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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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他来到我在沙特阿拉伯人提供的一家富丽堂皇宾馆的套间。我们研究了如何更好地利用敌人的固守不动的阵地。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只是原地固守。东面是大海。他们自己的筑垒防御阵地是在南面。实际上，他们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我们谈到在西面和北面猛然把门关死，并切断他们的供应线。我说：“在伊军的西翼地带我们可以利用1个重型装甲军迅速推进到纵深地区，同时，派十八空降军到更西面的地方，从那里北上封锁幼发拉底河谷和切断敌增援和后撤的路线。”我们继续交换看法，并把思路画在我从书桌抽屉里拿出的纸张上。我们所构思的战略不需要天才，伊拉克军队的部署实际上为我们写下了这种计划。
第二天上午，我们再次在施瓦茨科普夫的司令部开会，对我们头天晚上的想法加以充实。诺姆一再重复他的请求，要从欧洲调来由两个师组成的第七军。我同意，并说我们将从美国增调来第3个师。我们还将派出另一个海军陆战师。我还答应再给他增派几个战斗机中队。至于航空母舰？我们得派6艘来。对这东西我们已耗费巨资，为什么把它们省着不用？我们在巴拿马已得到一条教训：投入越大，结束越快。我们不能使美国再经受另一次越南战争。我们可以大手大脚地动用资源，因为世界已经变了。我们现在可以从德国抽出几个师，而这些部队过去40年来一直驻在那儿，准备阻止苏联的进攻，而苏联的进攻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说：“诺姆，你必须明白，总统和切尼部长都会给你为打好这一仗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因此，不要担心。”我补充说：“你要一切准备就绪才开始进攻。我们不能仓促上阵。”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来此以后第一次看到施瓦茨科普夫紧张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正如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时所说：“我感到好像他（鲍威尔）从我的肩上卸下了重负。”我返回华盛顿时的心情比前几周好多了。
10月30日下午将近3点半钟，奥蒂斯开车进入白宫大门，到西厅入口处停下。我告诉他让我先下车，然后再向前开一段后停车。在当时那种场合我要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因为电视摄影记者通常聚集在大门外。如果我让记者报道我是带着地图进白宫的话，那我得亲自从行李箱里取出地图来。如果我不想从我手中露出地图，我得叫奥蒂斯让我先下车，然后由他小心地把地图拿进大厅给我。
自从萨达姆占领科威特以来我们在白宫的历次聚会中，这一天的会议是最关键的。总统召集“八人帮”开会，只有丹·奎尔因不在华盛顿而未出席。我们必须解决我早在8月和9月所提出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底线是仅限于保卫沙特阿拉伯，完全依靠制裁迫使萨达姆的军队撤出科威特呢？还是要集中军事力量，一鼓作气把他的军队赶出去？是防御还是反击？
我们在情况室开会，我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往往带有一种闲聊式的无拘无束的情调，人们不断喝着咖啡，两眼向外看着玫瑰园，很难集中精力讨论问题。这一天，由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主持会议，他简明扼要地摆出两个选择方案。“我们现在是在‘丫’字形的交叉路口。”他说。如果我们走驱逐伊拉克军队的这条路，马上就会产生另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设法得到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如果我们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我们是不是准备同其他志同道合的盟国不顾一切地去干？当时吉姆·贝克即将开始他的欧洲之行，我们谈论到他可望从我们的朋友那里得到多大帮助。我们接着讨论必须不让以色列参战的超级敏感问题。如果把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犯错误的兄弟国家，它们无法容忍的一件事就是与以色列并肩作战。
最后，总统说：“好啦，让我们听一听科林怎么讲吧。”
我把我的透明塑料膜地图放在图架上，打开钢笔式激光指示棒。总统面露微笑。我开始说：“我刚从利雅得回来，我可以向诸位报告，第一阶段的任务正在完成。我们很快就能完成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军事部署。到12月初，最后1个师、最后1个连、最后一根帐篷杆都将到位。”我接着详细地说明每一个部队的配置位置，以及诺姆准备怎么样来打一场防御战。在就保卫沙特的问题谈了约10分钟之后，我翻出了一张新的透明塑料膜地图说：“这里是我们怎么样发起攻势，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设想。”总统俯身向前，这是他久等想听的话。我讲述了空中战役行动，接着谈到从正面实施助攻以牵制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占领军，同时在西翼发动主攻，以一个左勾拳切断伊拉克军队与后方的联系。
我一讲完，斯考克罗夫特就问：“我们谈到的是多少兵力？”
“用于防御阶段，大约近25万人，”我说，“但是，如果总统决定进行这样的进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兵力。”
“还要多少？”斯考克罗夫特问道。
“差不多一倍。”我说，“大约还要20万部队。”
“哇！”斯考克罗夫特脱口而出，他的惊讶之声得到屋子里其他人的共鸣。我看了看总统，他没有眨眼。迪克·切尼补充说。他和各军种参谋长们（早些时候我们已向他们通报过此计划）都一致赞同这个进攻计划。
布什总统再次问到空中力量：“科林，你是否确实有把握空中力量不能达到目的？”
我说：“如果炸弹一落下来，伊拉克军队就夹着尾巴逃跑，那我就是军队中最幸运的人。如果伊军在空袭下果真逃跑了，那你可以拿我的薪金去支付部署地面部队的费用。”但是，我提醒在场的人，历史上还没有过单靠空中力量就打赢一场战争的战例。
我们考虑给萨达姆发一份最后通牒，要他在某一日期前撤出去，不然就把他赶出去。吉姆·贝克建议截止日期是2月1日。“如果我们把话说出去，我们就必须说到做到，”我说，“我们必须做好投入战争的准备。”
总统再次点头称是。他按老习惯让大家又扯了一会儿，随后他中断大家的闲扯，说：“好了，就这么干。”我们有了一项决策。如果制裁不起作用和伊拉克军队仍在科威特，我们将在3个月后发动战争。
