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1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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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先前已在1920年至1921年间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一赵成立了所谓的“小协约”，以便在遭到匈牙利的进攻或面临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时，互相提供援助。波兰因于1921年与罗马尼亚给成同盟而与小协约国连在一起；在与罗马尼亚缔结的盟约中，波、罗两国保证在遭到俄国侵略时互相援助。由于法国与小协约国的关系，法国能扩大自己的联盟组织，分别于1926年和1927年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拉入联盟。
这一联盟组织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不过，大约 1925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来斯曼持相互和解的态度，他们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张伯伦还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给果产生了称为《洛迦诺公约》的一系列协定，这些协定是于1925年10月签订的。
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条约的修订，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切争端。德国确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它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英国和意大利保证遵守这一规定。
洛迦诺精神 《洛迪诺公约》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伯伦表达了那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他宣称，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同样，白里安也发表了有关“洛迪诺精神”的动人演说；“洛迪诺精神”禁止了战争，用“调解、仲裁与和平”代替了战争。在这种乐观主义的余辉中，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议，提出各国保证摈弃战争、不把战争当作“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这一建议得到了实施，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被签订。由于公约只拒绝战争并未规定制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个国家的签署。虽然公约只依靠世界舆论这种道义上的压力，但仅如此多的国家签署公约这一事实便足以促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同样有希望的是同德国关系的改善。 1926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另外，关于赔款的支付问题，也与德国达成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道威斯计划》没有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因此，第二个经济专家委员会在另一位美国财政家欧文·扬格主席的领导下，于1929年在巴黎开会，制订了一个于1930年初被采纳的新的赔款计划。这一计划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为80亿美元，58年内分期付清。作为对德国接受《扬格计划》的回报，法国于1930年，即比《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期限早四年撤出莱茵兰。
与此同时，一系列裁军会议正在举行，这不仅是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而月、是因为协约国已用旨在“普遍限制各国军备”的说法迫使德国裁军。此外，国联盟约声明“维护和平需宴裁减各国的军备，”并规定国联理事会“制定计划”。不过，尽管有这些保证，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并没有实现全面裁军。拥有被征集的军队的国家不希望将受过训练的后备兵作为实际可作战的士兵包括在军队兵额之内，而那些拥有自愿军的国家则坚持认为后备兵应包括在内。有些国家要求军备限制以财政支出为基础，但英国和美国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每个士兵的财政支出比别的国家高得多。此外，法国及其盟国坚决主张军备应受到国际的控制和监督，而英美则宁愿依靠信义。根本的困难在于：各国考虑到缺乏一个国际安全体系，便靠自己的军队来谋求安全。不过，在限制海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海军强国的数目比陆军强国少。但即使在这方面，也只是对某类舰只的吨位比例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没有限制舰只的总吨位。
尽管裁军失败了，但 20年代末期人们都有一种感觉，认为欧洲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况：德国和它以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和解；法国军队撤出了莱茵兰，德国人加入了国联；赔款问题似乎终于得到了解决；60多个国家已摈弃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率正相应下降。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一个新的、宏伟的“五年计划”（见第二十三章第一节）。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一计划是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偌精神”似乎是有意义、有内容的，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欧洲这时能安定下来，象在19世纪那样去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十三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1931年这一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 “ 战后 ” 前几年，也不同于 “ 战前 ” 前几年。 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诺德· J·汤因比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亡更替。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地、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相反，1929年以后的几年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的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厉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实质上是成功的。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们一者衬托了另一者，两者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发现自己处于俄国的主人地位，就面临着创建太平盛世的挑战；关于这种太平盛世，他们过去已宣传很久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过去的历史中没有模式可遵循，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们几乎只是论述如何夺取政权，而没有论及夺取政权以后该怎么办。社会主义社会 —— 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 —— 的传统定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实现不起指导作用。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
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 1917年至1921年间；当时，为了向前线提供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从这类措施发展而来的。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特征是强行征收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屏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正如一位农民所说的那样：“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已陷于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由于 1914年至1921年间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
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 3000万吨。最大的灾难是 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干旱，它促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无数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无数的人只是由于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虽然以往一向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时却也起来造反，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
新经济政策 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 —— 因而于 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农民们在向国家缴纳约占其产量的12％的实物税之后，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即当时所称的“耐泼曼”，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随后几年中、最大的问题是这“前进两步’应该怎么走。新经济政策的确给了人民一段喘息时间，并使经济从 1921年的普遍萧条中恢复过来。到1926年时，工农业产量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还不够。从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万，因此，战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标准还未达到。而且，这些标准对19世纪的沙皇俄国来说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说20世纪的苏联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农民即富农（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为“拳头”）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断增长。由于农产品价格已降到1913年时的一半多一点，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几乎增加了一倍；富农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他们生产了大部分剩余粮食，所以，采取的报复手段是：或者减少自己的产量；或者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迫使价格上涨。因此，苏维埃发现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越来越困难了；敌对的富农能够随意使城市居民挨饿。这就是在预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之后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 1924年，列宁去世，于是，关于用什么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经济问题便同由谁来继承列宁这一政治问题连系在一起。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还认为在价格问题上应向富农作出让步，以便鼓励他们增加产量。一些剩余产品可以卖到国外，所得的收入用于发展工业。这一计划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对，理由是它不会带来工业化所必需的大量资本。因此，这一派希望通过全面规划来加速工业的发展，依靠所增加的工业产品去鼓励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当约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头当党的领袖时，他采纳了第二派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建议，不过，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样重要的贡献：农业集体化；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不作经济让步的情况下强迫农民生产剩余粮食，从而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1928年，斯大林开始实行旨在使这一计划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由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苏联利用了各种资源、采用了各种说服和强制的手段来加速这些五年计划的实现。
这些计划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们为国家的整个经济的改造和运转提供了蓝图和办法。“国家计划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