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对索马里对他的欧加登省提出的主权要求作了同样的答复。于是，非洲诸新国家准备为保护各自的边界不受侵犯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虽然这些边界是人为的、是19世纪欧洲南国主义者在几乎不考虑当地民族和资源的情况下划定的。　　　　
　　与此同时，老民族国正牢牢抓住各自的国家主权不放。的确，由于这些国家的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痛苦早已过去，它们这时能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种种热烈的表现进行诋毁和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的确，在欧洲，共同市场需要成员国在有限的范围内放弃某些国家特权，但是，共同市场决不在重大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苏伊士危机和古巴危机揭示出，在发生关系重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时，大国总是准备不与盟国或联合国商量就单方面地采取行动。这些危机的过稷清楚地表明了在原子时代中这种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的实质。　　　　
　　科学的潘多拉盒子　1962年7月9日夜晚，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约翰斯顿岛上引爆了一颗氢弹，其爆炸力相当于200万吨梯恩梯炸药。整个天空都亮了起来，红色、紫色、桔黄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织在一起，象令人眼花缘乱的万花筒，持续了15分钟。2000哩以外的美属萨摩亚群岛上的土著都惊慌地冲进家里或教堂里去祈祷。当他们得知这种可怕的空中景观的起因时，纷纷说道：“疯狂的白人。”　　　　
　　比这些萨摩亚岛人老练的其他目击者大体上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这次爆炸同前前后后的其他爆炸一起提出了有关科学及其前景的根本问题。科学无疑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伟大成就。但现在，它不是已成为潘多拉盒子了吗？不是已代表对人类的一种无法控制的威胁吗？　　　　
　　这个问题的实质远不仅仅是核爆炸。在整个历史上，技术的变革已对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农业革命使人类的人口大大增加，并迫使人类适应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终信奉新的上帝，逐渐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同样，工业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带来了与工厂和新的工业城镇有关的种种问题。今天，随着核力量、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和航天科学的出现，我们正在经历实际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终至少产生与第一次革命同样深远的影响。　　　　
　　此外，应该注意到，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何等迅速地加快。人类大约经过了　100万年才达到农业革命，但是，仅仅再过10000年便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仅仅再过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就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不知道还将从这里到达何处，但的确知道我们将很快到达那里。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为促进科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过去出生的科学家中，有90％的人如今仍在世并在工作。1970年这一年，美国花在科研上的费用比从美国革命到1945年这整个时期内所花的费用还要多。无疑，科学是当今时代的标志。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征，如果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纪西方的象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相应的象征便是高能加速器和强力流研究反应器，以及伴随而来的技术象征如自动化工厂和宇宙飞船。　　　　
　　科学技术的这种高速发展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能否柔顺到足以适应一种他们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并在许多情况下予以污染的环境。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以下是若干例子：　　　　
　　自然界的失去平衡　现代技术正在创造无数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在自然环境中，还在人类组织中结合起来，引起目前几乎还不甚了然的种种反应。辐射是一个已受到关心的主要原因，但它只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在城市里，有来自工厂和汽车的废气，在农村，则有施进田里、然后溶进河溪里的灭草剂和杀虫剂。生态学，即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人越来越关心的一门学科。　　　　
　　人口爆炸　在整个历史上，阻止人口下降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问题。今天，由于医学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个问题变成完全相反的问题——如何控制正在阻止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给富裕国家造成严重问题的人口爆炸。　　　　
　　城市化的问题　整个世界，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人们正在离开农村，涌进城市。这种迁移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世纪的海外迁移。由此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失业、令人难以忍受的贫民窟、交通拥挤、传统生活习惯的中断、由不断增长的希望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之间的差距引起的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同样令人吃惊。　　　　
　　可怕的开端　科学家正开始创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终能人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动物。现在，科学家还懂得了那些为制造自动检修的机器和自动再生产的机器提供根据的一般原理，因此，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最终能制造出这种比人更聪明、更能干的机器。除这些人工创造物外，人类还越来越能够通过精液冷冻库和操纵脱氧核额核酸分子来控制人类自己的遗传特性。精液冷冻库开辟了让不仅为空间、而且为时间所分隔的双亲生育后代的可能性，而操纵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则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对人类遗传特性的控制是否应系统地进行？如果应系统地进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蘑菇状云　自广岛、长崎事件以来，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由于氢弹的威力超过了最初的原子弹，这种担心已大得教人无法想象。现在，核武器的储备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据估计，美国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苏联1250次，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与核战争的幽灵同样折磨人的是不少国家将多得骇人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目的。在美国，大约国民总产值的10％、全部劳动力的9％、联邦预算的50％、科学家和工程师的60％被直接或间接地用在国防方面。美苏两国的军费合在一起相当于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的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的年度总收入。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科学技术的传播已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环境，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早先的人类必须面对自然环境，但主要是作为个人——农夫、猎人或渔民——来对付大自然。今天，新环境和新问题使个人的行动和解决办法无济于事；它们需要人类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与较早的几个时期大不相同，现在需要的是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这立刻引起了与管辖相对的自由的问题，即以人身自由和个人主动权为一方面、以社会组织和纪律为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已是现代社会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紧张的局势。　　　　
　　二、二十世纪的希望　　　　　
　　全球的责任　人类今天的危险状况反映在对当代问题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实，当代问题的数量还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不过，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来说，也都存在着一个希望——一个如果得到承认和鼓励便有可能给未来留下印记的希望。例如，汤因比曾说道：“人们将记住我们这个时代，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恶，也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惊讶的发明，而是因为它是自大约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来的第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敢于认为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是行得通的。”　　　　
　　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迟至　1839年，英国议会还只为全国的学校拨款15万美元，而为照料维多利亚女王的马匹拨款35万美元。赞成大众教育制度的改革者们被指责为危及社会基础的幻想家。但今天，这同一个英国却已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它承担了照顾其公民“毕生”福利的责任。　　　　
　　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但在本世纪初，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发达国家会每年对外援助几十亿美元。即便这种援助决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利他主义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证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权和安全权、迁移和居住的自由权、财产所有权、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权、教育权、工作权和适当的生活标准。　　　　
　　贫困的终止　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已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这并不是否认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饿着肚子睡觉。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于　14世纪中叶，当时，欧洲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夺去了生命。这也不同于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1876年，500万印度人饿死。瘟疫和饥荒的这些牺牲品不可能得救，因为人类当时极度缺乏必要的医学和农业知识。今天，仍有数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牺牲品，但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政治和体制方面的种种障碍。生产能力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