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 说法-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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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当初只是想通过媒体将侵权者不那么光彩的行为予以披露，使得更多人知道的话，那么，这段时间媒体的沉默终于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是不诉诸法律，你就永远讨不回公道。而诉诸法律，也只能是在极其无奈的情况下。因为报纸有规定：如果没有法律依据，他们就不能刊发此类文章，就是说，只有法院受理了这个侵权官司，报纸才肯披露。
于是，我请了律师，并且与我的律师赵星奇一道在北京一个叫做五福的饭店里搞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
那一天是2001年1月8日，到场的十几位记者大都来自北京的媒体方面。也有我们当地来的记者，她是《辽宁法制报》主编专门派来的。
《辽宁法制报》是第一家刊出张建伟《蝉蜕的翅膀》抄袭《西部生命》这一消息的，是记者王海宏写的，她先写了一条短消息，到北京参加了新闻发布会之后，又写了大半版做以翔实报道。家乡的报纸关键时刻给予我的支持令我非常感动。
所谓发布会，也无非是将十几个记者召集来，说明一下情况，没有任何红包之类的酬谢。到会的记者弄清了事实真相后，他们感觉很惊讶，因为抄袭者确实是有影响的名人，而这样有名的人物还抄袭，确实不可思议。他们当场问了我一些相关的问题，然后，其中有的记者给张建伟打电话，想在电话中采访他。但是，他们说，张建伟说他现在不说话。
现在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不说，而是没有到说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是他该说话的时候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街去买报纸。我们当时住在西单附近的京海宾馆。走了几个报摊，只有《北京晨报》一家刊登出来署名为张瑞玲的记者写的消息，题为《刘元举告〈蝉蜕的翅膀〉抄袭》。其他报纸都没有刊登出来。到了中午时，有的记者打来电话，言称文章写好了，发不出去，而发不出去的原因是报社领导接到了上边的一个电话通知，明确指示不允许刊发刘元举告张建伟抄袭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文字。上边一个电话，还没有留姓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扼杀了正义的声音？！这种管理方式在我听起来真新鲜。我几乎以为这是说话者的杜撰。但，据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某报社主任说，他们主编给他们报社中层干部开会时也传达了上边的这个电话通知。这位主任问：是什么人打来的？为什么只是一个不留名的电话而不是文件？主编未作回答只是很有内容地一笑。
同样的消息，我分别从不同的报社听到了。据说这种打电话通知的方式，是一种很严肃的管理方式。那么，上边究竟什么人在打这样的电话？为什么这样具有神威？为什么还带有一种神秘色彩？究竟是张建伟的神通还是支持他的复杂背景？
看来，我所面对的将是一个相当不简单的事情了。至于会复杂到什么程度，我心中没有数。
4 走向遥远而神圣的法庭
或许因为这种封杀，反倒激起了我的维护权益的勇气和力量。我就不相信已经加入了世贸的中国，会有人真的能够公开支持一个抄袭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即使真的支持，那么也不可能瞒天过海！我相信法律，我一定要通过法律弄个水落石出。
我知道打官司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许多打过官司的人都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因此，一想到打官司我也不免余悸横生。但是，不打官司，你又到哪里去说理呢？你想说的话可人家一个电话通知，就让你无法说出来。让你只能憋着忍着，好像你没理似的。
按照被告所在的单位中国××报社的地址海运仓，其所辖地是在北京市东城区，因而我们就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在昨晚的发布会上，我们也向记者们披露要到东城区人民法院递诉状。所以，第二天一早的晨报报道的，也是我们要去东城区人民法院。
我们上午九时许，打车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是在一条小巷内，巷口处有标示。这种灰色调子的小巷在北京比比皆是。进了巷子，路旁的老民宅的屋檐挂着一长溜冰溜子。曲颉是个摄影爱好者，他在这个巷子的冰溜子下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他的用意很明确，说明我的通向法院的路上，不容乐观呀！
法院门口还积着似化非化的残雪，斑驳着。这里聚集了一些人，从装束上看，都是来自乡下的。我们进到走廊里找到有关人员要递诉讼状时，人家告诉我们所有侵权官司都改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7）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哪里呢？对方说在东铁匠营。
尽管到北京来过无数趟了，但是对于东铁匠营却不熟，而且是头一回听说这个名字。我们拦住一辆的士，朝东铁匠营驶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够远的了。出租司机把路跑错了，绕远了，这就更让我感觉法院的路途遥远，而我当时没有想到这或许就是某种暗示吧，法院没有那么容易就走得进去的，你就等着绕圈子吧！
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从这一天递上诉讼状后，会绕那么大的弯子，会等到漫长的两年零九个月才有了一审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条杂乱的街上，法院主楼在一个院子里，我们进不去。我们只能在沿街处的一个简易的屋子里递诉讼状。这个屋子门窗罩着一层铁丝网，我与赵星奇律师朝里面走去时，拍下了一张照片。看上去，满窗罩着的铁丝网似乎就是在等待着我们入网。
屋里有一堆人在排队等着递交诉讼状。有律师在身边，我觉得轻松多了。再麻烦的手续，也不用我操心了。诉讼状一共准备了六份。负责接诉讼状的是位中年女子，她接过我们递上去的诉讼状看了看，挑出了毛病。原来，我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字样并没有更改。于是，我们只能找地方重新打印了。
法院面临的这条街土里土气，有点像乡镇街道。临街开了许多店铺，也有复印社和打字社。我们选了就近一家。
屋子低矮阴暗，桌子也挺破旧，电脑看上去也不是新的。但是，这里接活的人却对于诉讼状的格式等有关问题十分熟悉。看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呀！谁知道有多少人到他们这间小屋子里来打印这种诉讼状。
诉讼状重新打完，花了24元，一式6份装订好时，天已经晌午了。法院接待室的门已经关了，我们只能等到人家下午上班时再递呈了。
案子究竟能否立上？我的律师有些担心。他的担心直接影响到我。如果不受理怎么办呢？我的律师那天上午动作显得非常干练，无论是去重新修改打印上诉状，还是去附近那个银行交诉讼费，他都是大步流星抢在前边走。仿佛走慢了一步，就有可能发生什么失误而导致法院不受理似的。
在我请律师时，曾有人给我出主意，既然在北京打官司，那就应该请北京当地的律师。
请北京当地律师对案子肯定有利。但是，我还是请了我们当地的律师——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赵星奇先生。赵星奇是我们辽宁省著名律师，是人格与水平均令人称道的国家一级律师。他打过不少名人官司，其中包括小品演员巩汉林的官司。以前我曾与他接触过，他沉稳老练的风格赢得许多人的尊重。他是那种能够让人放心并且能够给人以信任的人。
法院周围有好多饭店，但从外装修上看，这些饭店还是属于平民饭店。由此不难看出，到这里打官司的人更多的还是平头百姓！
这里饭店卫生条件很差，本来就没有胃口，也只能草草吃一碗面条。
饭吃得简单草率，时光就感觉过得格外缓慢。法院中午休息，一点半才能上班。这段午休时间按理说并不长，但我却觉得太长了。我们是打算当天赶回沈阳的。如果赶不回去的话，就要在北京多住一宿，而多住一宿又得多一些破费。为了省钱就得当晚往回赶。但是，下午能不能顺利立上案，这个谁心里也没底儿。
谁知道又会冒出怎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关闭的门总算开启了，我们递上了诉讼状。是位中年女士接的，她把我们的状子拿到里面去了，似乎是去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立案吧？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好像又让我们填了什么表格，瞅着她来回行走的身影，我的心一直悬着，万一她不受理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假如上边有人干预，就像干预新闻媒体不许发此类文章一样。谢天谢地，总算受理了案子。当我们走出这个庄严而简易的建筑空间时，我们总算松了口气：
毕竟受理了呀。
5 我所受到的内心伤害和精神损失
我是乘坐当晚10点钟的53次特快返回沈阳的。这趟列车是沈阳人最喜欢乘坐的，上车后往卧
铺一倒，第二天睁开眼就进了沈阳站了，什么事情也不耽误，可以照常上班。
翌日清晨7点左右，列车就到了沈阳北站。出了站台就打辆的士往家赶。今天我要上班，我需要抓紧时间。可是，我还没到家门口时，我的手机却响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电话竟会是我们单位的党组书记打来的。
我们杂志社是不坐班的，每周只去三天，而且上班的时间说是8小时，其实，也都非常松的，早一点晚一点也没有人严格盯管，所以，我们一般都是9点以后才能到班上。党组书记知道我们今天坐班的，一般情况下，他有事找我，也是会在我到了单位以后，他怎么这么早就打电话给我呢？我突然敏感到了可能与我去北京的事儿有关。这是我瞬间的担心，却不曾想真的让我感觉对了。
书记是个厚道人，通常情况下，他从不打官腔，而是以朋友的口气跟你说话，显得亲切自然。但是，那天早晨我在接到他的电话时，却没有感觉到亲切和轻松。因为他没有多少寒暄，上来就问我是不是到北京去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8）
其实，我去北京没有跟他请假。作为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出差要跟上级领导请假这是起码的原则，这个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不想请假的原因也是不希望说出来我到北京的理由。如果我说去北京，势必领导会问我去北京做什么。我不肯如实说的话，势必就得说谎，但是我又是个不爱说谎的人，何况是堂堂正正地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呢！但是，在去北京之前，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所以，我不想一开始就弄得满城风雨。
书记并没有批评我去北京没有跟他请假，而是直接就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一下子把我问愣了。他怎么会这样快就知道我在北京的事了呢？一道阴影刹那间掠过头脑。
我只好笑笑搪塞一下，哪知他口气显得严肃了。他说宣传部一位领导给他打来电话了，是希望他跟我谈谈。
我说等我去单位再谈吧。因为我现在刚下火车，还没到家呢！他说好吧。
组织上如此迅速作出反应，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谈什么已经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
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上午到班上后，正赶上刊物要下版。每期下版时，都是印刷厂的人到我们编辑部来恭候。
我是主编，当然要严格把好下版这一关的。我在办公室里给书记打了个电话，说明下版情况，希望等下完版再跟他谈。这样，书记找我的谈话就到了午后。
我们杂志社在五楼，作协领导在八楼。下午，我将这一期稿子最后定校完毕，签上“同意付印”和我的名字，这一期稿件就算完活了。
中午我是从来不休息的。案头堆积如山的稿件信件，每天都得清理半天，弄得很是心烦。想静下心来合计一下下午与书记的谈话，却怎么也难以入静。这时候，电话响了。很多找我的人都知道中午我肯定在办公室，所以，中午的时间差不多都让电话占满了。没想到接了一个更让我烦恼的电话，是乌鲁木齐中级法院打来的，他们说王洛宾的儿子起诉了我们，问我们接没接到法院开庭的传票。
这是又一起因文字引发的官司。我们刊物发了一篇陕西作协副主席晓雷先生写王洛宾的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首次向读者披露了王洛宾的新故事。正是这个新故事，引起了王洛宾儿子的反感，不仅将作者，也将我们《鸭绿江》杂志和《作家文摘》报告上法庭。这是节外生枝的事情，但是也颇费精力和时间，我不得不去了一趟乌鲁木齐出庭，这是后话，但也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我说这些话，是要说明那一年，简直成了我的官司年。
还是回来说党组书记找我的谈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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