11月8日，中期选举之后不久，布什总统宣布另外20万美国部队正在开赴海湾途中，他正确无误地确定了他们的使命：“确保联盟有足够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国会中叫嚷之声不绝于耳。是不是这个被有些人指摘为“胆小鬼”的乔治·布什想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证明他有男子汉的气概呢？这场全国范围内的争论开始呈现出类似60年代对越战问题的鹰派与鸽派之间论战的尖刻性。
11月29日，联合国投票表决是否批准使用军事力量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第678号决议显示出文件出于多人之手通常有的含混其辞。吉姆·贝克要求用直截了当的语言，主张写明“使用武力”。但是，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要求用词不要太露骨。他们取得妥协，改用“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这无关紧要。通过委婉用语射出的子弹仍是子弹。安理会以12票对2票通过了该决议，古巴和也门投反对票，中国弃权。这一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如果进行战争，美国和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不是对立者。
这个议案在联合国获得通过堪称本世纪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这一胜利中乔治·布什的功劳最大，大力协助他的吉姆·贝克也功不可没。在第678号决议通过之时，主要通过椭圆形办公室对外的电话联系，与有关国家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多国联盟。这时，有13个北约成员国派兵参加多国部队，其中英国和法国派出了大部队。差不多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参加了多国部队，其中埃及和叙利亚派出一支5万人的联合部队。刚摆脱苏联桎梏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保加利亚也参加了多国联盟。像孟加拉、塞内加尔、索马里和扎伊尔等贫穷国家则保证尽力支援。35个国家提供了人力、武器装备或金钱。与美军一起部署的盟国部队多达20万人。
联合国决议清楚地说明任务仅仅是解放科威特。不管我们多么蔑视萨达姆，也不管他干了什么，美国从来不打算瓦解他的国家。在前10年内，我们在波斯湾的劲敌是伊朗，而不是伊拉克。我们希望伊拉克继续是对伊朗的威胁和抗衡力量。我们的阿拉伯盟国决不愿意在科威特境外插足。南面的沙特阿拉伯不希望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中断；而北面的土耳其则不希望从伊拉克分裂出一个库尔德族政权。我们也知道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伊拉克军队投入科威特。其余的部队仍在伊拉克，能够维护内部秩序和抵御仍然是敌对的伊朗。在我所参加的历次会议中从未研究过肢解伊拉克、占领巴格达或改变伊拉克政权形式的问题。我们希望萨达姆在即将来临的风暴中垮台。但是消灭他本人不是一个公开宣布的目标。坦率地讲，我们希望在战后的海湾地区仍然屹立着一个萨达姆垮台后的伊拉克。联合国给我们下了进军令，总统打算在该进军令的范围内行事。
调集的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和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我感到惊异的是，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萨达姆毫无惧色，竟连眼睛眨都没有眨一下。他对制裁无动于衷，对防御性的兵力集结和进攻性的兵力集结都无动于衷；而现在对联合国授权动用武力的决议也无动于衷。他仍然继续在通向灾难的道路上飞奔疾驰。他不会不知道他将失败，但只要他能掌权，他显然甘心以伊拉克人死亡的代价来支付他对科威特冒险之举的费用。从一开始起，总统的直觉就是正确的。他从感恩节视察部队归来曾对我说过，制裁起不了作用。我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已经势在必行了。
我现在仍认为，制裁是国家武器库中一件有用的武器。例如，制裁有助于加速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破产。但是，制裁只对那些把其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领导人才能起到最大的作用，因为制裁对人民和国家的损害比领导阶层大得多。现在的问题是制裁常常用来对付那些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的寡头身上。既然这些领导人仍有房子住，有饭吃，有车坐，而且手中还有权，制裁就很难对他们起作用。萨达姆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布什总统公开地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正如他对曼努埃尔·诺列加所做的那样。“我们正同再生的希特勒打交道，”他有一次这么说，并把萨达姆描绘成是“一个毫不通人性的暴君”。我向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建议要他们设法劝总统说话冷静些。不是说对萨达姆的指责不对，而是把他讲成魔鬼似的说法使我感到不安。我宁愿在谈话中用“伊拉克政权”或“侯赛因政权”。我们的计划只是打算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它不包括推翻萨达姆的专制制度。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不可能提着萨达姆·侯赛因的脑袋来见乔治·布什。为了提高公众的期望值，把这个人说成是魔鬼化身而又让他留在其位，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那年秋天正当全国面对战争的前景时，战争的现实感因一件令人难忘的电视系列片而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在那年的早些时候，我应邀就布什家人在白宫安排的林肯岁月活动发表演说。我站在东厅内与一个年轻人谈话，我说：“那个时期使我着迷。”这个人说：“的确如此，您知道，我正在创作一部有关内战的电视系列片。您是不是想看看我们迄今已拍完的录像带？”
这就是我怎么首次认识肯·伯恩斯和得知他的现已闻名遐迩的纪录片的情况。我全家人看了伯恩斯所赠录像带后深受感动，以致我告诉总统说，我们一家人盯着电视机连看了几个小时。他要求他也看看录像片。我把录像带送到白宫，而他和巴巴拉对这部片子印象太深了，以致我再也要不回来录像带了。在肯·伯恩斯完成整个系列片后，他送我一套完整的片子。我把这套录像带给了切尼，他以1990年圣诞礼品转送给了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从9月23日全国播放该节目的时候起，全国观众连续5夜如醉如痴。我有一次在我们的电话交谈中向诺姆说：“至少人民现在知道了战争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他们真他妈干得棒。”�
