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1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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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实际影响本身的性质，它使人联想起一颗卵石落入池塘，就会激起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涟漪。西方的侵入通常最初仅限于某一特定地区，但它总是在其他方面产生反响，这种反响又引起进一步的冲力，直到整个社会都受到影响为止。 1862至 1869年间在印度供职的英国法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亨利。梅恩爵士已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的势力 ＇在印度＇正通过间接的、多半非故意的影响，改变和分解了英国势力范围下的种种思想和社会形态，它也没有任何权宜之计可用来逃避这样一种责任：根据其自己的原则重建它所勉强摧毁的东西 …… 我们并没有以纯粹傲慢的态度来革新或摧毁。相反，我们带来变化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不管我们称之为进步的许多影响的性质和价值是什么，有一点是最确凿无疑的：这些影响一旦接触到一个社会，就会象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
更准确地说，这种来自西方的传染病通常开始于军事领域。非欧洲人对西方优良的军事技术印象极深、也感到非常惊恐，他们尽快地努力了解这种技术的奥秘。这种情况发生于一个又一个地区——俄国、中东、中国和日本。但是，西方的武器需要某些工业的发展，因此，原先的军事目标导致经济领域中的新目标。我们将看到，由于各种原因， 19世纪时，俄国和日本存在着巨大的工业化，但比较地说来，中东、印度和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化。工具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思想和社会准则的现代化。武器和工厂需要学校和科学。正如一种从西方借来的东西继续不可抗拒地使另一种从西方借来的东西成为必需一样。军事和经济的变化引起思想的变化，也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一个新的从事商业和工业的阶级出现了，它向传统的社会和统治集团挑战，最厉还向西方的支配地位挑战。这就解释了俄国反对沙皇权力、印度反对英国控制、中国反对满族统治的思想骚动和种种革命运动。
这种一般格局忽略了无数的细微差别和例外——如：土耳其人当中本土穆斯林中产阶级实际上的不存在、日本和中国对西方所作的反应方面的重大差别、欧洲对印度的完全的政治控制比较起对中国的半控制以及对俄国和日本的相对不足的政治控制时所具有的意义。有关这些单个发展的详情，我们现将在以下论述欧亚大陆各地区的诸章中分析。再以后的章节将分析西方对欧亚大陆以外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更大的影响。
第十三章 俄国
俄国渴望与西方的欧洲交往已有 300年了；300年来，俄国已从那里获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学说和最生动的、令人爱好的事物。
——彼得 。Y。恰达耶夫
考察欧洲对俄国的影响似乎是有悻常理的，因为俄国毕竟是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但是，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因此，俄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来烦扰自己。
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俄国才能报答西方，先是报答以俄国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后又报答以由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产生的经济计划技术和社会促进手段。但是， 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 1856年以前的俄国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于公元 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见第八章第二节）。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许多联系。它不仅越过黑海与拜占庭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还越过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时，雅罗斯拉夫大公同欧洲诸主要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兰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以后数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发展结合起来相当有效地孤立了俄罗斯。一个发展是，弗拉基米尔六公在公元 990年前后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当时，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但是，由于有关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的教义和实践在以后数十年间的发展，这两个教会于1054年分道扬镳。俄罗斯不可避免地开始卷入天主教世界和东正教世界之间由此发生的长期不和。在君主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君主坦丁堡的陷落使俄罗斯成为东正教的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善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恶是西方的拉丁思想方式。由于藐视和忽视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东正教统治下的俄罗斯只有一个目标 —— 保持不为异教的天主教徒所污染。
切断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的另一发展是 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见第八章第二节）。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断绝在蒙古人统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时到来的。但是，未受损伤的俄罗斯基本上保持不受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东方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裕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极相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此外，蒙古人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国沙是建立半东方的专制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
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的血统；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当俄罗斯人于 15世纪摆脱蒙古人时，显露出来的俄国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在东正教影响、左右人们的观点和行动的意义上，这是一种谐和一致的文明。但是，它也是一种基本上缺乏使西方如此生气勃勃、如此扩张的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那些较不盲从、较有远见的俄罗斯领袖很快就看出他们的经济和技术的落后是对自己的国家安全的一种无法容忍的威胁。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同以后世纪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用西方的东西，作为一种自卫手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向西方借用军事技术。
这一政策不是不切实际或无实际意义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生死问题，因为俄罗斯被西面强大的瑞典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与南面的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包围着。值得注意的是，当沙皇伊凡四世（ 1533－1584年在位）向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提议建立军事联盟甚至联姻时，波兰国王急忙给伊丽莎白去信，恳求她拒绝这一提议。“到目前为止，”他写道，“我们之所以能战胜它（俄罗斯），仅仅是因为它对教育是外行，也不懂得技术。”因此，当伊凡于1563年一路打到波罗的海的纳尔瓦时，这位波兰国王向伊丽莎白抱怨说，莫斯科大公国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是由英国的技术援助造成的。
莫斯科人是天下一切自由的敌人，由于外界带给他们的东西不断增多，其力量日益强大。外界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商品，而且还有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武器，甚至把能工巧匠即 ＇这类武器的］制造者也带给了他们。他们凭借所施展的手段，使自己强大得足以征服其他所有的人。陛下不知道这一改人的力量，也不知道他们对为他们服务的人们所行使的权力。
因此，俄罗斯的邻国故意地试图阻止俄罗斯获得西方的武器和技术。就俄罗斯人方面来讲，他们自然企图打破这种孤立他们的包围，他们这样做时不断地取得了成功。 17世纪期间，俄罗斯人雇佣了许多外国军官来训练和领导他们的军队。这些新成员中，幸运的苏格兰士兵尤其杰出。虽然其中多数人在俄罗斯仅服役了很短一个时期，但有一部分人永久地定居下来，变得俄罗斯化了。例如，17世纪时，有个叫利尔蒙特的船长，停止为波兰人服务，转而为俄罗斯人服务，他就是19世纪俄国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祖先。同样，阿伯丁郡的托威的巴克利在里加定居下来，他的一个后裔就是巴克莱 · 德托利将军，这位将军曾率领俄军反对拿破仑的大军。
沙皇彼得大帝（ 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西方化的过程。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由他亲手写下，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群群年青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 —— 所有学校都具有实利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计算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他对法国文化和英国议会制度没有兴趣，但是，他象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那样在英国和荷兰的造船场场作工，以便了解在他看来对他国家最有用的东西。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的目标。此外，在严格的意义上，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罗斯的象征，就象莫斯科是旧俄罗斯的象征一样。不过，这些变化是在遭到全体居民中为数众多的几部分人的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完成的。彼得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曾因这类因循守；日的人而不得不放弃他在建立一座永久的戏院和放松对外国服装的禁止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样，彼得在整个统治期间，不仅必须与群众的冷漠和怀疑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保守的大贵族和教士的公开或隐蔽的反对作斗争。甚至他确已引起的一些变化也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这些变化就性质而言，基本上是军事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变化，而且，它们仅影响了全体居民中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的一些持赞同态度的成员。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华、引人注目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1762…1796年在位）继续下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罗斯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到脱离民族传统的程度。在彼得统治期间蓄胡子、穿飘垂的东方长袍的贵族，这时在他们的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会职来方面模仿起凡尔赛宫廷。在这时期里，贵族的子女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首先学习法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然后捡起只够管理仆人用的少量俄语。因此，俄罗斯的欧化不再仅限于技术方面，尽管它继续限制在上层阶级内。实际上，欧化的上层阶级与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正愈来愈宽，愈来愈富有刺激性。这种分隔反映在以下这篇对靠农奴劳动供养的骄奢淫逸的统治阶级的描写中：
必须记住，在那些日子里，一个富裕的俄罗斯贵族保留着他自己的裁缝、鞋匠、鞍工、木匠、马夫、小马倌、奶场女工、药剂师、乐师、男女演员、诗人、建筑师、画家和整整一大群更贴身的仆人如厨师、面包师傅。糕饼师傅、洗盘子的人、洗烫衣物的女工、男仆、主管酒饭的侍役、切肉人、煮咖啡的人、侍女、随从和这一类别中的其他所有的人。通常，这些工作的每一种，都有若干人去做，他们配有协助他们的大、小助手。此外，随着大部分较富裕的贵族不仅拥有许多本内住宅，而且还在乡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